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日本暫停從巴西戈亞斯州和馬托格羅索州進口受精蛋和雛雞，消息一出，迅速在全球農業和貿易圈引發震蕩。巴西農業部證實，這一舉措是由于兩州自給式農場報告出現禽流感病例，尤其是在圣安東尼奧達巴拉和坎皮納波利斯等地，日本更進一步暫停了所有禽肉進口。此舉雖屬防疫反應，但背后所折射出的，不只是防疫機制的緊張，也是一場跨國農產品信任體系的動蕩風暴。

日本的反應毫不拖泥帶水，政策下達直接、執行迅速。一方面，這是其“零風險”食品安全策略的體現，日本自福島核事故后，國內消費者對進口食品安全的敏感度遠超多數國家，對源頭衛生狀況的警惕也達到神經質級別；另一方面，這一封鎖也意味著對國際食品供應鏈穩定性的又一次警告。疫情是否嚴重尚未全面展開調查，而第一時間就“切斷聯系”的做法，無疑也是對巴西乃至全球南方國家農業監管能力的不信任投票。

巴西是世界主要的禽類出口國，其農業部在多年來對動物疫病的監管、通報和撲殺機制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按理說應有能力應對局部疫情。然而在疫情通報未完全公開、風險評估尚未完成的節點上，日本的做法還是顯得過于果斷。這種突發封鎖雖然可以被解釋為“預防性暫停”，但背后實際上折射出全球食品安全體系中話語權的不對等，北方國家更容易掌控“風險定義權”，南方國家則只能被動應對、疲于解釋。

近幾個月來，全球多國禽流感反復暴發，從歐洲到亞洲，從美國到南美，禽流感病毒在多種野鳥和家禽之間傳播迅速，且已出現跨物種傳播案例。這種趨勢本身固然令人警惕，但更深層的警號在于：我們是否已進入一個農產品“高度敏感”的全球化后時代？一旦有疫病出現，第一時間不再是“援助”和“協商”，而是“封鎖”和“禁運”，這對全球供應鏈穩定構成極大挑戰。

從經濟角度看，巴西面臨的不僅是損失幾個訂單的問題。禽類出口是其農業創匯的重要組成，尤其在與中國、沙特和日本等國長期構建的農業伙伴關系中，穩定供應一直是信任基礎。一旦主要進口國對其防疫能力或信息透明度產生質疑，影響將遠遠超出本次暫停本身，甚至可能擴散至對整個巴西農業品牌形象的重新評估。日本此次點名暫停兩個州產品，表面看是“精準防控”，實則是在劃分“信任地理”。而一旦這種劃分成為常態，對發展中國家農業出口國將是沉重打擊。

日本此舉同樣也具有明顯的內政色彩。當前日本國內物價持續上漲，禽肉作為基礎食品，進口量巨大。通過迅速對外“封口”，不僅能對內釋放“政府守護國民健康”的強硬形象，也可間接引導民眾轉向國內農業產品消費，從而支撐本地農業價格。這種“防疫掛帥、農業得利”的操作邏輯，正在全球多個國家成為標準套路。疫情事件越來越被政治化、貿易化，公共衛生與經濟利益早已難分彼此。

而對于全球治理體系而言，這類雙邊貿易中以衛生安全為名的“單方面中斷”現象，實際上暴露出國際食品安全規則體系的缺陷。現有的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世貿組織協定雖然鼓勵各國在出現疫情時相互通報、協商應對，但在缺乏強制執行和對稱博弈條件下，發達國家依然擁有“先封為上”的操作特權。這不僅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空間，也打擊了它們在全球農業市場中的穩定地位。

巴西方面如果僅僅選擇“澄清”“說明”來應對，恐怕難以奏效。在全球對農業疾病傳播越發敏感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應當主動出擊，推動在WTO和FAO等框架下建立更具公平性和程序正義的應急協調機制。一方面提升本國防疫透明度，另一方面也要爭取在出現局部疫情時，獲得更多時間和信任，而非被第一時間踢出供應鏈。

對中國而言，此次事件亦有借鑒意義。中國是巴西農產品最大買家之一，尤其在大豆、禽肉和牛肉等領域深度綁定。在全球食品鏈高度脆弱、各國頻繁“開關國門”的局勢下，如何保障進口安全同時維持貿易穩定，是必須提前籌劃的命題。對中國而言，建立多源進口體系、推動“一帶一路”農業合作、提升本國溯源與檢疫能力，將是戰略性布局。而對長期依賴出口的國家而言，如何贏得全球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長期信任”，或許比價格更重要。

禽流感不是第一次，也絕不會是最后一次，但貿易斷裂的裂痕每出現一次，全球食品體系的裂變風險就更近一步。從巴西到日本，這場“斷雞風波”不僅是一次公共衛生事件，更是一次制度與信任的壓力測試。在信任早已成為全球最稀缺資源的時代，任何一次疫情都是對國家聲譽的公投，也是一場供應鏈治理能力的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