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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寫得很系統了，不過沒有提一件事，就是1939年到1954年之間，重慶也是直轄市。長期以來，要從文化和歷史上論證“重慶和四川不一樣”的人，除了“重慶是巴，四川是蜀”這句話之外，還經常說，重慶本來就是直轄市，1997年是“恢復直轄”。

首先，在1997年所有的相關文件中，都表述為“設立直轄市”，而不是“恢復直轄市”，所謂重慶是“恢復直轄”，本身只是一種民間說法。

事實上，從民國年間到1954年的“直轄市”，和現在的直轄市，也根本不是一個概念。

中國廣泛實行“市制”，是在上世紀20年代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最初，直屬于國民政府的大城市被稱為“特別市”，后來“特別市”又改為“行政院轄市”（簡稱“院轄市”），到1948年“院轄市”改稱“直轄市”。

民國時期實行的“狹域市制”，市不管縣，只設區，市管的區域就只是城區， 郊區就已經是其他的縣在管了。看臺灣的行政區劃便知道了，新北市的前身是臺北縣，而臺北市在原臺北縣的中間，臺北市原來也管不到臺北縣。民國時期上海市和上海縣（主體后來改為閔行區）同樣也是并列的，上海市是直轄市，上海縣則是江蘇省轄縣。

到1947年，國民政府名義上設置了12個院轄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漢口、青島、廣州、西安、重慶、沈陽、大連、哈爾濱，但對大連（當時屬蘇聯）、哈爾濱（已解放）沒有實際控制。（所以后面只討論除大連、哈爾濱外的10個城市）

在狹域市制度下，一個直轄市在地圖上就是一個“點”，周圍全部被同一個省包圍，甚至一些直轄市還兼任省會，所以直轄市和省之間的關系非常模糊。

在民國時期10個直轄市中，南京是首都（且江蘇省本來也散裝），北平、上海、天津昨天也分析過了，天然有和“母省”明顯的差異屬性。

但其他城市和省之間的關系就很曖昧了。其他直轄市里，只有青島和漢口是移民商埠城市。青島作為德、日殖民地（強占地）的時間相對較短（共計25年），城市發展水平也和上海、天津有較大差距（對遠距離移民的吸引力弱于滬、津），所以外界對青島“獨立性”的認知弱于滬、津，把青島看作山東一部分仍很主流。

至于漢口，相較上海、天津甚至青島，作為商埠，它的區域性本來就要更明顯一些。漢口的“直轄市”狀態本就斷斷續續，它和武漢三鎮中另外兩個隸屬湖北的區域（漢陽、武昌）在方言上都沒有形成明顯差別。1927年，武漢三鎮一度合并成立“武漢市”，1928年，國立武昌高師改組為“國立武漢大學”，武漢三鎮概念已經逐漸成型，大眾更普遍認為武漢地區屬于“湖北”，也不會有人把漢口從湖北“摘出來”。

至于廣州、西安、沈陽、重慶，完全不是以租界為主體形成的商埠城市，而是傳統古城。在民國時期，其實并沒有人認為這四個城市不屬于母省。重慶是先成為國民政府所在地（1937年），后成為院轄市（1939年）的，下江移民涌入重慶時，本來就都說“到四川去”，壓根沒有“到川渝去”這樣的概念。重慶成為院轄市之后，蔣介石本人還在1939年9月到1940年11月兼任過四川省主席，如果他不把四川視為“陪都所在地”，也不會做這樣的政治安排。

至于廣州、西安和沈陽，更是兼了省會，它們作為“直轄市”，其實更類似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到1994年之間它們作為“省會兼計劃單列市”的狀態，自然更沒有人認為這三個“直轄市”不屬于母省。

這個道理不難理解。“兩蔣時期”，臺北和高雄已經先后被從“臺灣省”劃出設立“臺北直轄市”、“高雄直轄市”，當時臺灣人還有普遍的“大中華意識”，（臺灣人身份在當時還是省籍概念而非后來《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出臺后區隔大陸人的政治概念），實體的“臺灣省政府”依然存在，從行政區劃上“臺北市”“高雄市”和“臺灣省”就是并列的，但北高兩市市民也不會認為自己是“臺北人”“高雄人”而非“臺灣人”。這種狀態，和民國時期大陸多數直轄市和母省的狀態，是一樣的。

講完了民國時期的情形，再來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4年的全國行政區劃。

現在的行政區劃是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邏輯，而在當時，并不是這個邏輯，而是中央——大區——省（自治區/直轄市/行署區）的邏輯，所以當時的直轄市并不是一級行政區劃，其地位較現在是略低的。

1948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北平市和天津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是隸屬華北人民政府的直轄市。1949年10月，華北人民政府撤銷，原華北人民政府大部并入中央人民政府，華北人民政府所屬各省和北京、天津均改為中央直轄，中央人民政府設華北事務部指導華北各省市工作。1952年，華北事務部撤銷，改設華北行政委員會，北京、天津又成為華北行政委員會下轄的直轄市。

除華北大區外，全國其他大區的行政建制沿革要簡單一些。中共中央的大區局，先是對應綜合性質的“大區軍政委員會”（東北稱“東北人民政府”），而“大區軍政委員會”在1953年改為“大區行政委員會”。

當時除京津外的所有直轄市，都和省、行署區一樣，隸屬各大區。

上海屬于華東大區，是華東大區駐地。1949年到1952年期間，華東大區除上海外，轄南京直轄市、蘇北行署區、蘇南行署區、皖北行署區、皖南行署區、山東省、浙江省、福建省。1952年，南京和蘇南、蘇北合并，設置江蘇省，南京降格為省轄市兼江蘇省會。所以，新中國成立后，南京并不存在“直轄但不屬于江蘇”的時期。江蘇省一恢復，南京就劃入了江蘇。

東北大區的情況更特殊，抗戰后，東北被設置了三個直轄市和九個省，和現在的行政區劃差異非常大，現代東三省的格局本質上是1954年之后才形成的，加之東三省主要人口構成相似（都以“闖關東”移民為主），方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高度相似，東北人“東北意識”遠大于“省籍意識”。

1949年到1954年，東北實際上處在行政區劃的過渡階段。一開始，東北設五個直轄市（沈陽、旅大、鞍山、撫順、本溪），另轄遼東、遼西、吉林、松江、黑龍江、熱河六省。1954年，東北大區撤銷，上述五個直轄市和遼東、遼西合并設新的遼寧省。所以也不存在哪個城市直轄的時期“不屬于遼寧”的問題，因為現在的遼寧省是合并組建的，這些城市所謂“直轄”的時候不是“從遼寧劃出來的”。

此外，1953年，原吉林省省會長春升格為直轄市，吉林省會遷到吉林市。同時，松江省會哈爾濱升格為直轄市，并繼續兼松江省會。1954年，東北大區撤銷后，吉林省和長春市合并，長春復為省會；黑龍江省（原省會在齊齊哈爾）、松江省和哈爾濱市合并，省會設在哈爾濱。

中南區有兩個直轄市，武漢和廣州，但這兩個城市同時兼湖北省會、廣東省會。西北區只有西安一個直轄市，同時兼陜西省會。

西南區唯一的直轄市是重慶。但西南區設立之初，并沒有四川省，四川分為川東、川西、川北、川南四個行署區和重慶市，直至1952年8月，川東、川西、川北、川南四個行署區才撤銷恢復了四川省。1949年到1952年期間，并沒有行政意義上的“四川省”，當時人們在提到四川的時候，自然指的是重慶和四個行署區。所以，四川省存在且重慶仍然直轄的狀態，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只有1年10個月。

通過對1954年之前“直轄市”歷史的梳理，不難看出，在當時的“狹域市”體制下，直轄市和省之間的概念邊界，始終是相當模糊的，很少有人會把一個點狀的城市從所在省“摘出來”。諸多直轄市還在兼任省會，更可以證明，那時候“直轄市”不屬于“省”的概念，其實還沒有形成。

1954年，大行政區撤銷，全國只保留了京津滬三個直轄市，恰恰是因為，河北和江蘇，并不是它們嚴格意義上的母省，天津后來短暫恢復省轄后8年又恢復直轄，也印證天津和河北的異質性。而除京津滬之外，其他直轄市的“直轄”只是其歷史上的短暫瞬間，并不證明這些直轄市和它們本來所在的省天然沒有聯系。

事實上，正是從1954年起，直轄市和周邊省份徹底劃清界限的觀念，才開始真正形成。

1958年，北京、上海分別合并了周邊若干縣市，1973年，恢復直轄的天津市合并了五個周邊縣市，北京、上海、天津的行政區劃徹底定型，它們都從“狹域市”變成了“廣域市”之后，直轄市和其他省徹底并列的邏輯，才終于深入人心。

要之，以一個城市在1954年以前“本來就是直轄市”說明這個城市向來和某個省份無關，這種論證是不成立的。

1997年重慶直轄，是出于現實的需要，當時國務院建議清楚地闡明了三個理由——發揮重慶長江上游特大經濟中心城市的作用；四川省太大一分為二有利于四川省集中精力抓好其他地區；有利于三峽工程建設和庫區移民。這三個理由，絲毫不涉及重慶和四川其他地方在歷史上“是不是一樣”。

現實是現實，歷史是歷史。過去28年來，重慶已經不再是四川省的一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硬要上溯到歷史上去拗，重慶自古以來就不是四川的一部分，這就沒有必要了。

前文已經詳細論證，1954年以前的直轄市和現在的直轄市不一樣。但即使就承認那時的直轄市和現在的是同一個東西，還是非要用“自古以來”來說的話，從1286年到1997年的712年里，重慶隸屬四川的年份有697年，占比是97.9%。而且即使在20世紀中葉重慶“直轄”期間，今重慶直轄市90%以上的土地也并不屬于當時的重慶市，也就是說，重慶超過九成的土地第一次劃出四川省也是在1997年以后。

行政區劃又不是主權國家的邊界，不過是中央政府劃定的結果，只要中央政府決定了，大家就執行。

調整行政區劃，從來不需要有歷史、地理和文化上的依據；行政區劃的變化，也不可能帶來歷史、地理和文化的瞬間割裂。行政區劃變化，當然可以帶來新的認同，但行政區劃的變動時點，就應該是認同的起點。

要強調“重慶不屬于四川”，最好的論據就是1997年全國人大關于批準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決定，而不是在文件之外去掰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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