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秀珍，《行思》，2018/2024年，鞋子、織物，尺寸可變，“中國制造007：行思”展覽現場，2018年，銀川當代美術館。藝術家及佩斯畫廊供圖。

記憶像一場無聲的遷徙，當舊衣物被火焰加持成瓷，或被水泥凝固成時間的建筑材料時，我總覺得它們是在完成一次生命的轉譯。那些衣服的不同樣式和沾滿人們經歷的褶皺，看似在高溫中化為灰燼，卻以另一種形態復活著，猶如體溫的拓片。其物理形態的消解恰恰釋放了記憶的精神重量成為“缺席的在場”。

最初意識到衣物的力量，是在童年看母親縫補全家人的舊衣時。補丁也要補出美感的衣服，從姐姐傳到我。每塊補丁的針腳里都住著不眠夜的燈光以及媽媽在燈下縫補的身影。我剛開始用衣服創作時用的是我自己的衣服，那是我的經歷，也有著集體的記憶和時代的印痕。后來收集不同人穿過的衣服進行創作，就像在收集散落人間的皮膚日記：我把衣服看作是人的“第二張皮”，既是身體最私密的包裹層，也是社會關系與時代語境的顯影劑。通過收集、重組帶有不同經歷痕跡的衣服，個體生命的獨特性被轉化為集體記憶的考古切片。當個人的經歷被匯聚成由眾多不同個體經歷而形成的藝術作品時，衣物的功能性被剝離，其承載的個體經驗反而在并置中顯現出時代經緯的交織，每件帶著體溫和經歷密碼的衣服，都是個體與集體、記憶與失憶、傳統與現代碰撞的微觀現場。

我小時候生存在物質匱乏的時代，那時的補丁以及做新衣服，記錄了母親們用碎布頭和力所能及的努力拼出的生存詩意。不同年代的衣物材質、樣式與修補方式，如實記錄著社會生產關系的轉型。人在不同的時代對于衣服的感知是不同的。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物質的豐富，標準化生產，快時尚符號，以及消費主義對生活方式產生的巨大影響力，使得出現大量的浪費。Vintage（復古）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興起，既有著懷舊審美，又有著對地球資源保護的意愿。

把穿過的衣服燒成瓷器的過程，其實比丟棄它們更耗能——這種矛盾讓我清醒：藝術不是環保答案，而是一面鏡子。記憶的保存需要消耗能源，如同人類對物質的依戀本身就在制造新的廢墟。這種創作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可持續性無法通過技術解決，唯有通過重構物與人的關系，在精神層面抵抗“即棄”邏輯。

我爸爸做的衣箱和我媽媽做給我的衣服是我珍貴的物品之一。“衣箱”是我姐姐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插隊”時父親為她做的。后來這個衣箱在我上大學時一直陪伴著我。“衣服”是我媽媽在每年過年時為我做的。這些是帶有家庭情感印記、個人成長經歷和時代印痕的物。1995年我把我成長過程中從小到大的穿過的衣服一件件地疊好，縫上，使之不能被打開，摞成一摞，用水泥封存到爸爸做的那個衣箱中，成為了作品《衣箱》，之后被收藏家希克收藏并捐獻給了香港的M+藝術博物館。爸爸媽媽非常高興，這珍貴的物以藝術的方式保存起來。

撰文：尹秀珍

Fenix博物館中，550米的雙螺旋階梯從16000平米的百年倉庫中盤旋建起

Anne Kremers：Fenix 博物館坐落在鹿特丹的卡騰德雷赫特（Katendrecht）街區，這里曾是鹿特丹的紅燈區，也是歐洲大陸上第一個唐人街的所在地。博物館位于一座經改造的百年倉庫內，這座倉庫建于1923年，曾是當時全球最大規模的儲存與轉運倉庫。19世紀末到20世紀期間，無數人在這里啟程，前往美洲尋求新生活，包括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演員約翰尼·魏斯繆勒，以及藝術家威廉·德庫寧和馬克斯·貝克曼。他們共同塑造了今天的鹿特丹——一座由超過170個不同國籍的人們共同構成的城市。Fenix 就處在這樣一個交匯的場所——離別與相遇之地。通過超過100位藝術家的杰出作品、攝影作品、全球公民以及鹿特丹居民的講述、物件、美食，以及特別策劃的活動和項目，我們捕捉多樣的視角，分享那些跨越國界的故事。

馬巖松：移民，一個人離開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國界、語言、文化的差異帶來了很多障礙，所以我希望人們可以在自由、理解、尊重中生活。

Fenix選址在歐洲首個唐人街的舊址，可能大家會覺得這對設計有直接影響，但實際上它和中國的關系并沒有刻意的設定。這里在一戰、二戰期間是一個重要的航海港口，曼哈頓就被叫做「小阿姆斯特丹」，就是因為很多荷蘭人、歐洲人從這個港口上船，抵達自由女神像，再進入紐約。港口歷史上有很多中國船員——中國城往往也出現在靠近港口的位置，博物館和中國城之間就有了一種間接的聯系。鹿特丹本身是一個移民城市，也就有一種天然的、開放的文化氛圍。

我參與這個項目時，也沒有特別帶著一種中國人的身份感去做。我在鹿特丹發現當地的民族故事發生了很深刻的變化，大家沒有處于一種強調自我、不融入的狀態，而是在漸漸融合、互相理解、共同生活，人們在血緣上都已經融合得很深。在這樣的環境里，作為建筑師，與其強調身份，我認為不如思考我能帶來什么新的東西。

Anne Kremers：我們的三大開幕展覽之一《行李箱迷宮》（The Suitcase Labyrinth），是一座由超過2000個捐贈行李箱組成的沉浸式大型裝置。每一個行李箱都象征著生命旅程的某個轉折點，這些旅程最終通向哪里？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在全國發起了行李箱的公開征集，同時也從海外收集到了很多從鹿特丹啟程，前往美國、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行李箱。有些行李箱伴隨著跨越幾代人的遷移故事被傳承下來，有些則是去年剛剛使用過的。

其中最古老的一只行李箱可追溯至1898年，由鹿特丹居民Ernst捐贈。這個行李箱屬于他的祖母Willemine，1898年，年僅二十歲的Willemine與丈夫結婚后，從荷蘭出發前往中國天津，踏上了一段六周之久的航程，開始新的生活。在中國期間，她育有四個孩子，但婚姻關系逐漸惡化。1911年，Willemine決定勇敢地離開丈夫，她打包好行李箱，帶著孩子們乘坐世界上最長的鐵路——西伯利亞大鐵路，尋求新的開始。在海牙，Willemine成為了婦女權利和選舉權運動的積極倡導者。

她堅韌、獨立的生命經歷，使這個物件真正鮮活了起來。正是許多這樣動人的故事，讓我們最終決定，不僅展示行李箱本身，也通過配套的音頻導覽講述它們背后主人的故事，讓這些記憶得以延續。

馬巖松：在Fenix 的項目里，我決定保留老建筑。我覺得看待建筑和看待人有些相似。「人人生來平等」，建筑也是如此，有新老之分，也有好或壞、重要或不重要的區分。但我認為，不應該只因建筑“老”或者“重要”而去尊重它，而是因為它是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建筑含有記憶，是故事中重要的一環。

Fenix所在的這個倉庫就曾是很多人生活的背景，見證了很多人的故事，自然要被尊重、被保留，但設計同時也需要新的生命。新設計的樓梯結構「龍卷風」，它占的比例很小，相較于老建筑，它像是一個小寶石，足夠吸引人，但不會壓倒性的占據。新舊建筑的疊加，就像是兩個時代的對話，會產生新的故事。

在設計時，我把建筑原來很沉重的混凝土結構給打開了，把屋頂改造成了玻璃頂，有點像陽光房。「龍卷風」由兩個螺旋樓梯互相鎖在一起，形成一種類似DNA雙螺旋的結構。觀眾可以走一條路線上去，另一條路線下來，中間有幾個連接點，可以選擇不同路徑，在樓梯上移動的時候可能還會遇到別人。這些變化與選擇，也象征著移民旅程中的不確定性。在樓梯外部的不銹鋼鏡面上，人們能從不同角度看到自己運動中的倒影。我希望通過這樣的設計，讓人體驗時間流淌的感覺，像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穿行。

Anne Kremers：我們還在館內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空間概念：Plein（廣場）——一個可以免費進入的室內公共空間，就像一座室內的城市廣場。這里將會作為一個公眾策展的平臺，讓鹿特丹的社區居民有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亦能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在這里相聚。

龍荻，《四肢著地，并獨自跳舞》，50x70cm，紙上水彩

近百年前，在《自己的房間》這本文集里，伍爾芙說女人要寫作，就得有足夠的錢和自己的房間。米蘭達·裘麗（Miranda July）2024年出版的小說《All Fours》（《四肢著地》）的女主人公依然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一個將自己與家庭空間與身份隔絕的地方。

這位不具名的女性創作者算是事業有成頗有名氣（但不是家喻戶曉的水平），她住在加州，擁有看似美滿的家庭，和音樂制作人丈夫育有一個酷兒身份的孩子。但她并不快樂——自己的創作沒有得到足夠的認可，丈夫不理解創作之于她的重要地位，以及她作為創作者的特質。在家庭空間里，她總感覺局促笨拙，總擔心身為母親的自己做得不夠好，而丈夫做每件事都得心應手，都在為自己好伴侶好父親的角色錦上添花。

四十五歲前的一天，她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一個品牌用到她曾寫過的句子作為廣告語，支付給她兩萬美金版權費。她計劃花掉這筆錢，開車去紐約過生日。

但公路旅行和紐約五星級酒店的生日派對，遠不如一間離家20分鐘車程的汽車旅館的房間有吸引力。在離家不遠的小鎮，她停下洗車，邂逅了一位30歲的藍領男子，年輕的男人生得好看健美，熱衷 Hip-pop 舞蹈但天賦平平。她決定留在小鎮短住，撒謊去了紐約。她甚至花錢讓年輕男人蒙在鼓里的老婆設計裝修了她的汽車旅館客房，費用恰是兩萬美金。這次短暫的邂逅與停留最后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她進一步確信了自己婚姻的結束，也更堅定坦白地面對自己的欲望，面對進入更年期前期的自己對生命力和荷爾蒙逝去的恐懼。

有評論說，這是第一部關于更年期前期的小說，也有評論說這是一部精彩的中年危機小說，這兩種概括有其相似之處——無論恐懼更年期還是害怕中年之后的下坡路，都是身份危機。小說的主人公身為極度敏感的多媒介創作者也身兼多重身份，她是一個中年女人，是妻子、母親、女兒、合作者、老板、朋友，是演繹身份危機的最佳載體。裘麗用第一人稱，帶著黑色幽默的戲謔，生動地塑造了一個復雜又鮮活的主人公及其周遭世界，這不僅是一部以更年期前期為背景的女性小說，也是一部極富同情心地寫出人們各自痛苦與恐懼的小說。

在裘麗之前的小說和電影里，她善于塑造社會邊緣人物，而這部小說中的人物更具普世性，他們在看似普通平靜的生活里絕望著孤獨著。更可貴的是，故事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節并沒有落入任何俗套的窠臼，不是俗套的成功女藝術家出軌身份地位懸殊的年輕人的戲碼。無論年輕的情人還是丈夫，都是豐滿的令人尊敬的角色，他們發揮出的主體性不斷影響著主人公的自尊和周遭世界的博弈。顯然沒有蕾切爾·卡斯克（Rachel Cusk)的離婚記述來得冷峻悲觀（《The Last Supper》， 《Aftermath》），看到了描繪當下感情與婚姻別樣的可能性和微溫的幽默感。

時間、年齡、女性生命周期是這部小說的明確線索，裘麗筆下對更年期的恐懼是慢慢積累起來的——可大可小，有日常習慣的變化，也有更深層次的恐懼。主人公和閨蜜只允許自己每周吃一次垃圾食品以保持生活的靈活與流動性；她早就意識到和丈夫之間愛的強聯系早就消逝了，而只有在努力和平分開的時候，才發現一種讓人感到唏噓的同謀感；她對老年女人的厭惡亦源自對衰老的恐懼，因為奶奶和姨媽均因恐懼變老而自殺的事實時刻與她同在。小說的封面是夕陽光照下的海邊懸崖峭壁，指代更年期和中年危機。

小說中重疊交替的親密關系主線有兩種，一個是平淡如水地走著下坡路的夫妻關系，另一個極限拉扯的禁忌之愛以及在拉扯期間蔓生的各種情欲表達與宣泄。無論是描繪看似伉儷情深的相敬如賓的窒息，還是一見鐘情情侶間的試探與挑釁，無論是肢體動作還是氣味，裘麗描寫的身體反應讓讀者身臨其境，讀到手心冒汗。小說時刻都在提醒讀者，親密關系中的權力關系一直在微妙變化——從女主人公最初遇到年輕許多男子的忐忑，到得知年輕男人從小就是自己的崇拜者的得意，再到為了跳舞吸引疏遠自己的情人而瘋狂健身等等，情欲中的驕傲與卑微戲劇性地坦白展現。

在時間和情欲之外，小說犀利地討論階級。和時間和年齡一樣，錢和階級是這部小說的血肉空氣，讓人物的恐懼和感情不至于懸空。兩萬美金是故事開始的基礎，是主人公隨意決定就可獎勵自己的生日之旅。但對她年輕的情人來說，這是用來結婚生子的基金。女主人公雖然放棄了紐約之行，為情人暫住小鎮一周，也花了兩萬美金重新布置軟裝她的汽車旅館房間。她不虧待自己，讓一切變得舒適且符合自己的審美——像巴黎一間酒店的房間，心理上不比紐約的差。而主人公面臨的問題也是功成名就的第一世界創作者的問題，在擁有了足夠的名氣和足夠的錢的時候，開始質疑自己生活的真實性，害怕人到中年的身體與精神的衰退，尋找推翻舊生活重獲新生的出口。當然諷刺寫實的是，主人公從邂逅之初就清醒地知道，她不會跟這個藍領年輕男人有結果，他只是觸發變化的插曲，欲望和絕望的交織驅使她冒險。

這也是一本寫給女性創作者的小說。裘麗通過主人公的糾結、掙扎、自嘲向讀者拋出一連串的問題。什么樣的婚姻和親密關系是滋養創作的？這樣的關系是否必要？創作之于婚姻家庭賦予女性的多重角色，到底孰輕孰重？擁有了錢和自己的房間之后，還需要家庭嗎？伴侶需要多理解自己的創作？伴侶對自己事業的理解和肯定重要嗎？這種帶著私人感情的肯定可以納入自我評價體系么？創作者的信念感是來自哪里更有益創作？來自外界還是自身？而這些問題，實際也超越了性別和職業，它問每個人，我們要如何生活，如何老去和死去？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帶著堅定傳統的家庭觀和道德感來閱讀這本小說是極不明智的。讀者最好放下先入為主的任何觀點，帶著好奇和處變不驚的心態讀這本作品，才會驚喜不斷地讀出中年危機是一個具體的詞匯，是一個開放命題，因為危機給人再造的機會。推翻舊的生活也許并不可怕，這是書中主人公做到的，也是作者本人的生活，因為這本小說人物的設定以及大框架的情節，都暗合了裘麗本人人生在近幾年的變化。她用半寫真的虛構故事，勇敢坦誠相告，中年推翻了過去的生活，經歷了更年期，也不必在廢墟上重建舊秩序，只要忠于自己的身體、欲望和恐懼，就是四肢著地實在地活著。

撰文：龍荻

編輯：馬儒雅Maya Ma

設計：曉霓

圖片致謝藝術家及場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