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郭聰聰 北京報道

“一個案子拖垮一家企業”的現象，正在引起社會各界、立法、司法機關的高度關注。2025年5月，我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正式實施，這部被譽為“民營經濟憲法”的法律，從實體法角度特別強調了對民營企業財產權的保護。

與此同時，刑事訴訟法的第四次修訂，自2023年被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后，至今也進入了關鍵窗口期，這場修法也被業界視為破解民營企業財產保護司法程序難題的重要契機。

長期以來，涉企刑事案件中的財物處置亂象頻發——異地"遠洋捕撈"式執法、超范圍查封凍結、數字資產處置無章可循等問題，讓不少企業陷入“涉案即休克”的困境。在刑訴法修訂的關鍵時刻，如何通過程序正義守護民營企業財產權，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

近日，在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辦，北京星來律師事務所協辦的專題研討會上，來自高校、司法行政機關及實務領域的專家學者，聚焦民營企業涉案財物處置難題，圍繞涉案財物處置與企業經營、產權保護及數字資產等關鍵議題展開了深入研討。

困局一：異地執法“遠洋捕撈”，企業陷入“管轄陷阱”

業界所稱的“遠洋捕撈”式趨利性執法現象并不鮮見。對此，在民營經濟促進法明確規定的“兩個禁止”中，其中之一就是“禁止為經濟利益等目的濫用職權實施異地執法”。然而，對于異地執法、管轄爭議等問題的落實，仍需刑事訴訟法作出回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衛東就指出，現行刑訴法對“犯罪地”的界定過于寬泛，導致一些地方公安機關可以憑借極其微弱的聯系界定為“犯罪地”而進行跨省辦案。他建議，在管轄規則方面確立“主要犯罪地”管轄原則，對網絡犯罪案件引入“實質關聯”判斷標準，避免僅憑用戶注冊地等微弱聯系主張管轄權；同時完善管轄異議制度，建立多方參與的管轄協商機制。

規范異地執法程序、加強審查是關鍵。星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程曉璐提出：應建立管轄權異議程序，開通向作出指定管轄的上級機關（非被指定機關）提出異議的法定渠道，必要時組織聽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計劃也強調，應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立案監督職能，尤其是對不該立而立的案件。

同時，多名學者呼吁暢通涉民營企業案件的救濟措施。青島大學法學院王靜教授就指出，當前民營企業面臨異地執法時缺乏有效救濟渠道的問題亟待解決。對此她建議建立三重保障機制：首先，應開通本地緊急救濟通道，允許企業在遭遇不當異地執法時向本地公安機關求助；其次，需設立損害賠償請求程序，對違法執法造成的損失建立追責賠償制度；最后，應強化執法監督，通過“賠償利劍”倒逼執法規范化。

困局二：合法財產與違法財產“一鍋端”，企業遭“致命誤傷”

在司法實踐中，涉案財物處置失范已成為懸在民營企業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由于相關法律界定模糊，司法機關自由裁量空間過大，這常常使得民營企業在面臨案件時，出現合法資產與違法財產被 “一鍋端” 的現象。合法財產被查封、凍結、扣押，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受到嚴重影響。

此前就有媒體報道，某港口碼頭因涉嫌走私被警方查處，辦案過程中，警方不僅凍結了涉案財物，還將整個碼頭予以查封。這座原本每年營收可達5億元的碼頭，因案件查封遭受了重大損失。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李偉副教授指出，民營經濟促進法第62條雖然提出嚴格區分違法所得、其他涉案財物與合法財產，民營經濟組織財產與民營經濟組織經營者個人財產，涉案人財產與案外人財產，但細化標準與實操規則仍待完善。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華提出，當前處置機制仍有三大難點待解：首先是資產切割難，在涉黑、非法集資等案件中，家族企業或一人公司的資產混同現象普遍，因缺乏明確法律標準，執法機關易擴大查扣范圍；其次是訴訟順序難題，當涉案資金與企業經營資金混同時，先行啟動刑事追繳或優先處理民事糾紛均存在問題，使得司法機關在“確保刑事訴訟的證據保全”與“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之中陷入兩難；第三是資產處置僵局。部分案件因資產權屬不清處置停滯，現行對無人認領或權屬存疑資產的處理方式缺乏法律依據，被動形成處置僵局。

對此陳衛東強調，在涉案財物處置過程中，如何平衡司法辦案需求與企業正常經營需要，是亟待解決的難題。一方面，司法機關需要通過查封、扣押等措施確保案件的順利辦理，防止涉案財物的轉移或滅失；另一方面，過度的、不合理的查封、扣押行為，可能會對企業的資金流轉、生產運營造成致命打擊。他強調，在修訂刑訴法時，應明確規定在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時，除依法確需責令關閉企業的情形外，在條件允許情況下必須為企業預留必要的流動資金和往來賬戶，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奮飛指出了涉案財物舉證責任存在尚未明確的問題。他提到，在證明涉案財物是否屬于合法財產的過程中，刑事訴訟法對證明責任的歸屬問題并未作出規定。考慮到被告一方在訴訟中往往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檢察機關作為擁有更強調查取證能力的國家機關，有能力也有義務對涉案財物追繳的相關主張加以證明，因此，檢察機關對其主張的成立承擔證明責任具有正當性。

困局三：數字資產發展下的企業"新型風險"

隨著數字經濟崛起，數據作為第五大生產要素的價值日益凸顯。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測算顯示，2022年我國數據要素市場規模已突破1000億元，預計2025年將超過2000億元。在2024年財政部推動數據資產入表后，企業數據資產化進程顯著加速，盡管當前交易流通仍處于起步階段，但未來市場體量將持續擴張。在此背景下，這一尚處“規則空白”的新型財產的處置問題，正成為亟待破解的治理課題。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高童非指出，數據資產在企業經營中具有“雙重屬性”：既是企業核心財產，又是支撐經營活動的關鍵生產要素。他表示，這種特殊性使其在涉案處置中面臨三重司法困境：首先是保全措施缺乏針對性，傳統查封、扣押手段難以適用于無形數據資產，簡單的賬戶凍結可能會造成企業整個信息系統癱瘓的后果；其次是價值評估體系缺失。數據資產的價值具有場景依賴性，同樣一組數據對不同企業價值差異巨大；第三是處置程序規范不足。現行法律未明確數據資產能否及如何拍賣、變賣。

對于虛擬貨幣的處置更是需要明確的重點。據FBI最新發布的《2024 年加密貨幣欺詐報告》，在受害者被指示向海外匯款的地域分布中，中國以1270例位居全球第四，這一數據折射出虛擬貨幣犯罪跨境化特征的嚴峻性。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陶楊指出，虛擬資產具有匿名化、去中心化、跨境化等特點，這些特性對技術要求極高。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在于其價值波動極大，可能短時間內——甚至在一分鐘或幾秒鐘內——就出現閃崩，從而導致巨額損失。他表示，虛擬貨幣處置的難點主要體現在技術和法律兩個層面。在技術層面，虛擬貨幣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性給保管帶來了巨大難題，此前就曾出現過查獲的比特幣因密鑰保管不善而導致價值大幅縮水的案例。此外，虛擬貨幣價格波動劇烈也是一個棘手難題，其價格在短期內可能出現大幅震蕩，甚至在半年內波動幅度高達300%，這無疑增加了罰沒金額確定的難度。

在法律層面，2021年央行等十部門發布了《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通知明確禁止了虛擬貨幣相關業務，這導致合法處置渠道缺失。這在實踐中，催生了兩種灰色路徑：一是委托境外機構處置，但這種方式手續費高昂；二是犯罪嫌疑人“自愿”變現，這種方式則容易滋生逼供、誘供等問題。

面對這一困境，相關部門正在積極探索新的處置路徑。

近期，北京在這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北京市公安局法制總隊與北京產權交易所創新合作機制，具體操作流程為：公安機關將涉案虛擬貨幣實物委托給北交所處置，北交所接受公安機關委托后，選定專業服務機構對涉案虛擬貨幣進行檢測、接收、移交等操作，并通過香港合規持牌交易所公開變現出售，履行國家外匯管理審批手續后，結匯轉入公安機關涉案款專用賬戶，并上繳國庫。這一創新模式的突出特點在于其合規性、公允性、安全性和高效性，能夠實現24小時快速處置，為解決虛擬貨幣處置難題提供了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