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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圈“上岸潮”在無意中開啟了一種“非計劃性改革”——讓一批懂風險、懂合規、懂博弈、懂成本核算的中青年人才流入體制。

撰文丨老鳳

2025年湖南省財政廳公布的擬錄用公務員名單中，出現了三個熟悉的名字：龍書玉，中信建投前員工；李陽，百億量化私募思勰投資前研究員；胡彥喬，湖南長銀五八消費金融公司原職員。

他們的學歷標簽也不錯——兩位金融碩士，一位稅務碩士，職業背景更沒得說，毫不遜色：券商、公募、私募干過。而且，金融圈的人應該知道中信建投的分量，這是位于金融圈歧視鏈頂端的存在——“三中一華”（國內證券行業對四家頭部券商的統稱，具體指中信證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證券和華泰證券）。

如今，這些金融精英們的去向卻是財政廳體制內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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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趨勢而不是孤例。

事實上，在過去兩年，金融圈“上岸”考公已漸成潮流。從摩根基金、嘉實基金、南方基金到光大證券、中信證券，再到思勰投資、靖奇投資，越來越多的從業者正悄然轉向各種機關的公務員崗位，變換身份、切換人生賽道。

從“打工人”到“編制人”，是很多金融精英的理想歸宿，之前賺到高薪，現在市場不好上岸避險，本身就符合金融最重要的風控原則。

量化基金、頭部投行、公募研究員，這些曾在頂層金融圈閃耀光芒的職位，如今正源源不斷地成為公務員考錄名單上的前一段經歷。

這不是簡單的“逃離”，也談不上誰的“淪落”，這是周期與秩序的交疊，是渺小個體在歷史大勢前的無奈，也是理性人的最優選擇——當行業高壓持續、工作性價比斷崖式下滑，穩定且有保障的體制內工作，成為許多人眼中的“新貴”。

數據顯示，2024年僅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公布的公務員錄用名單中，至少有30余名來自金融行業的從業者成功“上岸”，所涉崗位遍布稅務局、財政部、證監會及地方各級政府。其中既有年輕分析師，也有在行業中打拼十年有余的老將。比如，上海稅務局錄用名單中就出現了一位曾在摩根基金任職11年之久的量化研究員。

與以往“應屆生主場”的公務員錄用模式不同，這批轉型者大多已經歷了職場搏殺、市場試錯、項目失敗與職業轉型，他們不是“職場小白”，而是帶著對金融市場不確定性的理解轉入體制內的人。他們明白：風口不等人，紅利已透支，穩定本身就是稀缺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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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洗牌、投行失速，考公潮背后展現的，是金融的寒冬。

金融人不是天生愛體制，他們只是太懂大趨勢。量化私募領域的“人事地震”成為行業新常態。

2024年，靖奇投資創始人范思奇卸任并清盤產品，直言“身心俱疲”；思勰投資創始合伙人吳家麒也已退股離職，公司方面稱其“多年工作已疲憊”；佳期資本實控人完成更替，鳴石投資、銳天投資等老牌量化機構也在經歷核心團隊調整與股權重構。

無意探討這些公司內部的糾紛，只是想說這些現象本質上反映出一個問題：在超強內卷、回報壓力、合規風險、監管收緊和整體通縮的多重交疊下，金融業的“黃金崗位”正被快速消解溢價。

一位從量化基金轉崗的研究員坦言：“不是不想做，是看不到未來。”

投行能更直接感受到周期冷卻的寒意。在中國內地，IPO節奏放緩、監管持續從嚴、項目推不動、獎金斷崖式下跌，這些都讓“投行夢”快速褪色。

目前已披露2024年年報的38家上市券商中，僅有6家券商的投行業務手續費凈收入實現正增長，最高增幅達91%。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32家上市券商平均下滑27%，最高降幅達84%。

今年4月，證監會公示的 2025 年度擬錄用公務員名單中，287 名擬錄用人員里有 28 人來自券商，其中包括保薦代表人及經紀業務從業人員等。

上海市公布的 2025 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第一批擬錄用名單里，12 家券商的 15 位從業者實現“上岸”，多數被分配至金融委辦公室，個別則分配到民政局、文旅局等部門。

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畢竟以前金融業的薪酬，比公務員可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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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金融人，開始在下班后刷起“公考課”；比起下周的凈值，他們更關心行測怎么考、申論怎么寫；不再幻想下一輪大牛市，而是默默等待擬錄用公示。

這既是一場“逃亡”，也是一次有序的再分流。

歪打正著：金融人“上岸”，公務員系統卻意外進化。

中文互聯網圈曾有一個杜撰的新聞，說阿根廷總統米萊表示過，45歲以下的人最好別當公務員。

杜撰者假借米萊的口說：

剛畢業的大學生不得從事公務員，公務員必須有一線管理經驗，年滿45周歲后才能參與社會管理職務的選拔，經驗對于社會管理是寶貴的；年輕人對于社會也是寶貴的，他們應該去參與更多的事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而不是躲進公務員花園里等待退休。而真正的適合者會用經驗為公眾服務，成為社會矛盾的解決者而不是制造麻煩的閑人。

雖然這番話未能在阿根廷媒體上找到出處，但能在中文圈流傳這么廣，說明對這話背后的含義大家是非常認同的：制度崗位的高質量運行，需要歷練過社會規則、商業秩序與市場競爭的人。

同樣的意思用中國的古話說，就是宰相起于州部，猛將發于卒伍。

香港商人、太平紳士孫啟烈先生在接受采訪的時候曾告訴記者，無論他的哪個兒子，畢業后出來工作，先得在外面打工幾年，積累一定的人生經驗，才能回來接班。

孫先生的原話是：

英文有句俗語，“Ruin someone else's company before you ruin mine”，年輕人在外邊“撞了一次板”，也算是拿到了一點人生經驗，再失敗的幾率就小得多了。

當我們把公務員體系主要開放給應屆生時，看似是在給青年人機會，但同時也意味著一個巨大的成本：一個尚未經歷復雜博弈、尚不懂得系統運轉邏輯的人，被賦予行政權力，往往更可能陷入“教條化執行”與“經驗性偏差”。

一個從未進入過社會、一天生意沒做過、一分錢沒掙過的機關體制人，卻在熬資歷熬成領導后可以去主導制定 “產業政策”，指導經濟發展，這不是在拿公共利益開玩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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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金融圈“上岸潮”在無意中開啟了一種“非計劃性改革”——讓一批懂風險、懂合規、懂博弈、懂成本核算的中青年人才流入體制。

這批人雖然起因是“躲避寒冬”，但有一絲可能，會真正改變地方部門、監管機構的執行與決策機制。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公務員體系向專業化、經驗化轉型的一個“意外契機”。

以財政部今年擬錄用的10名金融行業出身者為例，其中不乏清華碩士、基金經理、量化研究員。他們日后在財政票據監管中心、國資管理崗位甚至發改委外資管理處任職時，希望他們能帶到機關的不只是學歷和申論水平，還有對市場機制的理解。

這可能會成為未來十年中國體制內一個值得期待的趨勢：公務員隊伍不再只是年輕應屆生的“圍城”，而是逐步引入“跨周期經驗者”的融合生態。

周期未必有盡，秩序終于有需。

金融考公潮談不上“英才失路”，它是一次長周期內的自我修復，是時代背景下人群行為的再分化。對個人而言，這是一場理性的取舍；對體制而言，這是一種意外的更新。

過去我們常說：“公務員體系應吸納更懂市場的人。”現在，這句話正在現實中慢慢成真，雖然路徑未必光鮮，動因未必高尚，卻正是中國式改革最擅長的方式：不是一錘定音的設計，而是被逼出來的現實感。

或許多年之后，我們會感謝這場周期下的“人才錯位”，因為它在無聲中完成了最難的一步：讓體制真正吸收了“知道真實世界如何運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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