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同性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現象，中國歷朝歷代皆有，但明清兩代達其極盛。本文將這一現象置于明清之際的時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陳維崧為個案，通過對陳維崧及其時代之同性戀“現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這一文化奇觀的終極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學、反理學、追求個性解放的社會思潮。從而詮釋了明清時期同性戀作品空前繁榮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

關鍵詞：同性戀/男風/陳維崧/明清之際　　

作者簡介：朱麗霞，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上海 200433

來源：《江淮論壇》(合肥)2009年第4期 第122-129頁

同性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現象，中國歷朝歷代均有而明清兩朝尤為突出。明清時期，“男風”盛行，以致有“有歌童而無名妓”、“陰妖遍天下”之說。佚名編輯《斷袖篇》，專門記載了五十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同性戀事例，褚人獲《堅瓠集》專列“男風”之條目，馮夢龍《情史》列“情外”一類以專記同性戀，王書奴《中國娼妓史》于明清亦專列“明代之男色”和“清代之男色”各一節。這說明，男性同性戀現象已為文學史家所關注。從這個視角看，明清時期文學作品中所出現的大量的同性戀描寫絕非作者的憑空想象和文學捏造。在某些特定時期(如清中期)，同性戀題材尚出現由邊緣逐漸向中心移位的趨勢。民國初，張次溪纂輯《清代燕京梨園史料》即專門記載清代“男伶”盛行京師的風流韻跡。

終究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明清時期同性戀文學的空前繁榮？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尤其因為它涉及許多深層的文化因素。然而，當我們翻檢明清文學作品，同性戀文學的撲面而來，使得我們再也不能對此回而避之了。因此，研究明清文學，思索此際的文學理想，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所象征的文化意義。本文以明清之際江南名士陳維崧之同性戀為例，擬從其時代的同性戀“現象”、社會思潮和文化認同諸方面對此做出文化剖析。　

一、陳維崧及其時代之同性戀“現象”　　

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清初陽羨詞派宗主。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用大量篇幅研究陳維崧的生平、家世和詞學成就，卻避開了其私人生活至為浪漫豐富的一面。事實上，陳迦陵的私人生活正是建構其詞學成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內在因素，其《湖海樓詞》中眾多的贈妓之作即是明證。陳迦陵在《任植齋詞序》中說：“憶在庚寅、辛卯間，與常州鄒、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傾月落，杯闌燭暗，兩君則起而為小詞。方是時，天下填詞家尚少，而兩君獨矻矻為之，放筆不休，狼藉旗亭北里間。”迦陵弟陳宗石《迦陵詞全集跋》云：“伯兄少年見家門煊赫，刻意讀書，以為謝郎捉鼻，塵尾時揮，不無聲華裙屐之好，多為旖旎語。”這兩段文字初步詮釋了迦陵早年沉溺于聲伎之樂的浪漫生活。　

順治十五年(1658)，迦陵以故交之子的身份往依如皋冒襄(號巢民)。于冒家一見優伶徐紫云便產生驚艷之感：“阿云年十五，姣好立屏際。笑問客何方，橫波漾清麗。”[1]3激情難遏，于是向紫云發出“誰知老大不自得，卻向徐郎敘疇昔。疇昔煙花不可親，徐郎一曲好橫陳。”[2]264的愛意，開始為之心蕩神移：“徐郎更傾城，我見愁無賴”[1]4。徐紫云(1644-1675)，字九青，人稱云郎，本為如皋冒襄家優。陳迦陵于冒家，因與紫云朝夕過從，遂結成了“纏綿生死一段公案”[1]958。二人余桃斷袖之情維系了十七年之久直到紫云亡故。鈕琇《觚剩》載二人初交之日：“其年未遇時，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云者，儇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適墅梅盛開，生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間，巢民見之，佯怒，摶紫云，將加以杖。生彷徨，計得冒母片言方解。時薄暮，乃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大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云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詠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云郎。”[3]迦陵奉命即興吟詩，憑其才華順利贏得了對紫云的“性主權”。所以，他在如皋冒襄家之水繪園一住即達八年(順治十五年至康熙四年)之久，此時他已經四十歲。雖然他自言“只緣家難滯他鄉”(《惆悵詞·組詩之三》)[4]，恐怕這僅是表層藉口，深層原因當是與水繪園紫云之戀——這段神秘而曖昧的人生。　　

康熙七年(1668)，迦陵攜紫云離開如皋北上京師參加會試，又南去中州，后返回家鄉。南北顛簸，二人鸞鳥雙雙、形影相隨。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徐紫云病逝于宜興。三年后(1678)迦陵舉博鴻入翰林，又度過京華四載的仕宦生活，因而寫下了許多懷念紫云的詩詞。如迦陵為紫云所賦《賀新郎》(《賀新郎·云郎合巹為賦此詞》)[4]，即為同性戀最具精彩之作：　　

小酌荼蘼釀。喜今朝，釵光鬢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翅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偎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飏。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稾砧模樣。只我羅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　　

此闋作于康熙三年(1664)，其時紫云娶婦，迦陵賦以相賀。但無意間卻又傾吐了對紫云刻骨的熱情和思戀，“六年孤館相偎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飏。”同時抒寫了失去紫云的無盡的孤獨和憂傷：紫云去也，只剩“我羅衾似鐵”，已經是十分明朗的同床共枕、朝夕相伴的表白，用詩意的語言將這種矛盾心理和痛苦表露出來。此后迦陵又連續填《怊悵詞二十首別云郎》以示其赤誠思念，并以“如塵如夢如絲，脈脈意誰知？”(《極相思》)表達相思已極的款款深情。當紫云故后，迦陵又填《瑞龍吟·春夜見壁間三弦子，是云郎舊物，感而填詞》，睹物思人，遣眷難抑。《五彩結同心·過惠山蔣氏酒樓感舊》題曰：“余昨年與云郎曾宿此樓”，詞中有：“惠山山下，誰氏高樓，記曾借我酣眠。”舊地重游，往事涌心頭，“分明記得從前事，鈿笛牙簽共一床。”同床共枕的時光恍如昨日，使迦陵惆悵不已。　

迦陵一生及其詩歌都充滿同性戀的愛和光彩，而且作為當日轟動一時的“美談”，集中了人們所議論的主題：不斷地闡釋并不斷地重塑他們的“畫像”。蔣大鴻言迦陵《怊悵詞二十首別云郎》“曲盡離憂之致”并為之作序曰：“徐生紫云者，蕭郢州(按：南朝梁·蕭韶，曾為郢州刺史)尚幼之年，李侍郎(按：李義府，唐高宗時曾為中書侍郎)未官之歲。技擅平陽，家鄰淮海，托身事主，得侍如皋。大夫極意憐才，遂遇潁川公子。分桃割袖，于今四年，雖相感微詞，不及于亂。若乃棄前魚而不泣，弊軒車而彌愛。真可謂寵深綠鞲，歡逾絳樹者矣。”其美化迦陵之意十分明顯，其意圖是希望在紫云和迦陵之間找到一個令人佩服的情感連接點，他不僅為迦陵此情所感，“仆豈無情，豈能勝此？”并將自身濃化到陳、徐戀情之中，“旅愁若少云郎伴，海角寒更倍許長。”　

徐釚《詞苑叢談》載：“廣陵冒巢民家青童紫云，儇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為畫云郎小照，遍索題句。”迦陵曾請陳鵠畫《紫云出浴圖》，雍正年間吳檠(字青原)謂此圖“橫一尺五寸，縱七寸，云郎可三寸許。著水碧衫，支頤坐石上。右置洞簫一，逋發口然，臉際輕紅，似新浴，似薄醉。星眸慵睇，神情殆蕩，若有所思，洵尤物也。”[1]18(《九青圖詠》)將紫云描述為令人魂銷的“尤物”。尤侗《艮齋雜說》卷五言迦陵“嘗客如皋冒辟疆所，嬖歌童紫云，相好若夫婦，冒遂贈之。畫其小影，攜之出入，同人題詠甚多，予亦有一絕。”迦陵攜之北上京師，西走大梁，繼又踏遍東南的青山綠水，出入于名流匯聚、文士雅集的各種社交場所，“遍索名人題句”，公然向世人宣布與紫云的斷袖之好　

題詞者對迦陵情事多有了解，且多流露對此段戀情的認同和神往，如王漁洋《漁洋詩話》載：康熙四年乙巳(1665)，與邵潛夫、陳迦陵諸名士“修禊冒辟疆水繪園，分體賦詩。余戲其年曰：‘得紫云捧硯乃可。’紫云者，冒歌兒最姝麗者，為其年所眷，許之。余作湘中閣，立成七言古詩十章。”王漁洋之所以詩情勃發，實乃“紫云捧硯”的心靈激發。王漁洋從中體驗到了當年李白賦《清平調》的由衷快感。其兄王士祿見到《紫云出浴圖》后當即賦詩：“夢殘酒醒苦相思，祗問丹青想見之。別日當筵難一索，訝君狂減杜分司。”[1]7(《九青圖詠》)事實上，王士祿尚未及親睹紫云芳容，因而表露了欲見的心跡。宋琬《為陳其年所歡紫云題像》“擎箱滌硯鎮相隨，婉轉君前舞柘枝”[5]之所言亦表達了宋琬對陳、徐之戀的傾慕，這種傾慕又在《重題紫云畫卷》中直接表露，“畫圖冉冉帶微顰，祗為蕭郎被放新。賦奏長門應有日，天寒繡被屬何人？”“繡被屬何人”顯然流露出希望與紫云共沐巫山云雨的欲望。吳兆寬亦深情表示：“挑燈愛讀九青歌，宛轉歌聲動綺羅。”[1]2(《九青圖詠》)另，宗元鼎、陸圻、何絜諸子均有題贈，“題詠凡七十六人，詩一百六十首。”[1]18(《九青圖詠》)迦陵結集為《九青圖詠》，當他為紫云娶婦之日贈送紫云，作為對所愛的告別之禮。盡管這近二百首的題贈之作為迦陵所請，但同時也說明，這七十六位題詠的詩人對迦陵的同性戀行為的認同，甚至產生美感，以至于向往的情趣。七十六位題贈者中多數并未曾與紫云謀面，但他們的詩卻共同流露了時光流度，佳人何許的憂傷。這說明，模糊的印象激起人們更多的想象，作為藝術化的玉照——美人出浴圖，經過人們的反復渲染后較之于紫云本人更富有吸引力，她的魅力在于未知的想象和不斷可以玩味的寓意。　

名畫《迦陵填詞圖》為康熙十七年(1678)僧人大汕所繪。迦陵拈髯吟詞，紫云素指弄簫，絕然才子佳人之象。對此，不僅專門的詩集得以問世，而且題贈和作亦不絕如縷。鄒祗謨即有兩首題詠：《鷓鴣天·為其年題九青卷》其一：“繡被攜來愛鄂君。柳花衫子藕花裙。……揚州小杜能輕薄，曾向筵前乞紫云。”其二：“斷袖相思未慣經，黃姑河畔指雙星。……銅官潑墨如螺翠，更向山頭望九青。”面對畫圖中柳花衫、藕花裙的紫云，鄒子神思飛揚，他十分巧妙地將紫云的字號嵌入詞中，自然表露了對陳、徐斷袖相思的認同。龔鼎孳對此亦兩度題和，《玉人歌·再和其年韻》：“水翦秋眸，生就和花死。明燈今夜垂芳穗，人坐濃春里。藉三眠、綰髻半拋還倚。”紫云水翦秋眸、婀娜多姿，致使亦有余桃之好的龔鼎孳不覺產生欲為“花”赴死的渴望。嚴繩孫《金縷曲·題陳其年小照填詞圖，有姬人吹玉簫倚曲》：“便遣玉人嗔急性，背華燈、扣損裙兒砑。”亦相象陳、徐合巹的溫馨和浪漫，流露出無限傾慕之情。毛奇齡有《少年游·題陳檢討小影，傍有侍兒坐蕉簟弄笛》，吳修齡亦有《人月園·題陳其年填詞圖》。翻檢《全清詞》(順康卷)及其補遺，可以發現，不僅迦陵友人無人不為這段斷袖之戀心蕩神搖，而且與迦陵時代相參差的填詞妙手也往往深受感動。當紫云故后，迦陵友人紛紛題和以示悼念。任繩隗《摸魚兒·為陳子其年吊所狎徐云郎》將紫云視為“情種”，一旦玉銷香減，迦陵愁重慚悚，為之“金盎埋青冢”，為此，任子勸說道：“髯公休慟，從古少年場，回頭及早，傲殺侍中董。”徐喈鳳《摸魚兒·為其年悼歌兒》言兩人相處時日，往往“南北每同帷幄。從今更向京華去，誰弄寓樓弦索。香魂渺漠，便野店孤檠，虛齋短枕，血淚應愁涸。”一縷香魂飄然而去，今而后，高樓獨宿，弦索消歇，迦陵將為之血淚干涸。于此，徐喈鳳想象失去紫云的迦陵孤獨悲慟之狀，同時也抒發了鮮花凋謝的傷感。　

此外，洪升、蔣士銓還為《迦陵填詞圖題詠》創作了兩套套曲：洪升《集賢賓》：“[玉交枝]詞場名噪，赴征車競留圣朝。柳七郎已受填詞詔，暫分攜繡閣鸞交。夢魂里怎將神女邀，畫圖中翻把真真叫。想殺他花邊翠翹，盼殺他風前細腰。”[6]蔣士銓《題陳其年先生填詞圖》：“[北中呂粉蝶兒]黯淡冰銷，卷中人一雙遺照，盡流傳把玩魂銷。”[7]依然在曲中“把玩”這個令人銷魂的動人故事。　

直到晚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易宗夔《新世說·任誕》、況周頤《眉廬叢話》和《餐櫻廡隨筆》對陳、徐之戀仍津津樂道并繼續題詠。這說明陳迦陵和徐紫云的千古絕戀引起后人綿綿不盡的懷念，人們始終不移地對這個浪漫奇情進行追懷。尤侗《艮齋雜說》卷五言迦陵“其年以前魚之癖，坐是不得中壽，則所謂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也。”[8]將迦陵不得壽終之因歸之于其同性之戀。　

透過這些唱和詩詞和后人的深情追懷，我們看到了眾作者已經把紫云視為欣賞的對象和欲望的象征，同時，也流露出對這段戀情的傾慕和向往——有作者表示希望介入徐、陳愛情之中上演一段更為動人的斷袖之戀，如王士祿的題詞。有的作者公開宣稱自己是陳迦陵潛在的情敵并表露享受甚至占有紫云的心跡。我對這些詩詞的解讀，關注的是這些詩人對這段同性戀情所持的態度。題詠者中多數人并未目睹紫云芳容，只是應陳迦陵之請而題贈，因而紫云是作詩的目的而迦陵則是作詩的動機。因紫云而生的詩集即有兩本，一為《九青圖詠》，即上文所析。一為《云郎小史》，成書于二十世紀，為冒襄后輩冒鶴亭所編。冒襄與迦陵父陳貞慧皆為明末四公子。冒襄身歷明清易代的動蕩，隱居不仕。其園林之美，聲伎之精甲于當時。冒襄將紫云作為禮品“贈送”陳迦陵，《云郎小史》記載：“鼎革初，巢民征君年才三十，絕意仕進，奉父憲副公，兩世稱遺老。家有水繪園，在如皋城東北，中有妙隱香林、小三吾、碧落廬諸勝。四方賓至如歸，若東林、幾社、復社故人子弟，下逮方伎、隱逸、緇羽之倫，來未嘗不留，留未嘗輒去，去亦未嘗不復來。征君投轄開尊，輒出家伶娛坐客，有紫云、楊伎、靈雛、秦簫諸人。”其中“紫云色藝冠絕流輩”，瞿有仲、鄧孝威、王漁洋諸人均有專題詠贊，如王漁洋《紫云曲戲代其年》曰：“黃金屈膝玉交杯，坐燼銀荷葉上灰。發曲只從天上得，人間那識紫云回？”喻紫云曲藝才技為天上神曲，由此，迦陵于冒襄府第對紫云一見鐘情即在情理之中。　

迦陵憑其才氣贏得對紫云的占有權，然而，紫云并沒有完全歸屬于陳迦陵。關于這一點，迦陵十分清楚，并不諱言。他深知，“最”愛紫云者當是馬先生，蔣大鴻《怊悵詞序》云：“馬羽長先生最愛云郎，時已歿矣。”[1]6馬羽長字鳳毛，是水繪園主人冒襄的舅舅。歿后，迦陵為之作《馬羽長先生傳》即感于馬先生對紫云的深情。迦陵詞中“三鼓出門烏夜飛，五更還家星宿稀。水晶樓角幾時暖，獨坐待君歸未歸？”所言顯然是紫云另有他約，而迦陵一人苦苦等待。但紫云前去赴他人之約，迦陵并沒有絲毫“醋”意，而是表現出極大的耐心和寬容。這說明，迦陵并沒有將紫云據為己有。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紫云成為人們共享的“資源”。“她”仍然與冒襄保持一種微妙的關系，冒襄并堅決回絕迦陵將紫云帶走的請求，所以當康熙七年(1668)陳、徐二人為情私奔之后，冒襄深為傷感。吳兆寬《題紫云》：“展卷春風初識面，迢迢奈何楚云多。”[1]2(《九青圖詠》)之“楚云多”既描寫了迦陵與紫云的曖昧又暗喻了冒襄對紫云的“擁有”。而冒襄之子冒青若亦有《題紫云小影詩》：“情死情生不自知，偶然情到擊儂思。欲知惆悵無端處，試見輕云一縷絲。”[1]12(《九青圖詠》)詩中亦非常巧妙地嵌入紫云芳名，又以雙關之語表達了對紫云的戀慕之情。事實上，冒襄也如迦陵般深愛紫云，他自言：“世間知己無如我，不遣云郎竟與君。”[1]3(《九青圖詠》)他只所以同意將紫云“贈送”迦陵，原因在于：其一，作為一種交換，他可以借此架構起與“情癡”迦陵之間感情交流的渠道；其二，只要兩人不離開水繪園，那么，他作為主人仍可時時遣紫云“夜伴讀書”，因而，既不傷友朋之情，又可共享紫云。由上文的追敘可知迦陵對紫云可謂情深，然而，事實上，迦陵的情感并未因此而系于紫云一身，他之所愛尚有“阿增”(《定風波·贈歌兒阿增》)[4]、“施校書”(《西施·玉峰公宴席上贈施校書》)[4]等名伶，紫云亦未能成為迦陵的“專利”。　　

盡管如此，陳迦陵和徐紫云的生死之戀仍一如既往地在感動著富有激情的文士，而與此同時發生的浪漫故事亦所在多是，并屢見記載，不絕于書。王紫稼本蘇州名伶，三十歲游京師而京師為之震蕩，成為當時名聞京都的男色。尤侗《艮齋雜說》：“余幼所見王紫稼妖艷絕世，舉國若狂，年已三十，游于長安，諸貴人猶惑之。”紅極一時，豪門貴族、文人雅士趨之若鶩。吳梅村、錢謙益輩等風流才俊，“詩酒流連，皆眷王紫稼”[9]。吳梅村《王郎曲》之“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為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俱息”便明白表達甘為王郎死的心愿。王郎入京，錢牧翁灑淚作《送行十四絕句》以示惜別，熊文舉為之感動并作詩：“金臺玉峽總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10]龔鼎孳亦與王紫稼依依惜別。又，張詔，云間人，為云間名士、柳如是的初戀情人宋征輿(字轅文)所狎暱。宋子歿后，龔芝麓嘗于摩軻庵香樹下替張郎填《感舊詞》。又有贈張郎《九絕句》詩：“楚宮云氣今誰試，羅袖空余淚兩行。”抒寫宋子去后張郎的孤獨與難耐。　

朱彝尊亦有為葉星期而作的《若耶小史》，朱詩序曰：“星期越游，愛伶人某郎幼美，其友致之，是夕已俶裝將還矣，執手不忍別，賦絕句贈之。”錢泳《履園叢話》載：“清初某監察戀一優，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悅，聞者曰：‘此王右丞詩已說其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趙翼《簷曝雜記》卷二載：“寶和班有李桂官，嬌俏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狀元夫人’之目。”[11]畢秋帆為名士、狀元和陜西巡撫，其“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12]。此外如《漁磯漫鈔》：“林鐵崖口吃，有小史名絮鐵，嘗共患難，絕憐愛之，不使輕見一人。一日宋觀察(琬)在坐，呼之不至，觀察戲為《西江月》云：‘閱盡古今俠女，肝腸誰得如他？郎家郎罷太心多，金屋何須重鎖？羞說余桃往事，憐卿勇過龐娥，千呼萬喚出來么，君曰期期不可。’”[13]迦陵友人宋犖(牧仲)亦有所愛名阿陸者。況周頤《餐櫻廡隨筆》中載有《婦人為夫失身而自刎》：“徐容者，山陽陳某之孌童也，余桃之愛甚深，為之納婦。成婚未久，值徐婦歸寧，陳即蹈踏乘間，往為墜歡之拾。詎婦因忘攜奩具，折回，有所見，則恚憤填膺，競取廚刀自刎死。”況周頤感嘆曰：“此婦節烈，可以風矣。陳、徐故事，前有迦陵、云郎，藝林播為美談。迦陵亦為云郎娶婦，為賦《賀新郎》詞，有句云：‘只我羅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當時云郎之婦萬一解此，當復如何？　　

如果遵循他們詩文的蹤跡向前尋覓，就不難發現，男性同性戀已成為明清之際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　

二、明清之際同性戀原因之探討　

男性同性戀歷朝均有，那么，作為一種積淀已久的文化現象緣何到了明清之際方達其鼎盛？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性禁錮最嚴酷的時期，而恰恰在此時期，同性戀之潮空前泛濫。其原因概要之有以下三點：　

首先，禪學的嬗變。明中葉以后，伴隨商品經濟的活躍，市民階層迅速壯大，金錢在強烈地撼動著人們傳統的倫理觀念。由于市民群體及奢侈的貴族生活所引起社會風氣的變動，理學的各種禁錮開始面臨挑戰，男女之間的情欲及性愛方式重新被人們思考。儒、佛、道三教通俗化，禪學亦深受時風影響，出現所謂“狂禪”。王陽明吸收宋人陸象山“心即理”之說，認為世界的本源即人心，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14]由此，他推出人本性有“良知”，遵從本心，任情縱性，自由所如即可達“良知”之境。陽明心學不僅使究心于八股的儒士耳目一新，而且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接著又被思想家李贄所繼承，而李贄在明中晚期的社會思潮中又幾乎是以封建的叛逆者的姿態縱橫文史之中。他公開宣揚“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的個人獨立價值，鼓吹“私者，人之心也。人心有私而后其心乃見”，情欲是合理的存在。倡導“童心”。認為“吃飯穿衣乃人倫物理”[15]14，把人欲提高到“天理”的高度，從而顛覆了自南宋以來牢固禁錮人們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之學。他強調“自心是佛”，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認為人人可以為圣人，個人意志高于一切。而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雖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那么，隨心所欲、任性所適，不依傍他人、經典，對本性、情欲與自主意識的認同便成為此際禪學的主要內容。這種出儒入佛的思想方式直接啟導了晚明縱欲主義的社會思潮，因而《明史·儒林傳序》曰：“嘉、隆而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著名學者嵇文甫稱晚明為“心宗盛行的時代”[16]。　　

高揚“本心”與“良知”，縱欲思潮與禪學相聯手，禪學勢力日益壯大，狂禪逐漸成為士大夫的宗教，對虛幻來世的追求逐漸轉向現世的自我精神的肯定。于是，追求人性的解放成為晚明士人普遍的思想傾向。他們崇尚天然，追求自由適性的生活方式，在充分肯定個性解放的同時，宣揚縱欲，他們尊奉心學，喜歡狂放、浪漫和與眾不同，相當數量的名人除李贄、王陽明外，如三袁、湯顯祖、董其昌等無不似教中之人，他們前后呼應，叛逆思潮風起云涌。由此，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儒雅之風流，江河而日下。　　

在縱欲觀的引導下，人們努力尋找新奇的刺激：性靈說、唯情說因而問世，以性愛為內容的文學作品因而問世，男風、性小說、春宮畫因而問世，“在文學史上形成一個特殊時代。”[16]71　

其二、朝野之好。明代成化以后，帝王多有此好，朝野尤喜談“房中術”。明代武宗之“豹房”，明神宗之“十俊”和明熹宗之“長春院”，都是當日帝王的專用同性戀場所。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武宗“男色”云：“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幸，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17]820又記神宗“男色”云：“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選垂髫內臣之慧且麗者十余曹，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內廷皆目之為十俊。”[17]548源自于帝王的余桃龍陽之好在晚明迅速蔓延，以至于“天下咸相仿效”。于是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兒捧狎優伶，蓄養孌童，將同性之戀視為一種“當代時髦”。人們逐漸對男風習以為常，男女二色，艷態并陳，各盡風騷。王書奴《中國娼妓史》論明代“男色”之風引沈德符《敝帚齋余談》云：“宇內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辭閨閣，闔黎之律禁奸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系托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能免。又罪囚久系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類為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毆訐告，提牢官亦有分剖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于隊伍中自相配合。至于習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孌童為廝役，鐘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漸染于中原。”[18]229因而，王書奴《中國娼妓史》論明代娼妓(包括男色)最盛于“嘉靖、萬歷以后”[18]198。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色情為關注中心的《金瓶梅》的問世即非偶然。　

同性戀風習伴隨當時社會淫逸縱欲之風蔓延風靡，遍及各地，“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為口實，然從吳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19]謝肇淛《五雜俎》總結明代男色盛行之原因曰：“衣冠格于文網，龍陽之禁寬于狎邪。士庶困于阿堵，斷袖之費殺于纏頭，河東之吼，每未減于敝軒。桑中之約，遂難諧于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所以馮夢龍《情史》即認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破舌破老，戒于二美。內寵外寵，辛伯腍諗。男女并稱，所由來矣。……世固有癖好若此者，情豈獨在內哉？”[20]公然將同性戀與異性戀相提并論，認為兩者之間不分優劣。晚明士人紛紛以男風為風流名士張岱于《自為墓志銘》中自稱“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21]在張岱的十六“好”中，“孌童”之“好”占據第三位，流露了自我炫耀的意味。張鳳翼、湯顯祖、屠隆、臧懋循、馮夢龍等著名文士都寫過贊頌同性戀的作品。此際散曲集《雍熙樂府》、《太霞新奏》、《南音三籟》、《吳騷合編》等亦大量涉及同性之戀。這個時期還出現過三部專以男性同性戀為題材的短篇小說集：《龍陽逸史》、《弁而釵》、《宜春香質》，充分地反映了當時普遍的同性戀風氣。“男色”成為一種世風，成為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步衣之愛情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成為士大夫階層生活方式的一種，甚至成為婚姻家庭制度的補充形式，因而徐朔方先生考證出湯顯祖死于梅毒即并非憑空捏造和相象[22]。所以陳維崧在摯愛結發妻子的同時絲毫未曾減弱其纏綿的同性之戀。而且兄弟友人共狎一“伶”亦不足為怪，陳迦陵《解語花》題曰：“鳴高弟昔年曾與一年少為狎游，昨偶遇市上，而此年少已不復相識，歸而悵然。因記昔年都下緯云弟曾宿一北里某家，明日拉余及魯望跡之，而此妓驚問誰何，亦漫不相記憶，與此事絕相類。因作此詞，用調鳴高，他日緯云見此，定復一軒渠也。”迦陵被其弟鳴高邀請去會見其昔日斷袖之好，但由于此“少年”寡情而使迦陵“悵然”。　　

其三、禁娼的反動。明初律令嚴禁宿娼。“明代雖有教坊，而禁止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獨未云禁招優。達官名士以規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談笑；有文名者又揄揚贊嘆，往往如狂醒，其流行于是日盛。”[23]明人王锜《寓圃雜記》卷一《官妓之革》有載：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嚴令官吏狎妓，而對官吏狎伶卻袖手旁觀。宋鳳翔《秋涇筆乘》有“官妓”條：“宣德年間，顧佐為都御史，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朝綱整肅。先是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于妓樓，牙牌累累，懸掛于欄檻，群妓奏曲侑觴，浸淫放恣，解帶盤礴，每至日昃而后返，曹務多廢。佐奏革之。歷朝官妓之弊，至我朝而始革。”清初，作為一種文化，同性戀風習并未因明清易代的動蕩而中斷或消歇，而是沿襲下來。朝廷在法律方面繼承明制：狹妓宿娼，皆垂例禁，而不禁狎伶。士人把與優伶交好視為風流韻事，官吏把孌童的陪伴作為一種顯示身份的標志，狎孌童、醉醇酒成為他們主要的生活方式。對此，朝廷亦聽之任之。因此，清代蓄優狎伶之風較之于明代毫不遜色。名士與歌童云集的江蘇如皋冒家水繪園，即是當時社會風習的一個縮影。而京師和地方要員也以優伶侑酒為生活增色，朝中官員，滿族顯貴幾乎無人不好此道，“泣童割袖之風盛行于世，執役無俊仆，皆以為不韻；侑酒無歌童，便為不歡。”[24]狎優逐漸成為一種名士派頭而被人稱羨。以至于清中期名士梁紹壬言狎優盛于嫖娼的社會風習曰：“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美男。”[25]　　

人格的自由、人性的解放是晚明以來文人學士普遍的思想追求。他們崇尚天然，追求自由適性的生活方式。因而，作為文學藝術最初源泉的性于此際被突出被提升乃勢所必然。人類的性活動，能反映時代的風貌、人性的特征和社會的烙印，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說性愛描寫是任何時代的文學和藝術都無法回避的永恒主題。而同性戀的性關系形態、性文化意識以至于性欲、性行為也能成為作家審美激情的一種驅動力、審美關照的一個視角，所以同性戀文學的應運而生亦為必然。王世貞《艷異編》及馮夢龍《情史》為歷代男寵立傳。《艷異編》“男寵部”列魏晉南北朝之前各代著名男寵十九位，而《情史》“情外類”則列三十九條四十一位各時代同性戀者。如此為同性戀者歸類立傳的作品在明清以前十分罕見。此外，許多文言小說也多載有同性戀故事，且“故事”又多為當日事實，如蒲松齡《聊齋志異》何師參與黃九郎之同性戀事，而通俗小說之此類題材則不勝枚舉，《金瓶梅》自不必言，《初刻拍案驚奇》、《紅樓夢》、《歧路燈》等亦所記良多。　　

同性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大量反映于明清小說、傳奇劇本、世情筆記中。與此相關，古典詩歌中亦有大量贊詠“男色”之作。趙翼《計五官歌》以二百六十六言的長詩抒寫名伶王紫稼隕落后的悵惘：“我來作客十余年，看盡梨園舞袖翩”，“鬢絲禪榻茶煙揚，腸斷春風擁楫憐。”吳梅村、錢謙益亦用長詩傾訴對王紫稼的深摯思念。另外，同性戀描寫在號為詞學中興的清詞中亦比比皆是，并為詞論家所關注。金應珪《詞選后序》之“近世為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發。諫謝淳于，而唯陳履舄。揣摩床第，污穢中冓，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囂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蜮怒嗌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嘆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艷，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淫詞”、“鄙詞”、“游詞”之謂即基于當日性生活的過度開放而給詞所帶來的影響。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引尤侗論詞曰：“‘近日詞家，愛寫閨檐，易流狎昵。’西堂此論，可謂深中詞人之弊。顧自言之而自蹈之，何耶？”均抉住當時詞壇之流弊。從某種意義上說，詞的步入所謂“誤區”亦當世風使然。　　

由此返觀陳迦陵的同性戀，當日詩壇巨子對這段同性戀情表示極端欣賞和同性戀普泛化的事實說明：盡管自古以來主流文化對同性戀現象都采取忽視甚至反對的態度，但同性戀傾向并不會因為某個社會對它所持嚴厲的否定態度而自行消亡，也不會因社會規范的寬容而猛然增多。它作為一種邊緣文化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并始終存在著。如果說明代以前詩文中所涉及的同性戀描寫，作者所持的態度多為否定和諷刺，那么明清時期，小說、戲曲、詩詞中的同性戀題材，詩人則多以審美的情趣加以關注，并付以深切的同情和贊美。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使人的感情領域一直處于文化的底層，被各種教義和規定所忽略。因而可以說，明清之際小說、戲曲和詩詞中出現的同性戀描寫是對理學的自覺反動。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文化現象在文學作品中的大量出現證明了人類文化走向寬容和多元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