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47歲拔掉全部牙齒，只為一款降酶藥能快一點研發出來，沒人逼她，是她自己遞的申請，三次拔牙記錄在檔，主治醫生猶豫再三，她簽了字。

這是1972年，解放軍302醫院的地下實驗室里，她是主任，陳菊梅。

寒門出醫者：從貧苦少女到傳染病專家

1925年，浙江天臺，一個孩子出生時屋頂漏水，父親在屋外接雨。

家里種地，祖上沒出過一個秀才，父親只認得賬本上的幾頁大字，母親沒上過學，這個女孩小時候瘦小，穿著打補丁的粗布衣服，腳上穿的是大人舊鞋改的小布鞋。

小學讀得快，老師告訴她父親：“這個孩子記性好，能上中學。”初中學費要三塊錢一個學期，她父親花了一整年養雞賣蛋才攢夠。

1948年，她考入浙江醫學院，是那一屆唯一一個來自農村的女生。

那個年代，學醫的女性很少，尤其是臨床方向，陳菊梅選了傳染病方向，她說得很直白：“有用。”

1954年，她被公派出國。目的地是蘇聯列寧格勒第二醫學院（現俄羅斯國立醫科大學），那一年她29歲，已經是浙江醫院傳染病科主治醫生。

她不喝酒，不跳舞，不參加舞會，她只做一件事：看實驗動物肝臟變化。

她提前一年完成了所有課程和論文，導師評價她“比蘇聯本地博士還狠”，1958年，她拿到傳染病學博士，歸國，進入解放軍302醫院。

那年302醫院剛剛改編成全軍首家傳染病專科醫院，原址在北京西三環外，她是首批進駐醫生之一。

她是唯一的女博士，穿軍裝，掛聽診器，站在男醫生身邊說：這個不是傷寒，是乙肝。

以身殉科研：拔牙摘器官的驚人抉擇

1969年，她帶隊下鄉，目標是陜北黃龍縣，那是肝炎高發區，黃河上游，水源渾濁，農村普遍共用針頭，集體生活條件差。

她帶著12名軍醫、8箱試劑、4臺便攜式血液分析儀，還有她自己。

駐地是一個舊學堂，土炕鋪床，她白天采樣，晚上記錄，幾乎不睡覺。

有一個死者18歲，肝區腫大，昏迷前還喊著冷，她當場解剖，發現肝臟黑紫色，變性明顯，記錄中她寫了三句話：

“死亡時間10:52，ALT升高10倍，無藥可解。”

她開始嘗試新藥，不是西藥，而是中草藥提取物，她從“安眠藥副作用”入手，發現一批服用五味子酊劑的病人ALT下降。

她反復試驗，一年后固定了五味子、茵陳、柴胡等比例，命名為“肝得安”。

這個藥是中國第一個對重型肝炎有效的中成藥。

正式試驗從1971年開始，但她身體開始出問題。

她的病歷報告顯示：慢性腎炎、牙周炎、免疫球蛋白異常，因為長時間服藥與暴露在患者體液中，她的抵抗力接近崩潰。

她寫了申請：要求摘除扁桃體和闌尾，避免后續發炎影響試驗計劃，醫院批準了手術。

接下來，她做了另一個決定：三次拔牙。

她的牙齦經常化膿，導致進食困難，用藥頻繁，她主動申請拔除全部牙齒，以便長時間不間斷服藥和工作。

第一次拔7顆，第二次拔8顆，第三次拔剩下的全部，全麻，術后縫合23針。

她用攪碎的米湯和粉末狀蛋白粉補充營養，之后三個月里，她的體重下降了7公斤。

她沒有回家休息一天，302醫院的門診記錄里，每天都寫著她的名字和查房備注。

“肝得安”在1973年獲得部隊內部推廣使用，試驗數據顯示：用于慢性重型肝炎患者，死亡率從85%降至38%。

同年軍隊報刊首次公開報道：“我軍傳染病專家陳菊梅主持肝病治療方案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

她寫了方案：中西醫結合，她說：“不是融合，是排序，先解熱、再護肝、最后排毒。”

這種模式后來被國務院醫改小組采納，編入部隊統一教材，這套標準，衍生出50多種降酶藥物，推廣至全國近百家醫院。

1974年，302醫院為她安排了內部表彰，她沒去，她在病房寫下：

“摘掉全身器官也值得，只為摘掉‘肝炎大國’這頂帽子。”

軍旅傳奇：從傳染病戰場到非典前線

1976年，陳菊梅正式轉為軍籍，編制在解放軍總后衛生部，軍銜：文職一級，工作單位：302醫院傳染病中心。

她那年51歲，已經是全軍傳染病領域公認的“骨干人物”，沒有正式的軍銜，文件上寫的是“文職專家特級待遇”，內部解釋是“享受正軍級待遇”。

這個頭銜意味著：她坐的車配司機，出差專人護送，看病不掛號，所有藥物和試驗器材優先供給。

她不抽煙，不打麻將，穿軍裝從不換便裝，北京三環的302醫院改擴建三次，她參與了兩輪設計，連地下通風管道怎么走都親自畫圖。

她不是在辦公室，也不是在會議室，她在病房、實驗室、或者車里。她的車后備廂有三個抽屜：一個放筆記本、一個放消毒水、一個是緊急注射包。

1998年，她73歲，按規定，文職退休，文件準備好了，但她沒批復，理由是“尚有項目未結題，肝病防控基礎尚不穩固”。

她的退休延期批文直接送到中央軍委人事局，由原總后勤部領導簽署，檔案上寫了一句話：繼續保留原待遇，安排必要助手，確保其科研與診療任務順利執行。

2003年，非典爆發。

她78歲，帶隊編寫《軍隊系統非典防控操作指南》，該手冊成為多個省市疾控機構參考模板。

她本人進入北京小湯山醫院采集樣本、參與會診、主持分析，提出“高通風+分段隔離+重癥單元”的三段式處置流程。

她不戴金屬眼鏡，因為防護服壓痕會透風，她把圓框眼鏡換成塑料的，鏡片在防護面罩里常起霧，她就站著不動，等霧散，再低頭做記錄。

整個防控期間，她連續20天未離開小湯山，每天吃三頓盒飯，最常吃的是西紅柿炒雞蛋。

她的助手記錄：她夜里在帳篷里用頭燈看病毒濃度變化圖，手不抖，字工整。

她的建議直接影響了302醫院ICU改造項目，2004年，新建負壓病房投入使用，是全軍第一家獨立負壓治療系統，她參與了結構設計與過濾系統選型。

2008年汶川地震，她83歲，沒有預告，沒有安排，她直接打電話給軍委防疫小組：“我去綿陽。”

她提出“監測體系+重點控制”八字方案，把災區分為五類風險區，要求每個區一日一測，三天一報，病例集中錄入，防疫專家說，這是“數字化流調”的雛形。

地震發生三個月后，汶川縣無傳染病爆發，軍隊給她記軍隊二等功。

同一年，解放軍人事體系做出罕見決定：授予陳菊梅“正軍級文職特級”待遇，生活保障與待遇比照戰區級上將標準。

她沒有儀式，也沒有典禮，她回北京后只說了一句話：“我還得寫報告，別耽誤事。”

晚年堅守與精神傳承

2010年，她85歲，確診帕金森病。

癥狀最初出現在右手無名指，寫字時不穩，后來開始步態不穩，手指顫抖，她沒有停止出診。

她的出診時間是：每周三上午9點到12點。她提前15分鐘到，提前準備聽診器、口罩、棉簽。

她的工位旁邊貼著紅紙條：“不加號”，但她每天接診人數都是排爆滿，護士習慣在她桌下放一個折疊凳，她隨時坐下，不讓病人看出疲態。

她怕自己尿頻會影響病人看病時間，于是控制飲水，每次只喝三口，用帶刻度的水杯，記錄水量。

她手抖，但仍堅持簽字，病歷單寫字逐漸歪斜，最后干脆用蓋章，她說：“名字就不寫了，章是真的。”

2015年，她正式從302醫院離崗，那年她90歲。

她回到自己在阜成門附近的家，家里兩室一廳，陽臺一角設了書桌和一個聽診凳，她貼了一張紙：“微型診所，僅限鄰里。”

每周三上午，她繼續坐診，居民說她不收錢，只看病，偶爾遞一個大白兔奶糖。

她的病歷記錄本上密密麻麻地寫著病名、藥名、劑量。她的字越寫越小，后來用打印機打印藥單。

晚年，她行動困難，靠輪椅，她在輪椅扶手上安裝一個寫字夾，夾著藥單，她堅持寫到無法控制手臂為止。

她共發表論文140余篇，主編《非典防治手冊》《軍隊肝病診療標準》《傳染病野外處置手冊》等，部分教材至今在軍醫大學使用。

她提出并建成全軍首個野戰傳染病移動醫院單元，包括可移動檢驗艙、可調壓隔離艙、快速部署模塊，設計方案在軍科院檔案中編號“JM-A9”。

2021年，她在家中病逝，享年96歲。

她在遺囑中寫明：遺體捐贈首都醫科大學，不舉行追悼會，不辦告別儀式，不立傳。

她的床頭貼著一句話：

“輕己重人，病者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