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彭遠文

這是我早就想寫的一個題，自從開始關注農民養老金，經常給我這個感覺。

我發現，建議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的，很多是經濟學家，比如人大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稻葵，上海交大經濟系教授錢軍輝，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等，以及國務院系統的學者型官員，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這只是非常不完全的統計，我估計連一半都不到，且僅限這幾個月。

最新的一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經濟學家李劍閣，他在6月12日的2025財新夏季峰會上，建議優先提高農村養老金，他說：“如果農民每個月能收到600元退休金，提高部分完全可以成為當期的社會需求，對經濟的拉動效果會非常明顯?！?/p>

然后我發現，三農專家對此只字不提，不僅不提，你查他們過去的發言，一提農民養老金，馬上就說“警惕福利陷阱”。而且，針對這一輪大家的建議，還有直接扣帽子的，說“這樣的聲音不僅會成為政策制定的噪音，更是煽動大眾情緒、不利于社會穩定的破壞性因素”，看得你瞠目結舌。

所以這個事情就很奇怪：不是專門研究三農的，建議提高農民養老金；專門研究三農的，反而不贊成。按理說，后者應該更了解農村，更應該站在農民一邊說話，怎么會倒過來呢？

我思考了一下，略有所得。簡單的說，經濟學家把農民當普通人，三農專家把農民當特殊群體。

在經濟學家眼里，每個人都是一樣的。經濟學的基礎就是“理性人假設”，每個人都有權衡利弊得失的能力，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不管他是農村人還是城里人，不管他是勞動者還是消費者，都不影響這一點。農民養老金太低，在經濟學家眼里，不僅是個公平正義的問題，也是一個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所以上述經濟學家都會提到內需不足的問題，原因很簡單：相當大的一個群體沒錢嘛。

這方面王小魯說得最直接：

要解決這個問題，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窮人的收入，尤其是要有相對平等的福利待遇，其中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是最好的抓手，比什么“以舊換新”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這方面陸挺說得最清楚。

目前，農民養老金平均每月只有200多元，而領取農民養老金的人大多是中低收入人群。給他們增加絕對數量的錢，比如一個月100元、200元，對他們來講收入增幅是很高的，對他們的消費傾向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相比于把100元發放給月入10000元的群體，將100元發放給月入200多元的群體，刺激消費的效果肯定很不一樣。 并且，領取農民養老金的群體大多數是廣大農民工的父母親，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可以適當減輕農民工的養老負擔。同時，相當一部分農民工未來也會在退休后領取農民養老金。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能提升他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進而刺激他們當下的消費。
田進，公眾號：經濟觀察報陸挺：當下沒有什么政策比改革社保體系更能提振消費

但三農專家的基礎假設就跟經濟學家不一樣，在他們看來，農民是特殊群體。

比如大家都喜歡花錢，但他們認為農村老人就不愛花錢，摘錄如下：

筆者深深感受到，對于生活在農村的這一輩老人們來說，他們從未接受過城市消費主義的“洗禮”，對物質消費的欲望極低，對物品的珍惜愛護和最大化利用遠非落后和小氣，而是飽含著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無窮的生活智慧。因此，除了購買肉蛋等食品和藥品等，老人們日常幾乎沒有其他貨幣支出。
陳璐，公眾號：新鄉土陳璐 | 提高養老金就能解決農民養老嗎？

比如世人都好逸惡勞，但他們就認為農民工就愛勞動。

一個身體健康的農民工，不勞動，整天閑逛，不僅自己難受，村里其他人也會認為他是一個懶漢。尤其家庭條件不是很好的情況下面，無事可做，對超齡農民工是精神上的折磨。沒有人會服老，何況60歲確實不算老。能掙錢就可以證明自己仍然有價值。不能勞動就相當于“等死”，生命意義就下降了。
賀雪峰，公眾號：新鄉土賀雪峰 | 超齡農民工路在何方？

如果你說農民“不愛消費”是因為“沒錢消費”，農民工“愛勞動”是因為“養老金太低”，他們又會跟你說你不了解農民，沒有認識到中國制度的獨特優勢：

農業生產很輕松，農村環境貼近自然，有大塊自由時間，有熟人社會，父母已去世，子女已成家，沒有家庭負擔，身體又很健康，僅僅靠農業來養活自己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因此進入到“人生第二春”。他們終于有時間來體會和享受自己的生活。
中國的獨特制度優勢是，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為農民提供了在城鄉之間自由返鄉的彈性空間，從而使中國可以將更多資源用于發展生產、創新科技。某種意義上，正是借助農村和農業的保障與保底，中國不僅有了一個現代化進程中的穩定器，而且有了一個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
賀雪峰，公眾號：新鄉土賀雪峰 | 超齡農民工路在何方？

不僅基礎偏好農民與其他人不同，而且農民還缺乏理性思考和決策的能力。比如你說要讓農民真正擁有土地，他們馬上就會說農民把土地賣了吃喝賭博失去基本生活保障怎么辦。他們完全不會想：為什么不限制城里人自由買賣房產？城里人沒有土地是怎么養老的？同樣一套機制為什么只適用城里人不適用農民？

當然，農民也不追求利益最大化。比如他們經常說的農村作為“緩沖器”和“蓄水池”，說白了就是低質量生存嘛，你的失業不算失業，你的養老不用國家負擔。他們還經常談“糧食安全”，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但完全不考慮種地不賺錢，只要把農民放在土地上就好了。在他們眼里，經濟學假設的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這樣一個基本訴求，對于農民而言是不重要的，農民不在乎。

對比一下你就會發現，三農專家和經濟學家在農民問題上的基本假設是完全對立的，由此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至于孰是孰非就交給大家判斷好了，我相信普通人都有這個能力。

如果非要說，這里我想說一句：如果有人不跟你談普世普適，而是不停給你強調特殊性，你就要小心了，很多時候“特殊論”不過是為了特殊群體的特殊權利，是他要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讓你追求利益最大化。

上面談思想脈絡，下面我要誅心之論了：何以如此，背后的動機是什么？

對經濟學家來說，當然希望市場的盤子越來越大，這就需要農民無論是作為勞動力還是作為消費者，都能夠自由流動（不要把他們困在土地上）和有相應的消費能力（提振內需促進發展）。市場越活躍，經濟越發展，作為經濟學家就越有價值，所以即便從自私的角度，經濟學家也希望農民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尊重農民的自主選擇。

而對于三農專家來說，則必須強調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特殊性，因為這是他們的基本盤——如果三農沒有特殊性，還要三農專家干嘛？為了體現存在感，必須擺出一副他們不僅比城里人更懂農民，也比農民更懂農民。如果任由經濟學家說的那樣發展，他們的基本盤不是越來越小了嗎？要知道發達國家農業人口占比只有1%～5%，美國澳洲這種農業大國都在2%左右，中國目前超過20%。所以他們為什么反對市場，反對資本，反對全球化？如果要誅心，不外乎為了自己的飯碗罷了。

我只是不太明白，這年頭干什么不能混口飯吃，實在不行去送外賣開網約車也行啊，干嘛要去欺負中國最受歧視的群體，要去愚弄二元體制下不明真相的大眾，造成的損害如此之大而收益如此之小，一個人為什么要去干性價比這么差的事情？

我又思考了一下，也許是因為“有用”和“無用”的區別。經濟學家是“有用”的，雖然現在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但經濟還是不容忽視的，你看一旦經濟不行，即便自打耳光，也還是要調整的。所以經濟學家還可以從內需出發提建議，因為這是中國經濟最畸形的部分，是個巨大的BUG。而三農專家是“沒用”的，對經濟沒用，對農民沒用，對國家也沒用，所以最后就為現行制度背書唄，于是坑死了中國農民的城鄉二元體制，在他們的筆下就變成了“保護型城鄉二元體制”，是“中國的獨特制度優勢”。話說到這里，奉勸年輕人千萬不要學他們去糞坑里撈蛆吃，尤其是農村的孩子不要因為良好的出發點被他們帶坑里了，讓這些三農專家成為“最后一代”吧。

這大概是我關于農民養老金寫的第十七八篇文章了吧，這篇看起來離主題有點遠，但我覺得有必要寫。因為如果你去搜索關于農民問題的文章，你會發現這些三農專家制造的垃圾內容嚴重污染了信息源，在一個城鄉隔膜如此嚴重，幾億人不懂幾億人的社會，太有必要正本清源了。

最后想說，要堅決地反對“特殊論”，堅持“普適論”。別把農民當特殊人種了，農民跟你一樣，都貪圖享受，都好逸惡勞，你不愿意種地他也不愿意種地，你不想在農村生活他也不愿意在農村生活；不要把農村描繪成鄉村牧歌，不要說農民多么清心寡欲，這是最無恥的PUA；同樣，你能做到的農民也都能做到，農民有理性思考獨立決策的能力，不比你聰明也不比你笨……農民不需要特殊待遇，給農民普通人的待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