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看似不平衡的交流方式，外人或許難以理解，但對二人來說，坦誠地探討分歧正是友誼真摯的體現。

原文 ：《偉大靈魂碰撞的思想火花》

作者 |重慶大學 吳婷

圖片 |網絡

自1923年的法蘭克福會面后，阿多諾與本雅明便締結了深厚的友誼。這份象征著忠誠情感與思想交鋒的友誼，在1994年出版的《阿多諾-本雅明通信集》（簡稱《通信集》）中得到了完整呈現。《通信集》由亨利·洛尼茨編輯，其中幾乎收錄了兩人1928年至1940年間留存的全部往來書信（Nr.1-Nr.121）。

在一些核心母題上存在共同性

在《通信集》里，兩人的爭論主要圍繞本雅明于1927年構思的《拱廊街》（Der Passagen）研究。這項以巴黎拱廊街為切入點的歷史哲學研究，揭示了個體在現代資本主義下的異化狀態。1929年，阿多諾獲知該計劃后，便將其視為兩人共同致力的偉大“第一哲學”的重要任務（Nr.23），因此，《拱廊街》成為了他們通信的核心議題。

阿多諾與本雅明的理論分歧并非絕對，他們在一些核心母題上存在共同性，對神學的態度尤其一致。本雅明的思想與神學緊密相連，他曾用“吸墨紙”和“墨水”的關系來比喻“我的思想完全被神學浸透”（Nr.103）。在《拱廊街》中，神學同樣是核心母題之一，本雅明試圖在世俗世界重新喚醒神學經驗的力量。阿多諾對此十分贊同，指出《拱廊街》的工作“與猶太神學的傳統有一種深刻的聯系”（Nr.17）。然而，他們所談的神學是“反向的”或“顛倒的”神學。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事物都被顛倒，神學也以相反面目呈現。所以，只有從顯現苦難的人物、辯證意象（如拾荒者、妓女等形象）中反向洞察，才可能捕捉彌賽亞降臨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阿多諾對神學的堅持比本雅明更徹底，他強調哲學理論“只能在社會范疇和神學范疇的兩極中找到自己的辯證法”（Nr.31），因此要求《拱廊街》觸及決定性問題時“不能把神學遺漏掉”（Nr.23）。這一點或許也是阿多諾在本雅明受布萊希特無神論影響淡化神學因素后，生氣而與其中斷聯系（Nr.22，Nr.23）的原因。

爭議主要集中于三點

阿多諾與本雅明的爭議主要集中于三點：辯證意象的非辯證性、藝術的自主性以及理論中介的缺失。

第一，阿多諾批評本雅明將辯證意象（《拱廊街》提綱《巴黎，19世紀的首都》的核心概念）當作意識（尤其是集體意識）內容，是對辯證法的犧牲。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反對這種非辯證的集體意識結構（Nr.33）；另一方面，辯證意象若作為“夢境”轉移到意識中，會失去“在唯物論上使其合法化的客觀關鍵力量”（Nr.39）。由于社會現象具有辯證性，它不僅是意識的事實，更是產生意識的事實。因此，若僅以映像-現實主義的方式臨摹現實，將無法揭示19世紀辯證意象地獄般的一面。面對這一嚴厲指責，本雅明委婉地為自己辯護。他表示已掌握了辯證法之弓的兩極，只是當下缺乏拉開這張弓的力量，但這不意味著辯證意象概念是非辯證的。正如本雅明所說，辯證意象并非對夢境的簡單臨摹，而是包含著夢境的事實，即覺醒的突破點，“正是在這些點上創造了它的意象，就像一幅由許多閃亮的星點組成的星圖。因此，在這里同樣也需要拉開一張弓，并戰勝一種辯證法：意象和覺醒之間的辯證法”（Nr.40）。

第二，兩人關于藝術自主性問題的分歧，體現了阿多諾對本雅明思想中布萊希特因素的否定。本雅明曾在信中向阿多諾坦言過布萊希特對其思想的影響（Nr.4）。但阿多諾對此持反對態度，認為這一影響使本雅明的藝術思想沾染了糟糕的政治唯物主義傾向。盡管雙方都認同工業技術導致藝術靈暈的衰退和藝術自主性的非歷史化，但本雅明將現代藝術的可復制性與政治相聯系，并將進步的藝術技術等同于政治傾向，這種布萊希特式的處理方式令阿多諾感到不滿。后者提出，藝術雖屬于社會事實，但它相對獨立于政治經濟體系，只有文化工業才是制度的附庸。因此，現代藝術的自主性不在于賦予自身靈暈，而在于消除靈暈——藝術自主性表現在其否定性上?；诖?，阿多諾批評了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將靈暈概念注入自主藝術作品并賦予其政治意義的做法，認為這是布萊希特思想的殘余。實際上，雙方的觀點各有其合理性，因為他們的出發點不同。就像本雅明在回應中所言：“我在我的作品中努力明確地表達積極的因素，正如您在您的作品中努力表述否定的因素一樣”（Nr.111）。簡言之，一方從否定性前提出發批判文化工業，另一方則在對機械復制藝術的批評中發現藝術可能蘊含的革命性因素。從根本上說，兩者都是對現代藝術的批判，只是側重點不同。

第三，理論中介范疇的缺失?！恫ǖ氯R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本是本雅明計劃作為《拱廊街》構想模型發表在《社會研究雜志》上的文章，卻被阿多諾以缺乏理論中介為由拒絕。阿多諾指責本雅明將波德萊爾書中所反映的內容與其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特征，尤其是經濟特征直接關聯（如將酒稅與波德萊爾的《酒魂》直接相聯系），是實證主義的表現（Nr.110）。因為對文化特征進行唯物主義界定，需以社會總體進程為中介才具有合法性。這一指責無疑使本雅明處于一種經驗重構的情境中，也把這篇論文釘在了神話和實證主義的交叉點上。本雅明對此辯駁道，阿多諾沒有留意到文本結構，才對一些問題產生了誤判。他回應，并非理論缺乏中介，而是“語言文獻研究所固有的那種令學者著迷的完整事實表象，隨著研究對象的歷史建構而逐漸褪去。……對象便構成了單子。在單子中，一切作為文本診斷而被神話般僵化的事物都變得鮮活起來”（Nr.111）。也即是說，本雅明并非在波德萊爾問題上持實證的立場，而是將語言學態度與辯證態度納入了動態的緊張關系之中（或許阿多諾遺忘了本雅明與他一樣，關心的都不是事實的直接性內容，而是讓理論之光穿透事實本身）。鑒于阿多諾的要求，本雅明在1939年底修改了一個新的版本——《論波德萊爾的一些母題》。雖然這篇文章得到阿多諾毫無保留的贊賞（Nr.117），但遺憾的是，兩人無緣再攜手推進《拱廊街》這個宏大的歷史哲學計劃了。

阿多諾與本雅明的爭論呈現不平衡性，表現為阿多諾的“強勢”與本雅明的“退讓”。每當理論分歧出現，阿多諾常暗示本雅明修改與其相悖的觀點（在其擔任《社會研究雜志》編輯后，這種情況愈發常見）。本雅明則以“中國式的禮節”（肖勒姆語）委婉化解沖突（或許也受阿多諾經濟資助的影響）。這種看似不平衡的交流方式，外人或許難以理解，但對二人來說，坦誠地探討分歧正是真摯友誼的體現。正是這種獨特的相處模式，使他們的友誼歷久彌新，綻放出耀眼的思想火花。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6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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