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石碩教授

摘要

古代“中國”一詞的意涵在不同時期各不相同，且幾經嬗變，最初是指周王所居“京畿”，春秋戰國時演變為與“四夷”相對應、相區分的概念，擴大為指稱周王室及分封諸侯國的人群類別與地域。從秦到明，因“北狄自古為中國患”“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故史籍中“中國”主要成為與北方“夷狄”對應的詞語和概念，指文化上與“夷狄”不同的人群類別，亦指農耕區域。“中國”作為國名被使用，是在晚清時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中完成的。但“中國”開始作為國名卻肇端于清代，清后期“大清”與“中國”同時并用，清朝統治者所以接受“中國”并以此自詡，一是“向化”的需求；二是清朝終結了“中國”與“夷狄”長期對立、沖突的二元狀態，在民族、疆域的整合上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的統一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基于共同利益相互需要“自然形成的”結果，集歷史上民族、疆域之大成，為現代中國奠定了基礎。古代“中國”是民族屬性的詞語和概念，其詞義嬗變正是認識中華民族歷史脈絡的關鍵。這一嬗變脈絡清楚表明，唯有從包括“夷狄”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視野，才能構建完整的“中國觀”。

關鍵詞

中國；夷狄；人群類別；民族視角；中國歷史

“中國”系今中國之國名，這毫無疑義。但因“中國”一詞出現甚早，可追溯至西周初年，這帶來一個問題，提及“中國”，人們常不自覺將今日中國同古代的“中國”一詞相聯系。“推今及古”是人們潛意識的思維習慣，亦人之常情。然而，西周時的“中國”與今日“中國”差之千里，即便宋人話語中的“中國”，也與今日中國的概念大相徑庭，遠不可同日而語。其次，古代“中國”一詞，在不同時代及社會背景下，含義略有不同，很難等而視之。因此，把史籍中字面上的“中國”，同今日中國相聯系、相銜接的思路和做法，不但是認識誤區，也會導致對歷史中國及中國歷史的狹窄認識和理解。

在古代語境中，“中國”一詞與其說是國名，毋寧說是民族稱謂更恰當。對“中國”一詞的產生和流變，前人已有諸多研究和論述，成果汗牛充棟，但卻相對缺少從民族角度的梳理和探討。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本能地將古代“中國”視為國名，形成混淆古今之誤區；二是潛意識地“推今及古”，拘泥于從字面上探討古、今中國之聯系，很大程度上將今日中國看作古代“中國”的延續。其實，在二十四史及漢文文獻記載中，古代“中國”一詞主要是民族稱謂，是對農耕人群及所居地域和社會的一個帶有極大模糊性的統稱。此稱謂之所以長期存在，重要背景是，“中國”同與之對應的“他者”即指稱游牧人群系統的“夷狄”一詞始終相生相伴、互為前提。所以，古代“中國”乃是一個“非彼無我”的概念，是有別于“夷狄”“蠻夷”的概念，它以“夷狄”“蠻夷”為參照和前提而存在。對這樣一個詞語和概念，實有從民族視角進行考察和探討之必要。

葛兆光著《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一、從重編改繪《歷代輿地圖》引發的“何為中國”說起

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在清理科學史上許多重大發現與突破之后，得出如下認識：

如果我們主要是尋求和考察那些從科學教科書中得出的、不合歷史的舊規老套的問題的回答而繼續使用歷史資料的話，那么，新科學觀就不可能從歷史中產生。

托馬斯·庫恩著《科學革命的結構》

其實，不光科學上的發現與突破如此，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許多發現與突破也同樣如此。一個典型例子，是《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誕生。1955年譚其驤受命主持重編改繪《歷代輿地圖》，目的是為閱讀中國歷史提供地理參照。未曾預料的是，這項工作一啟動，就遭遇一個根本性問題：“何為中國”？古人語境中的“中國”一詞及概念，同“現代中國”之間存在巨大落差，實不可同日而語。比如，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自然指“中國”的歷代輿地圖。但《歷代輿地圖》卻只繪秦、漢、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的疆域，“僅僅以中原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范圍”，“起春秋訖明代，基本上都只畫清代所謂內地18省范圍以內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內蒙古等邊區”。

頗具時代責任與學術使命感的譚其驤先生敏銳意識到：“新中國的歷史學者，不能再學楊守敬的樣兒僅僅以中原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范圍……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我們需要畫出全中國即整個中國歷史的地圖來。”于是，重編改繪《歷代輿地圖》的工作從一開始就陷入泥潭，經歷無數會議、爭吵和艱難曲折，歷時30余年，最終完成的并非是對楊圖的重編改繪，而是一部奠基性的皇皇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本來是做修補，是做B，結果卻做成一項填補空白的大型基礎性成果，做成了A。該事例說明，實事求是的膽識、勇氣和鍥而不舍的精神，乃是開拓、創新之精髓。

楊守敬像

其實，仔細檢討，“僅僅以中原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范圍”的《歷代輿地圖》并沒有錯，楊守敬所恪守和遵循的正是歷史上傳統的“中國”概念及其疆域。譚其驤及其團隊不因循守舊，毅然否定對楊圖的重編改繪，另辟蹊徑，以艱苦卓絕的努力，歷時30余年完成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既是時代背景使然，也緣于求實之學術精神。其巨大貢獻不但在于首次繪出了“全中國即整個中國歷史的地圖”，而且在疆域版圖和理論上充分揭示了古今“中國”概念及詞語所存在的巨大鴻溝，較好解決了“歷史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銜接。

此案例極具典型意義，發人深省。它說明，古代傳統的“中國”概念及其疆域，同今日作為國名之“中國”在內涵上存在巨大落差。那種“推今及古”，僅從字面上對古代“中國”詞語及概念作簡單比賦，注入今日中國之想象成分，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不僅導致對古代中國及中國歷史的狹窄認識和理解，也給認識今日之中國帶來偏差與混亂。

誠如譚其驤指出：“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范圍。”同樣，我們也不能將古人有關“中國”的一些論述，簡單地用作理解、闡釋今日中國之史料依據。常看到一些學者在有關現代中國的論述中，僅從字面上簡單理解“中國”，混淆古今“中國”一詞的差異和內涵，推古及今，形成誤導。古代的中原王朝不等于“中國”，史籍記載及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一詞并非今日中國概念，此“中國”非彼“中國”，正是譚其驤主持重編改繪《歷代輿地圖》而產生《中國歷史地圖集》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葛劍雄著《悠悠長水：譚其驤傳》

二、“中國”一詞如何從最初周王所居“京畿”演變為與“四夷”對應的概念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于1963年在寶雞發現的西周青銅器何尊。該器物有銘文12行122字，是目前所見西周金文中字數較多的青銅器之一。器物銘文中，有“宅茲中國”一語，這是目前所見有關“中國”一詞最早、最確切的實物證據。從何尊銘文內容看，該器物鑄于西周早期。西周取代商朝后實行分封制，所封諸侯國達71個，當時所謂“中國”一詞，是相對于諸侯國而言的周王所居之地，實為“王畿”。《史記集解》引東漢人劉熙“釋名”對“中國”的解釋云：“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即言此義。因被分封的眾多諸侯國環繞，故稱“中國”。故“中國”含義是“中央之國”，是指周王所居“王畿”范圍，這是“中國”一詞的最初含義。

《詩經·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在西周分封制背景下說的。常有學者將此作為中國古代“天下國家”觀念來理解。事實上，“溥天之下”只是指周王所分封諸侯國的范圍，是一個相對概念。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這清楚表明，當時“天下”只是相對于“國”（諸侯國）的一個概念。西周到春秋，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有限，當時所謂“天下”，并不等于今天所言的“世界”，切不可將之無限放大。故最初的“中國”，只是相對于“諸侯國”發展出來的概念，所不同的是，“中國”位于諸侯國環繞之中央。

不過，“中國”一詞的含義，自西周末年起，悄然發生變化——從最初周王所居“京畿”逐漸演變為同周邊“四夷”相對應、相區分的概念。

《詩經·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中國”開始與“四夷”和“四方”相對應。《詩經·大雅·蕩》：“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中國”對應的是“覃及鬼方”，即“四夷”中的具體部落。孔子《大學》：“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梁惠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中國”一詞對應的是“四夷”。在這些記載中，“中國”的含義不再是指周王所居“京畿”，而變為對周王室及所分封諸侯國的一個統稱。《史記·秦本紀》談到秦之先世時記：“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這里所言“中國”，已不再指周王所居“京畿”，而是統稱周王室及所分封諸侯國范圍。也就是說，從西周末到春秋戰國，“中國”含義已悄然發生了變化——從最初僅指周王所居“京畿”，開始擴大為對周朝及所分封諸侯國范圍的統稱。“中國”主要成為同周邊“四夷”“夷狄”“蠻夷”相對應的一個概念。這在史籍對秦、楚、吳等國的記載中表現尤為明顯。秦、楚兩國因地處邊陲，吸收和混雜大量“夷狄”“蠻夷”成分，各諸侯國并不承認二者的“中國”身份，將之視為“蠻夷”。《史記·楚世家》記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史記·秦本紀》：秦雜戎翟之俗，“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從秦、楚“中國”身份遭質疑看，當時的“中國”主要指文化上有別于“四夷”“夷狄”的人群類別。文化標準是剛性的，政治因素則退居其次。也就是說，當時“中國”概念，主要功能是區別“夷狄”“蠻夷”，是用以辨別華夷。《史記》載“秦、楚、吳、越，夷狄也”，體現的正是這一原則。

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

自西周分封到春秋時期，經歷數百年。如果說，周王室及分封諸侯國有共性的話，共性即是奉行周朝的禮樂制度。禮樂制度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是信仰，是文化，也是社會秩序，是以祭祀信仰為核心的文化觀念及社會體系。孔子將周衰稱作“禮崩樂壞”，即體現這一點。由于周朝的文化是以禮樂為核心，故唐人韓愈稱：“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與“夷狄”的區分，很大程度在于是否奉行周禮，即“中國”之禮。

“四夷交侵”對周朝及分封各諸侯國造成嚴重沖擊。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及平王東遷等，均反映這一沖擊。在“四夷交侵”的嚴峻形勢下，“中國”概念發生首次根本性嬗變——變為對周王朝所分封各諸侯國及地域范圍的統稱，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四夷”作為“他者”的進入，本能地激發了周王朝及所分封諸侯國的自我意識，他們需要一個自我稱謂來與“他者”相區分，遂使“中國”從原周朝內部一個政治概念，擴大為同“四夷”相對照的概念，是“非彼無我”的結果；其二，因“四夷”不奉行周禮，而周王朝及所分封諸侯國則奉行周禮，即“中國”之禮，故“中國”與“四夷”區分主要在文化，而不在種族，亦不在政治。從當時秦、楚兩國雖為周王室所封，卻因大量混雜蠻夷成分而被斥為“夷狄”，其“中國”身份得不到諸侯國承認來看，也充分說明當時“中國”一詞主要是文化概念。所以，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并非國名，而是與“四夷”對應的人群類別稱謂。這在《禮記·王制》有關“五方之民”的記載中得到進一步證明：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在這段記載中，“中國”是作為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相并列的“五方之民”之一。這就清楚表明，在當時語境中，“中國”一詞的確切含義是人群類別，而非國家名稱。

陳澔注《禮記》

三、“中國”與“夷狄”作為連袂概念的歷史脈絡

一般而言，詞語和概念的產生，是先有實，在對“實”的認知基礎上才產生的。故詞語和概念是事實在觀念上的投射。“中國”一詞的嬗變亦如此。“中國”從最初指周王所居“京畿”演變為與“四夷”對應的詞語和概念，是春秋戰國“四夷交侵”及對周朝及所分封諸侯國體系產生沖擊的結果。“四夷”作為周邊“他者”，催生了周朝及所分封諸侯國的自我意識，使其本能地需要將自己同“他者”相區分，在此背景下，“中國”一詞遂演變為對周王室及所分封諸侯國的統稱。

“中國”同“四夷”“夷狄”相對應，主要有兩個含義：一指文化上與“四夷”“夷狄”不同的人群類別；二指同“夷狄”地區有別的農耕區域，具有地域涵義。《史記》稱秦的先世“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史記》記：“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正是地域涵義。故歷史上的“中國”詞語和概念，既指與“夷狄”有別的農耕區域的人，亦泛指農耕區域。翁獨健說：“古代‘中國’之稱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實為洞見，是對古代“中國”內涵的準確把握。

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

如何認識“夷狄”在中國歷史演進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這是關涉中國歷史的大問題。在中國歷史演進中，有兩個事實顯而易見，且不容忽視：

第一，“夷狄”既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也是結束分裂、重新整合和實現統一的重要力量。

無可否認，縱觀數千年中國歷史的迭宕起伏，多是由“夷狄”為“中國”患，即“夷狄”對“中國”的沖擊、震蕩所致。《三國演義》開篇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對中國歷史特點的精辟概括。以往，我們更多關注于“夷狄”南下所造成的分裂，但事實上，在中國歷史演進中，“夷狄”既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同時也是結束分裂、重新整合并實現統一的重要力量。

在秦漢以來中國歷史演進中，主要有兩次大規模、長時段的分裂：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二是從唐末五代起到元朝統一。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是“五胡”大舉入主中原所致，造成長達400余年的南北分裂對峙局面，然結束分裂的力量仍然來自胡漢混合的北方，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統一了整個北方地域，后北魏分裂為西魏、東魏，后又演變為北周、北齊，最后由統合北周、北齊的隋朝統一南北，結束分裂局面。

唐末五代十國的再度分裂，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北方相繼出現遼、金、西夏三個政權，與之并存和對峙的則是北宋、南宋，除此而外，還有偏居云南的大理政權。此分裂局面延續至1254年。結束此分裂局面的，仍然是新崛起并由北方南下的蒙古。蒙古南下所建立的一統天下的元朝，不僅滅掉南宋、西夏和大理，還首次將西藏及青藏高原地區納入管轄之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夷狄”入主既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也是結束分裂實現統一的重要力量。元朝、清朝均是典型。

元世祖像

第二，在中國歷史上，以農耕人群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同“夷狄”入主所建立的王朝，二者大體旗鼓相當，各居其半。

在從秦到清的兩千多年歷史中，如果說，秦、西漢、東漢、三國的魏、蜀、吳，西晉、南朝的東晉、宋、齊、梁、陳、五代十國中的“十國”、北宋、南宋和明朝等11個王朝，大體是以農耕定居人群為主體而建立并進行統治；那么，五胡十六國（姑且算作一體）、北魏、東魏、西魏、北周、北齊、遼朝、金朝、西夏、元、清等王朝，則均是由“夷狄”所建立。隋、唐和五代時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漢、后周等王朝，帶有濃厚中間性質，屬于同“夷狄”高度整合類型，兼具兩者的特點。以上事實清楚表明，中國歷史上，被稱作“中國”的農耕定居人群建立的王朝，同“夷狄”入主所建立的王朝大致平分秋色。這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國，乃由史籍中所稱“中國”與“夷狄”共同創造，是兩者不斷融合、合二為一的結果。

無可否認，定居農耕并自詡“中國”的人群類別，始終是中國歷史的核心和主干。但另一方面，歷史上對“中國”沖擊、震蕩和威脅最大，卻正是被稱作“夷狄”的北方游牧人群系統。西漢孝文帝寫給匈奴單于的信中稱：“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自西漢到明代，因北方夷狄持續不斷南下中原，給“中國”帶來一浪又一浪的巨大沖擊和震蕩。如古人所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北狄自古為中國患”。因此，從很大程度上說，被稱作“中國”的農耕定居人群類別同游牧或半游牧人群類別的“夷狄”之間的競爭、沖突、戰爭與整合，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主干和特點。美國學者拉鐵摩爾認為：“通曉中國歷史的關鍵之一，是了解中國和它周圍‘夷狄’地區之間勢力消長的狀況。”正是就此意義而言。

歐文·拉鐵摩爾、埃莉諾·拉鐵摩爾著《拉鐵摩爾中國史》

上述特點和歷史面貌，產生了一個重要結果，使得指稱農耕定居人群類別的“中國”和指稱游牧人群類別的“夷狄”兩個詞語，在史籍中出現頻率極高。更重要的是，二者作為連袂的概念，始終相生相伴、如影隨形。

根據對“四庫全書數據庫”和“臺灣漢籍數據庫”兩個檢索系統中“中國”“夷狄”兩個詞語的檢索，我們可看到如表1的情形：

表1 數據庫詞語檢測

以上兩個數據庫的檢索結果，清楚地呈現了以下兩個事實：

1. 無論是“四庫全書數據庫”還是“臺灣漢籍數據庫”，均是“中國”一詞最多，“夷狄”“蠻夷”等詞語次之。兩個數據庫的檢索結果完全一致。也就是說，在漢文史籍中，“中國”“夷狄”“蠻夷”等詞語最普遍、出現頻次最高。

2. 絕大多數情況下，“中國”與“夷狄”“蠻夷”在同一場景和事件中，基本上是同時出現，且彼此密切對應。

上述檢索結果，有一點頗改變我們的認知，受潛意識“推今及古”的影響，我們主觀上多認為“中國”屬政治概念，而“華夏”“中華”等才是民族概念。但在古代史籍文獻中，與“夷狄”相對應的詞語和概念主要并非“華夏”“中華”，而是“中國”。在絕大多數史籍記載中，“中國”與“夷狄”均密切對應，且出現頻次最高。這充分證明，在古代語境中，“中國”是指稱人群類別，是民族屬性的詞語和概念，它與“夷狄”密切對應，二者為連袂概念。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古代以“中國”為陽，以“夷狄”為陰的觀念。即所謂“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在《周易》中，陰、陽既對立又相互依承，以“中國”為陽、“夷狄”為陰的觀念，正是對二者性質及關系最恰當的反映。

范祖禹撰《唐鑒》

毫無疑問，古代“中國”和“夷狄”均指人群類別，僅具文化與地域的內涵。若說，古代“夷狄”是一個國家，肯定沒人同意；但若說古代“中國”是一個國家，人們可能會猶豫，原因是“中國”二字，極易讓人聯想到今日中國，以為那不正是今日中國之前身？其實，有關“中國”一詞的認知錯誤正緣于此。事實上，在古代語境中，既然“夷狄”始終是指人群類別，那么，與之密切對應的“中國”一詞及概念，當然也是指人群類別，否則邏輯和語義上便難以自洽。從此意義上說，古代“中國”一詞及概念，同今日作為國名的“中國”顯然不是一回事，二者的性質與內涵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一詞雖伴隨古代歷史始終，卻始終隱匿在王朝名稱之后，若隱若現出現于王朝名稱的縫隙之間。唯當“夷狄”或“胡人”入主之時，“中國”身份才被提及和強調，以示區分。事實上，歷史上亦從未有任何王朝宣稱以“中國”作為王朝名稱。誠如梁啟超所言：“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每一朝之廢興，而一國之稱號即與之為存亡。”可見，在古代，王朝與“中國”是性質截然不同的概念和稱謂。“中國”一詞主要是對農耕人群類別及其地域的統稱，唯其如此，它才同指稱游牧人群類別的“夷狄”一詞密切對應。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四、清代至民國：“中國”一詞如何成為國名？

清朝是傳統王朝向現代國家轉型并以“中國”作為國名的肇始。但“中國”二字具體何時成為國名？卻較為復雜且眾說紛紜。

檢閱史料，我們不難發現，清朝建立全國性統治后，常以兩個詞作為自稱，一是“大清”，另一個則是“中國”。具體用哪一個稱呼，視具體場景和對象而定，并無定式。1689年中俄簽定《尼布楚條約》中，已使用“中國”一詞作為清朝的官方身份。若認為此時清朝已以“中國”作為國名，則未免失之偏頗。事實上，自清朝建立以來，在相當長時期內，“大清”與“中國”兩種稱呼往往交替使用，并不固定。雍正時《大義覺迷錄》稱：

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于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大義覺迷錄》

在這段文字中，清朝統治者明顯自詡“中國”。《大義覺迷錄》頒行的背景是向民眾宣諭清朝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對象主要是人口數量龐大的漢人，故自詡“中國”勢所必然。與此同時，在清朝與國外簽訂的條約及所頒布大量文誥中，也使用“大清”稱謂。

要準確界定清朝何時以“中國”為國名，存在相當難度。原因是，這是一個循序漸進并缺乏明確時間標志的模糊過程。清朝建立后，相當長時期內，在外交文件及所頒布的各類文誥中，“大清”與“中國”兩個詞語和概念相并用，正是這一模糊過程的反映。

20世紀初葉，“中國”是否已作為國名，尚不明確。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中尚有如下論述：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茍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

梁啟超為當時思想文化界巨擘，不但諳熟中國歷史，對中國社會之洞悉，對世界大勢的把握以及文化造詣之深厚、見識之廣博，均堪稱一流。從1901年到1905年，梁啟超先后發表《中國史敘論》《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中國歷史上人口之統計》《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等一系冠名“中國”的文章，或許正出于“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的考量。但1901年從梁啟超仍稱“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可知當時以“中國”作為國名尚未塵埃落定、成為普遍“共識”。

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

晚清時期，有幾個事件頗具標志性意義。1904年年初清朝學部頒布的《奏訂學堂章程》，規定各級學校的課程名稱有“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等，《章程》中隨處可見“中國”稱謂，很少使用“大清”一詞，“大清”的歷史課，亦名為“中國本朝史”。1909年，清廷“預備立憲”通過的《大清國籍條例》，除標題外，正文中全無“大清”一詞，皆為“中國”和“中國人”。故譚其驤指出：“‘中國’這兩個字，按照現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鴉片戰爭以后的初期還沒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時候才形成。”這是客觀、公允的判斷。事實上，“中國”作為國名的最終定型，約定俗成地成為國家名稱，是經辛亥革命即傳統王朝向現代國家轉型之鼎革而最終完成。

大體說來，晚清“中國”一詞成為國名，主要為三種力量促成：其一， 是“吾人口頭所習慣者”，說明其時“中國”一名在民眾中已很普遍，這是民眾與社會的力量。其二，知識精英的倡導和身體力行。20世紀初，正是鑒于“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梁啟超在文章中均冠以和使用“中國”之名，以作為喚起同胞“精神之一法門也”，其倡導作用不可低估。其三，受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之世界潮流影響。在國名問題上，梁啟超能產生“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這樣的意識，與其身處日本，感受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之世界潮流的影響有莫大關系。

我們不難看到，“中國”一詞作為國名使用，不是發生于辛亥革命之后，而是從清朝中期已逐步醞釀、孕育，經歷較長時期“大清”與“中國”的并用，到晚清時遂成定局。這說明，晚清時“中國”成為幅員遼闊、擁有若大疆域的清朝之國名，決非偶然，而是存在一個漸進和逐步積累的過程。“名”的變化，本質上是“實”發生改變的結果。從此角度審視，春秋戰國以來，“中國”與“夷狄”之所以成為彼此對應的詞語和概念，根本原因是“中國”同“夷狄”之間長期處于對立和沖突狀態，形成鮮明“二元結構”。此情形貫穿古代歷史始終。但從清代中葉尤其是乾隆時期開始，“中國”與“夷狄”的二元對立、沖突開始大為削弱，逐漸趨于瓦解。這一重要變化，正是“中國”一名興起并漸成民眾“口頭所習慣者”的原因。那么，“中國”取代“大清”而作為國名這一重要嬗變究竟以什么為基礎？促成這一嬗變的根本原因何在？從宏觀上說，晚清“中國”一名取代“大清”而作為國名，更為本質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乾隆帝像

1.清朝在邊疆經營上獲得極大成功，消除了“中國”“夷狄”長期對立、沖突的二元格局

清朝在入關前即開始與蒙古結盟，將滿洲格格（公主）大量嫁與蒙古王公貴族，故清朝入關建立全國性統治，很大程度是“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滿蒙結盟是清朝重要的政權基礎。明末清初，因蒙古各部普遍昄依藏傳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使西藏黃教領袖達賴、班禪成為蒙古教主，二者對蒙古各部具有很大影響力。在此背景下，清廷對西藏黃教領袖達賴、班禪采取了特殊尊崇、籠絡政策，先后邀請五世達賴、六世班禪進京，給予極高禮遇和冊封，同時仿布達拉宮和扎什倫布寺在承德興建“外八廟”，供蒙古各部王公貴族進京朝覲時前往朝拜。清朝遺留于北京的佛教遺存絕大多數屬藏傳佛教性質。這一切，誠如乾隆帝所言“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清朝以藏傳佛教籠絡安撫蒙古各部的政策大獲成功，導致整個北方地域以藏傳佛教信仰為基礎的滿、蒙、藏聯盟的形成。另一方面清廷對與之為敵的蒙古和碩特部和盤據新疆的蒙古噶爾丹卻堅決清剿。在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剿滅噶爾丹以后，清朝又在整個蒙古地區實施盟旗制度，禁止蒙古各部自由流動，徹底解除了北方地域蒙古勢力對清朝的威脅。乾隆時“十大武功”更凸顯了清廷在開疆拓土和邊疆經營上的巨大能力和功績。與唐、宋、明等王朝截然不同，有清一代，“中國”“夷狄”之間的二元對立、沖突開始徹底化解。恰如清朝統治者所稱：“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

五世達賴像

2.清朝統治者努力“向化”，隱匿、淡化夷狄身份，減少了民族隔膜

清朝是滿族人建立的王朝，滿族人相對自稱“中國”的人群類別，自然屬于“夷狄”。但清朝入關，建立全國性統治后，采取了兩個決定性措施。一是努力“向化”，全面接受并大力提倡“中國”文化。主要表現在清朝入關后，全面接受和吸納內地官制、典章、禮儀、文學，大力尊孔、提倡儒家文化，致力于內地文化建設，編修四庫全書等等，其皇族、貴族也孜孜不倦學習漢文經史典籍，儼然以中國儒家禮儀及文化立場自居。二是在文化政策及話語方面竭力隱匿、掩蓋和淡化其夷狄身份。主要表現于，對其“夷狄”身份諱莫如深，竭力隱匿、淡化，如將“四夷”改稱“四裔”，取締“漢地”的稱呼，一律改稱“內地”；通過大興“文字獄”，將一切有可能披露和暗示其“夷狄”身份的詞匯和用語統統剔除。清朝統治者雖對漢人防范甚深，存在明顯民族歧視，但上述措施卻有力動搖了由來已久的“華夷之辨”。隨著時間流逝，清朝統治者的夷狄身份日趨模糊。可以說，有清一代，“華夷之辨”與“內夏外夷”等觀念開始弱化。此情形，正是清朝統治者在“大清”之外，也能接受“中國”名號的原因。

3.受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之世界潮流影響

19—20世紀之交，在西方殖民浪潮沖擊下，世界范圍內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成為時代趨勢。東亞地區最早實現轉型的是日本。在此轉型過程中，區分國家與王朝，選擇國家名稱以替代王朝名稱，成為一種世界潮流。1898年梁啟超流亡日本，深切感受到這一潮流，1902年他指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敝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慨嘆“我輩最慚愧之事，莫過于我國無國名”，顯然受到該潮流的影響。在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中，以國名以取代王朝名的世界潮流，亦構成“中國”一名逐漸被接受的國際環境。另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世界潮流的影響，也體現于18世紀“中國”一詞逐漸被國外接受，并出口轉內銷，故“中國”漸成國名，與世界環境密不可分。

梁啟超

五、清朝后期“中國”成為國名的民族與地域基礎

縱觀古代歷史，“中國”一詞，除最初指周王所居“京畿”外，從春秋戰國迄至于明代，主要成為與“夷狄”對應的民族屬性之概念，民族因素正是“中國”一詞的主要內涵和嬗變緣由。20世紀初，梁啟超曾指出舊史學一大弊端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所謂“群體”，在古代，最重要莫過于按文化、地域來劃分的人群類別，即我們今日所說的“民族”概念。梁啟超最早提出“民族為歷史之主腦”這一洞見。基于此洞見，其先后撰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兩篇宏文，開辟了從“民族”角度認識中國歷史的新視野。也正是在這一蓽路藍縷、獨辟蹊徑的開拓中，梁啟超提出了認識中國歷史并對后世產生巨大影響的“中華民族”概念。古代“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屬性詞語和概念，其含義的嬗變，對我們理解民族因素怎樣影響中國歷史走向，怎樣框定中國歷史基本格局，提供了重要視角，也是我們理解和認識“中華民族”概念的關鍵。事實上，中國歷史的迭宕起伏及分裂與統一，很大程度正是由民族因素所造成，民族因素也始終是左右中國歷史走向的決定性因素。《三國演義》開篇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已觸及中國歷史中一個核心問題，該問題不僅是把握中國整體歷史面貌的關鍵，也是從民族視角洞悉中國歷史脈絡的重要切入點。

梁啟超著《新史學》

“中國”一詞嬗變的歷史脈絡，揭示了一個極具價值的問題——“中國”與“夷狄”長期對立的二元格局為何在清朝被逐步化解？“華夷之辨”“內夏外夷”等觀念為何在清朝大為弱化？以至清朝統治者并不介意以“中國”作為自稱？譚其驤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曾確立一個標準，以1750年—1840年的清朝疆域作為歷史中國的疆域范圍，認定歷史上所有活動于這一疆域范圍內的王朝和政權，均屬于歷史上的中國。這意味著，清朝的統一，尤其是在民族與疆域整合上不但集歷史中國之大成，亦為現代中國奠定了基礎。在全面論述《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思想的《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一文中，譚其驤曾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17世紀、18世紀清朝之所以能夠在這么大的范圍之內完成統一，這決不是單純的由于那時的清朝在軍事上很強，在軍事上取得一系列的勝利所能夠做到的。單純的、一時軍事上的勝利和軍事征服要是沒有社會、經濟基礎來維持的話，統一是不能持久的。

清朝何以“能夠在這么大的范圍之內完成統一”，徹底終結“中國”與“夷狄”長期的二元對立狀態？ 對這一根本問題，譚其驤提出了一個獨到而精辟的見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間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需要。譚其驤指出：

那個時候中原的明朝和東北的滿州（洲）、北方的蒙古，時而打仗，兵戎相見；時而通過和談規定明朝歲贈女真、蒙古多少物資，并進行互市。打也好，和也好，目的無非是女真人要拿人參、貂皮來換中原地區的緞布、糧食和農具，蒙古人要拿他們的馬來換中原布帛、粟豆和茶葉。歲贈互市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時，就打進來掠奪。一邊進行掠奪，一邊要挾舉行新的和議，增加歲贈。這說明邊區發展到16世紀、17世紀時迫切需要中原地區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當然，中原地區也需要邊區的人參、貂皮、馬匹等等。但是比較起來說，邊區更需要中原的物資。所以說，通過互市，通過戰爭，最后需要統一。因為統一之后，只要中原能用布匹、糧食等物資滿足邊區的需要，就可以平安無事，統一就可以鞏固下來。所以我說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統一的局面并且鞏固下來，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是歷史的發展自然形成的。

譚其驤

這段闡釋，對理解清朝為何不介意使用“中國”一名極為重要。事實上，“中國”概念在清朝發生變化只是一種表象，此表象背后，真正起決定性支撐作用的是“實”。這就是：自唐末再度出現分裂局面以來，經過遼、金、西夏與兩宋之間的戰爭、交流與對峙，經過元、明時期大范圍的地域統一和民族整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長期接觸、交往、戰爭、貿易與掠奪中逐漸形成了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需要。正是這種相互需要，產生并支撐了清朝的大一統，導致“中國”與“夷狄”長期沖突、對峙的二元結構趨于瓦解，徹底終結了近兩千年的“中國”與“夷狄”兩分格局。這不但構成了清朝大一統的基礎，也支撐了現代“中國”的誕生。所以，清代后期，“中國”逐漸成為國名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有深刻的民族、地域、社會與文化整合的內涵與背景。歸根到底，是“實”發生根本性改變，即譚其驤所言“是歷史的發展自然形成”的結果。

有一點頗值得注意，“中國”成為國名和“中華民族”概念均產生于晚清，時間大體同步。梁啟超正是在從民族視角考察中國歷史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概念。毫無疑問，以“中國”作為國名和“中華民族”均是標識中國民族與地域整體性的詞語與概念，二者形成時間大致相當，且齊頭并進，充分說明一個事實——在晚清“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中國民族與地域整體性被中國知識精英所認識和強調，并獲得大幅度提升。

顧頡剛

晚清以“中國”作為國名，同“中華民族”概念誕生所呈現的高度一致，表明彼此存在密切關聯，內涵上高度契合。二者猶如孿生姊妹，共同成為20世紀現代中國建設的重要思想與觀念。辛亥革命前后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五族共和”的轉變；抗戰時期“長城謠”所唱“長城外面是故鄉”；1939年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譚其驤主持改繪編修《歷代輿地圖》卻催生《中國歷史地圖集》等等，都是生動說明。換言之，晚清以“中國”為國名和“中華民族”的視野及觀念，在內涵上相輔相承、相得益彰，均旨在強調中國民族及地域的整體性。這雄辯地證明一個事實：唯有從“中華民族”整體視野，才能構建完整的“中國觀”。

[原文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3期，作者：石碩，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編輯：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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