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而言，中西方有很多不同。對“過錯”認(rèn)知的不同，一定是最醒目的一個。

每當(dāng)出現(xiàn)大的災(zāi)難之后，中西方常會走向兩個極端。

在中國，多以控訴為主。一切過錯，都推給了“他者”——罪在前世、罪在社會、罪在敵人、罪在時代、罪在傳統(tǒng)、罪在現(xiàn)實.....總之，罪不在我。著名文學(xué)評論家劉再復(fù)稱之為“譴責(zé)有余，自審不足”。也正因此，像巴金這樣，特殊時期后，審判自我的行為，顯得彌足珍貴。

而在西方，則多以批判自我靈魂的“懺悔”為主——猶太人有哭墻，這是一個民族對自身墮落的懺悔；德國有總理勃蘭特的華沙之跪，這是一個民族對自身惡行的懺悔；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xué)母題，大多都是主人公的“救贖”歷程；更不用說隨處可見的教堂、告解室。這是一個飽含罪感文化與意識的世界。

所以，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中國文化如此缺少懺悔意識？

原因一：

中國文化缺少幽暗意識

懺悔的第一個大前提是意識到自身的有限性、不完美，乃至罪性。

作為西方文化三大來源之一的基督教，一開始就認(rèn)識到了人的有限性。西方人認(rèn)為，人都有“原罪”——一種向下墮落的傾向。哪怕是剛出生的小孩子也有著對同樣吃奶小孩的嫉妒心。有“原罪”自然需要通過“悔悟”“懺悔”去實現(xiàn)“救贖”。

所以有人說，西方是罪感文化，依靠啟發(fā)人的良知，并通過懺悔和贖罪來減輕人的內(nèi)心的犯罪感。

而中國文化，李澤厚稱之為“樂感文化”。既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也不同于日本的“恥感文化”。

樂感文化持性善論，它更重視現(xiàn)世的快樂，企圖通過日常生活的快樂實現(xiàn)超越。比如含飴弄孫、夫妻和諧、父子親密。懺悔的前提是正視罪的存在。“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中國文化中，缺少這種“幽暗意識”。人不是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的罪，自然也就無需給懺悔以位置。

中國文化有懊悔、悔恨、悔過、悔悟，追悔莫及，悔不當(dāng)初等，但就是沒有悔改，沒有對生命的懺悔；充其量，中國人只能做到“認(rèn)識錯誤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為何物。

反觀西方，哪怕令人詬病的盧梭，也在《懺悔錄》中，不停呼吁人應(yīng)該懺悔。懺悔才是珍愛自己，才是捍衛(wèi)自己作為一個獨立自足生靈的榮譽。

原因二：

中國文化缺少超驗存在

懺悔的第二個大前提，是有一個超驗的、全真全善全美的終極存在，作為懺悔的對象。如基督教中的上帝，甚至各種超自然神靈。

嚴(yán)格來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度。中國的儒教、道教、佛教都沒有這樣的超驗存在。儒家的圣人是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道教的“三清”是更高級的神仙，佛教的釋迦牟尼更像是一個較早覺悟的先知。

缺乏超驗的信仰對象，但信仰又是人的精神必需，所以中國文化就把政治、軍事、文化中的領(lǐng)袖，作為了信仰的對象——儒家的圣人、關(guān)羽、岳飛甚至孫悟空這樣的文學(xué)形象.....

這些信仰對象，承擔(dān)的是“效用”，不是悔悟“對象”。中國對他們的跪拜，是有所求，而不是有所悔。所以有人說，西方人進教堂是為了懺悔，中國人進廟是為了賄賂。當(dāng)求而不靈的時候，信仰對象甚至有可能成為怨恨對象。

沒有一個超越的、終極的、無限的存在，作為人的信仰對象，懺悔自然不會發(fā)生。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樂感文化”實際與日本的“恥感文化”是一致的。所以，德國總理勃蘭特可以向波蘭人民下跪謝罪，日本就很難做到這點。

反觀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認(rèn)為人是微不足道，這世界唯一配得上讓眾人膜拜的只有上帝；人都是卑劣的，包括他自己。

原因三：

中國文化缺少獨立主體性

懺悔的第三個前提，是個體作為獨立主體而存在。

懺悔實際是內(nèi)心法庭對自己的審判，它所表達的是懺悔者向上的意志。只有具備主體意識，才能進行真正的懺悔。

在西方，把人看成獨立主體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可謂源遠流長。

然而，中國有著漫長的大家長傳統(tǒng)。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只有最上位的那個老大，才是獨立的主體，其他人都像未成年的孩子。

孩子缺乏自省能力，他們只會向“家長”認(rèn)錯或控訴，但不會向無限者懺悔。因此，每當(dāng)一場社會大災(zāi)變過后，中國人中就會涌現(xiàn)出無數(shù)的控訴者。他們像孩子一樣控訴自己所遭受的苦難，要求家長懲罰別人，安慰自己。在控訴之后受到安慰是他們最為欣慰之事。控訴未遂則會使他們感到委屈，生出哀怨之情。

中國文化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控訴史。在屈原的詩、《竇娥冤》之類的戲曲、傷痕文學(xué)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控訴意識。

沒有獨立主體意識的文化，自然不存在懺悔的個人。

懺悔，就是讓我們知道自己應(yīng)該長大成人，以主體的身份為自己和歷史負責(zé)，在犯有罪責(zé)時進行自我追問和自我懲罰。

托爾斯泰在《懺悔錄》中，就不停懺悔自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一個“多余的人”，對于民族、社會和國家應(yīng)該擔(dān)負怎樣的責(zé)任。

總之，懺悔的存在，意味著“我”是不完美的，“我”與超驗存在有著深刻聯(lián)系，“我”又有獨立的人格，因而對歷史負有責(zé)任。這無疑是一種極其偉大的意識，以至于羅素說，基督教的原罪觀，是文明史上的重大進步。懺悔意識，則成了西方文化最優(yōu)秀的基因。

西方的懺悔傳統(tǒng)不僅源遠流長，更有著奧古斯丁、盧梭、托爾斯泰三大懺悔錄屹立在“自我審判”文化豐碑上。三部懺悔錄都袒露無遺地寫出了作者做的荒唐事情、所犯的罪惡，并對其做了極其深刻的心理剖析，開啟了三場靈魂的審判。

思想家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認(rèn)為，中國文化的轉(zhuǎn)型和未來，必需建立在全面接受西方優(yōu)秀文化的前提之上。所以，以懺悔意識取代控訴意識，對于中國文化的轉(zhuǎn)型來說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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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