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想過，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學生，是如何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生存下來并進一步實現自己的文藝理想的呢。

這一次，文穴編輯部在《混在北京》有聲劇播放破百萬之際邀請到了該作品的作者——同樣也是知名譯者、學者——畢冰賓畢老師。

在6月26日（周四）晚8點至9點，文穴的創始人徐栩將與畢老師，圍繞著過去的北漂生活和創作經歷以及當下的創作機遇，展開一場深度的線上交流。

本次活動為文穴內部活動，限30人參加（俱樂部文友優先參與），為了防止浪費寶貴的名額，報名占位費為19.9元，活動結束后次日全額返還，報名前請各位確認時間，報名后若錯過活動，該費用不退還。

參與者可聯系執事報名參與，按順序先到先的，滿員即止，以文穴官方說明和解釋為準。

值班編輯-文穴執事（非徐老師）

務必備注：參與線上訪談

建議大家在參與前先行閱讀或收聽相關作品，以便更好了解訪談語境。

關于《混在北京》

如果你生于七八十年代，也對出版社、編輯部的故事感興趣，那么你或許還會記得有那么一部張國立主演的電影《混在北京》。如果你是90后、00后，不妨可以問一下父母，或許他們還會記得這部電影，而它正是改編自幾十年前黑馬寫的同名小說。

這是本寫蕓蕓眾生中小知識分子群像的小說，筆觸寓莊于諧，在嬉笑怒罵中道出了小知識分子為了在社會上爭得一席地的辛酸。

有人稱自《儒林外史》以下一直到《圍城》，寫了封建時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知識分子的可憐相與苦惱相；對于大小知識分子的剪影，寫個別的有，寫幾個也有，但寫小知識分子成堆的卻不多見，《混在北京》就填補了這個空白。

整個小說的故事發生在北京長安街旁的一條小巷子，一座年久失修的老筒子樓里，住著一群來自外地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在一個出版社共事，最大的愿望，就是單位分了房子，好搬出這被叫作“移民樓”的臭水橫流的筒子樓。

飲食男女的知識混子生活就在其中展開了。

雖說北京的筒子樓時代已經離我們漸行漸遠，但是書里描摹的為尊嚴的熱血爭執、為生存的內卷比拼、為虛榮的自我美化、為利益的勾心斗角或依舊映照著每一個北漂人的生活中。在尤為顧及聲譽和體面的出版社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行業。

喜馬拉雅搜：《混在北京》《孽緣千里》

微信讀書搜：《混在北京》《我們的七零年代》

即可收聽、閱讀

《孽緣千里》（又名《我們的七零年代》）是《混在北京》的姊妹篇，這部作品構思其實要早于《混在北京》，只是成書更晚。風格上這本書更具先鋒性，也蘊含著更直白的情感表達。不過相同的是兩本書也涉及了相同人物的故事，比如青木季子、呂鋒等人，也都反映著當時年輕人和知識分子的所思所想。如果你喜歡《混在北京》那就務必不要錯過《孽緣千里》。

《孽緣千里》簡介

苦難風流與茍且委瑣的人生；善良與惡毒的兩難抉擇。這是一部男性體驗和男人心靈成長歷程的小說。它記錄了兩代知識分子的生活軌跡和他們的恩恩怨怨，他們的愛情磨難和性愛激情。從小鎮北河到首都北京到廣州和深圳再到歐洲和澳洲；從小城百姓到京城大學文化圈；人物形形色色，畫面寬闊細致。陽剛與柔媚，血性和理性，親情與鄉情，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下文為黑馬創作《孽緣千里》的自述

《混在北京》以前

作者：黑馬

原文名：《孽緣千里·跋 北河》

寫完《孽緣千里》，我幾乎不能自已。人，誰個不是一粒樹籽兒，任風吹送?誰個不象古城墻墻縫兒里的枝條，巴上一星兒土就扎根，就歪歪扭扭地努力向上長，往高里長?

據考證，筆者那個姓氏的宗祖故地在遙遠的中亞，三千年前不知讓什么風給吹到了咸陽，被賜了個漢人的畢姓，就在渭河兩岸撒籽兒長樹。又不知什么風刮得這兒一撮兒那兒一堆兒，寥若殘星地不肯自生自滅。

終于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我在河北平原上的一座古城中找到了一星兒黃土，也就長起來。

憑著一種血液的感知或是遠宗神靈的啟示，我從小就不把那兒當成故鄉，不肯認同。心靈流浪二十一年后我終于乘風遠去，南下閩江。

自以為永遠擺脫了那個異鄉的陰影，自以為找到了兒時苦苦尋覓的“別處”的生活。可是當我皈依了藝術，藝術之靈卻在向我頻頻昭示：除非我心眼躑躅在那個我生長了二十一年的故地，除非我不斷地乞靈于那口我從小就鄙棄的方言，除非我身在外鄉心靈卻一遍遍重溫那段生活，我就無法獲得形而上的再生。這是對我怎樣的報復!

我不得不聽從那個血流中有節奏的聲音——附體吧，為你的故鄉轉靈：故鄉就是童年。

這真叫殘酷。我拒斥著與它認同，可我的故事教我附麗其上。每每閉上眼睛，每每雙手抱氣進入一個萬籟俱寂的氣場中，我眼前出現的竟是平時無倫如何憑理性回憶不起來的兒時街景，包括大門口石獅子上的劃痕。我相信那是一種跨越時空的信息溝通。我在接收著二十幾年前的頻率和訊號。

我真幸福，我能一次次重溫往昔的溫暖童年感觸，它使我年輕。

唐代苦吟詩人賈島那首《渡桑干》，恰能表現這種況味。“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干水，卻望并州是故鄉。”

當我間或憑著辦公樓的十幾層高窗俯視燈火明滅中的京畿，我似乎并無特別的觸動，反而會抬眼向南遙望，心中閃過一個念頭：沿三環路往南三百里就是那個“野火春風古城”。如果能在那兒的小胡同中住在一個幽靜桃樹小院中，在一屋子明清家俱中讀讀書，該有多么愜意。

可我注定不能投入到那座城的現實氛圍中去。它只是一個“并州”而已。我愛的是“流浪的美學”，似乎那個姓氏背后的宗族流浪史決定了我永遠不會像浮士德那樣說：多么美呀，請停一停！生活似乎永遠在別處。

于是我在一個別處用小說替另一個別處轉靈(metempsychosis)。

我天性愛水。可那里無河。但我執著地相信那里淌過大水。便去查史書。史書告訴我那城西南角曾是濤聲如注，水草如煙的雙河交匯處，南城外更是綠野夾岸，舳艫如林的滔滔大河。那不過是半個世紀前的景致兒。二十多年前的護城河似乎還是清的，我曾和小伙伴光著屁股下河戲水，滾了一身河泥回家，搓下的嘎巴兒絕對是金黃金黃的。那泠泠流水如今越流越黑了。

就是出于這樣理想的鄉戀，我在小說中為故事借以展開的一座古城起名北河。地圖上尋不到它，可它在我的書里。它在我的心河上隱疊著，淡出淡入著。

而“北河”城里的那些人物，則毫無疑問是幾倍于他們原型的格式塔存在。他們只因北河的存在而存在，更因我的筆而頑強地活著；我更因為創造了北河和北河的這些個男女老少——特別是這群我的同齡人——而活得更完整。因此這本虛構現實的小說就成了現實故鄉的格式塔構成，也是我的變形傳記(transfigured biography)。

因此，我沒有理由不感激那塊我生長于斯二十一年的土地。我注定是要一次次地虛構它，為它也為那時的我轉靈，我會隨它笑啼如赤子，更緣“劇”(我筆下的故事)而喜怒。因了這種藝術創作而加深的親情感，我會愛那個故鄉，但不會刻骨銘心，只是以我的方式——置身其外，溫情地關注并冷靜地祝福它。與它相比，我有充足的理由更深摯地愛我的“北河”。只有北河才完全是我的，我會伴著北河一次次再生。

順帶幾句。《孽緣千里》構思動筆于1987年，其部分草稿是在中國青年出版社那座正義路上讓人住得靈魂出殼的筒子樓中完成的。那兒曾是我的方舟，那段日子透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庸俗美，為我的“虛構行為”著著實實地提供了一種重要因素——現實，經過與虛構和想象的整合它終成新的現實。我的主要翻譯作品是在那座樓中東借西借的四個房間里打著游擊草就的。可以說迄今為止我的大部分書稿都是在那座“灰樓”中完成的，今后將出的書大都也在那兒孕育。我在中青社很行尸走肉地偃蹇八年，很默默地改著大量來稿的錯別字，很癡迷地讀書譯書寫詩做文，很自鳴得意地看風景卻不知也被當風景看著。悄悄地來又悄悄地去，兩袖清風地走了，只帶走許多構思。那八年對我一生很重要。

搬出筒子樓后又考了一個班兒，由于還算年輕沖動，便放下“北河”而急就寫成《混在北京》，完全是“跟著感覺走”，只想極早保鮮一段水深火熱的生活和切膚感受。就這樣，《孽緣千里》便動筆在前，成書在后。兩書中的青木季子、李大明和呂峰本來是如此這般地為《孽》設計的，卻中途客串到《混在北京》中。青木季子還因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在《混在北京》中唱了主角，寫著寫著由一個無恥女人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而何群導演因起家時是畫家，與青木季子算同行，則在改編《混在北京》成影視時對季子傾注了更多的同情，一心著著實實在銀幕上塑造出一個歷盡苦難性格復雜的女藝術家形象。青木季子因了“現實主義的勝利”這一法則而種豆得瓜，凄艷，典雅。到了《孽》中又憑添些貴婦雍容。無論日本還是中國觀眾都會為這“慰安婦”的女兒掬一把同情淚水，也因之浮想聯翩。我相信。

青木季子因為在《混在北京》中挑了大梁，她的戲在那兒做足了，在《孽緣千里》中便成了配角。讀者可能會感到其背景不足。只須翻翻《混在北京》便可一目了然。她和李大明的“孽緣”起因亦始于《混在北京》，在此不多贅筆，尚希見宥。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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