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人物》記者??王喆寧

2023年，徐星在內蒙古自治區巴音滿都呼嘎查挖掘恐龍化石。 臧海龍攝

人物小傳

徐星，1969年生，新疆伊犁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主要從事中生代爬行動物化石及地層學研究，曾獲中國科學院杰出科技成就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等。熱心科普事業，所著《未亡的恐龍》獲評全國十大科普好書。

多年后，徐星仍清晰地記得1997年發生在遼寧省北票市的一晚。那天，關于恐龍化石的野外發掘工作結束了，一個當地人告訴徐星和同事，愿意捐獻一件化石標本。來到這位捐贈者的住處，徐星看見了一些堆在房屋一角的破碎化石。當看到其中一塊化石上隱約露出的羽毛印痕，他激動地蹲下身去，“當時那種感覺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像是把進化史的一扇門推開了一條縫，門后是恐龍向鳥類進化的漫長歷程。

這塊化石后來被命名為“意外北票龍”，是世界上首次發現的保存有羽毛的鐮刀龍類恐龍化石。正是這次發現，讓徐星選擇帶羽毛恐龍作為研究方向。

如今，徐星已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他和同事命名的恐龍新物種超過80個。當記者走進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圖書館，書架上整齊碼放著古生物研究領域的中外學術期刊，在不少期刊中，都能看到徐星的名字。

探索未知，在恐龍演化領域深耕

21世紀初，遼寧省朝陽市的一次發掘改變了人們對恐龍的認知——徐星和同事發現了前后肢均具飛羽的小盜龍，提出四翼恐龍假說，但遭到一些質疑。徐星坦言：“我們傳統上對于恐龍和鳥類的認知是有固定模式的，很多研究者無法接受這樣的概念。”

彼時，大多數學者相信鳥類飛行奔跑起源說，即認為鳥類的祖先是兩足行走的小型獸腳類恐龍，在奔跑當中，其前肢解放出來，演化出拍打能力。但徐星等人認為，這些長著4個翅膀的恐龍很可能已經具有滑翔能力。這一發現為鳥類飛行起源于樹棲動物、經歷了一個滑翔階段的假說提供了關鍵證據。

2011年，在新疆五彩灣，科考隊隊員余濤發現地層上裸露出一排彎曲尖銳的牙齒。“那時候我們很興奮，覺得它會不會是暴龍家族的成員？侏羅紀時期的暴龍家族化石在那時很罕見，這個保存非常好的化石將是一個重要發現。”興奮不已的徐星和同事擊掌慶祝。隨后，科考隊隊員通過艱苦采掘，終于獲得了完整化石。

2015年，奇翼龍的發現曾掀起更大波瀾。這種恐龍有著類似蝙蝠的皮膜翼，和之前人們認知的羽毛飛行演化史相悖。為證實這一發現，徐星團隊先是對化石進行CT掃描，又用電鏡觀察翅膀的微觀結構，甚至分析了翼膜殘留的化學成分。“通過不同來源的證據，我們最終說服了《自然》雜志審稿人，讓他們相信奇翼龍確實長著奇怪的翅膀。”徐星說。

隨著在恐龍演化領域的深耕，徐星發表了300余篇論文，研究成果創造了多項世界第一，并于202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被親切地稱為“恐龍院士”。

徐星介紹，“在中國發現的恐龍為什么不能用中文命名呢？其實世界各地的學者都嘗試用本地語言來命名恐龍，以增加恐龍的地方特色。”

徐星于2004年首次用漢語拼音直接命名“寐龍”，既描述了化石蜷縮睡眠的姿態，又暗喻億萬年的沉睡。之后他又命名了很多具有中式風格的恐龍名字，如“奇異帝龍”“朝陽傳奇龍”等。2012年，《自然》雜志評價：“徐星革新了恐龍進化研究，幫助中國成為古生物學的‘動力室’。他已經對60多個物種進行了命名，比其他任何在世的古脊椎動物學家所命名的都多……”

風餐露宿，無人區里開展艱難發掘

雖然命名的恐龍種類多，但對于徐星和眾多科研人員來說，“沒有什么重要發現”才是野外發掘的常態。他早年開展野外科考時，常帶隊深入前人少涉足的區域尋找恐龍化石，這種探索過程充滿艱辛與不確定性。“我們10多人組成的科考隊，經常在無人區一天行走二三十公里，連續工作一兩周，都沒什么發現。”

尋找化石的過程往往枯燥至極。徐星每天的野外工作始于黎明前的裝備檢查，地質錘、放大鏡、加固劑等被分裝進褪色的帆布包。隊員們到達地點后，手持地質錘俯身敲擊巖層，每日重復著剝離、清掃、標記等工作。

風餐露宿是團隊的日常，有時甚至要與狼群爭食。一次，營地丟失了一只羊，“幾天以后，我們在營地300米外發現了那只被狼咬死的羊”。車輛故障更是家常便飯——方向盤在顛簸中脫落、輪胎被銳石扎穿……

讓徐星印象最深的是在蒙古國的戈壁上作業。為了節約水，團隊成員連續20天不能洗臉刷牙。徐星的襪子因為汗鹽結晶與沙土板結，硬得像靴子一樣，竟能直立在帳篷角落。

有一次在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徐星像往常一樣伏在地面工作。“找到化石后，要用石膏和麻袋片把化石裹起來拿回去，一袋子50公斤左右。”搬運的時候，徐星清晰地聽見腰部發出“咔”的一聲，頓時劇痛襲來。為了不耽誤前往200公里外進行調查，他忍痛躺在車后座，兩天多才穿越戈壁，到達下一個目的地。現在，腰疼成了老毛病，他常常要站著工作。然而，徐星卻不以為苦，“經年累月地‘走’下來，才有機會收獲幸運。”正如“意外北票龍”的發現，所謂“運氣”都是歷經艱難、辛勤付出后“水到渠成”的結果。

擁抱“轉折”，用科普傳遞知識與樂趣

童年時期，徐星有過許多夢想，比如，成為陳景潤那樣的數學家，卻從未想過會和億萬年前的生物產生聯系。初中時，他又迷上了物理，想要考北京大學物理系。

第一次命運轉折發生在1988年夏天。北大物理系那年未在新疆招本科生，當看到錄取通知書上的“古生物與地層學專業”時，徐星十分疑惑：“這個專業是干什么的？”老師也一頭霧水，認為可能是一個新專業。開學后，徐星才知道，這個學科方向是地球科學的一個分支。

第二次轉折來得更戲劇化。1992年，徐星所在班級前幾名的同學全部放棄了保研資格，他意外獲得推薦，成為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當年唯一招錄的應屆碩士研究生。

徐星最終接受了“命運的選擇”。碩士研究生最后一年，為完成畢業論文，徐星才開始系統研究恐龍化石，開展野外挖掘。“那時候我才發現，原來恐龍化石研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需的技術和方法，與我的能力也很匹配。我很喜歡野外科考，喜歡趴在地上尋找化石。第一次親手觸摸恐龍化石的時候，我仿佛感覺到了億萬年前的生命。”從那時起，徐星才算真正進入了古生物學領域。

為了將古生物學的樂趣傳遞給更多人，幾年后，徐星開始涉足科普。剛開始，他寫了很多科普文章，也開了科普講座。第一次在北京西單圖書大廈辦講座時，現場工作人員、家長和小孩，再加上徐星，總共就7個人。堅守科普事業至今，他也曾受到質疑。“有人說，院士的時間很寶貴，應該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科學研究。但我覺得，科普和科研是同等重要的。”徐星說。

20多年前，徐星得知自己需要寫一篇1000字左右的恐龍科普文章，還有可能登上小學語文課本，他既興奮又苦惱。“科學語言和科普語言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風格體系，那是小學四年級的一篇課文，既要讓孩子們看得懂，又要具有文學性，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很大的工作。”短短1000字，徐星反復推敲，幾易其稿。

“說到恐龍，人們往往想到兇猛的霸王龍或者笨重、遲鈍的馬門溪龍；談起鳥類，我們頭腦中自然會浮現輕靈的鴿子或者五彩斑斕的孔雀。二者似乎毫不相干，但近年來發現的大量化石顯示：在中生代時期，恐龍的一支經過漫長的演化，最終變成了凌空翱翔的鳥兒……”文章最終呈現在課本上時，徐星的“自豪感比取得科研成果還要強烈”。后來，每次科普講座上都有很多孩子說，因為學習了《飛向藍天的恐龍》這篇課文，對恐龍產生了巨大興趣。

如今，徐星的科普講座場場爆滿。“我們了解世界，都是從孩童時期就開始的。恐龍化石能夠抓住七八歲孩子的眼球，也可以讓孩子們更多地關注科學、了解科學。”徐星說，“我做科普，并不是希望所有孩子將來都選擇古生物學，而是希望更多孩子關注自然和科學。只有全社會形成崇尚科學的氛圍，我們才能真正培厚科技發展的黑土地，為科學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 人民日報 》( 2025年06月19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