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節選自該書部分章節，感謝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授權發布，題目為編者所擬：

高歡，字賀六渾，自稱渤海郡修縣（治今河北景縣東）人，出身六鎮兵戶之家，“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北魏末年六鎮起義時，高歡率眾先后加入了杜洛周、葛榮和軍閥爾朱榮的隊伍。高歡因智勇兼備、氣度深沉而恢宏，很受爾朱榮器重。爾朱榮曾詢問左右，自己若去世后誰能統率大軍，左右都回答是爾朱兆，他卻說：“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

爾朱榮被魏孝莊帝暗殺后，爾朱兆領兵再入洛陽，將孝莊帝綁架至晉陽后，將其殺害。高歡此時任晉州刺史，有心反叛而實力單薄，恰逢葛榮部下余眾二十余萬人流入并州、肆州，“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

高歡趁機誘騙爾朱兆將剩下的“六鎮反殘”編入自己部下，到山東去躲避災荒，隨后依靠這股力量與河北豪強的支持，在信都舉兵反抗爾朱氏的統治。他接連打敗爾朱兆，進據鄴城、洛陽，擁立魏孝武帝元修，自任大丞相、太師。

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歡率兵進攻并州，占據晉陽，爾朱兆逃到肆州秀容（治今山西省忻州市西北），次年正月爾朱兆被消滅，于是高歡控制了山西高原、河北平原和山東半島，成為中國北方勢力最強大的軍閥，他將晉陽附近作為軍事和政治重心，以震懾其他地區。

永熙三年（534年）七月，高歡與魏孝武帝的矛盾激化，高歡從晉陽領兵南下進據洛陽，魏孝武帝逃往長安，投靠宇文泰。高歡追擊不及后，于九月回到洛陽，另立孝靜帝元善見，北魏王朝至此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在東魏政權建立前后，高歡為了應對各種威脅，作出了以下戰略部署。

（一）立晉陽為霸府，屯重兵于并、肆、汾州

早在永熙元年（532年），高歡進入并州驅逐爾朱兆時，就將霸府設置在晉陽，以統治所轄區域。他的主力軍隊則部署在晉陽周圍的并、肆、汾三州境內，其地域范圍相當于今山西省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

北魏末年六鎮起義后，當地軍民紛紛內遷，邊疆失守，朝廷被迫在并、肆、汾州僑置恒、燕、云、朔、顯、蔚六州，以安置原來北邊三州（恒、燕、云）及六鎮的移民，稱其為“六州鮮卑”。高歡當年就是依靠這股力量起兵，打敗爾朱氏集團的，高歡領兵回到晉陽后，仍安排他們居住在原地。

對此，王仲犖總結道：“北齊神武帝高歡實以此六州鮮卑兆基霸業，故北魏東魏先后于并、肆、汾僑置六州，以居此六州鮮卑軍士。”

由于并、肆、汾三州在軍事、政治上非常重要，又設并肆汾大行臺來統領。

分布在并、肆、汾三州及境內僑置州郡的鮮卑軍士，即高歡麾下的主力部隊，戰時聚集在晉陽待命出征，因此被當時人們稱作“晉陽之甲”。這支部隊的人數前后有所變化，在永熙三年（534年）高歡入洛之前，晉陽可出動十二萬人，這還不算留守的軍隊。高歡對孝武帝上表曰：“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

這就是他在晉陽附近的部隊，不包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

高歡擁立孝靜帝后，至天平元年（534年）十月，親自指揮從洛陽遷都鄴城，“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晉陽隨即成為全國實際上的軍政中心，鄴城的東魏朝廷只是徒具形式而已。主管河南、河北諸州丁帳及發召征兵事務的外兵曹，還有掌管馬匹飼養、征集事務的騎兵曹，都脫離尚書省而歸屬大丞相府，由高歡直接統轄，北齊建立后分別改稱為外兵省和騎兵省。他還吞并了原來北魏在河南的近十萬人馬，勢力更加強大。

天平四年（537年）東魏發動沙苑之役，“神武（高歡）西討，自蒲津濟，眾二十萬”，經此一役，達到了其全盛時期。至北齊末年國力衰弱，后主從晉陽發兵南下援救晉州，仍能出動十余萬人，由此可見當地兵力之強盛。

（二）遷都鄴城，置于晉陽霸府兵力控制之下

北魏自孝文帝南遷以來，洛陽作為其都城已有數十年，它的缺陷有三：

一是其位于天下之中，在戰亂之時四面臨敵而不夠安全；

二是其地處豫西丘陵山地之間，平原狹小，物產有限，平日尚需要關東的漕運接濟，若是遇到災荒則難于度日；

三是其距離北方的經濟重心河北平原、山東半島稍遠，不易對這些地區進行統御；而鄴城就在經濟重心附近，周圍物產豐饒，供給便利，駕馭應手。

漢初張良曾對劉邦說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慕容垂也說：“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于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御史崔光等亦向北魏孝文帝建議：“鄴城平原千里，漕運四通，有西門、史起舊跡，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

高歡在領兵入洛之前，洛陽地區因頻頻受到戰亂破壞而日益衰弱，因此他曾向孝武帝提議：“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

但是這一提議遭到拒絕，因而高歡就截斷了河北對洛陽的漕運來威脅孝武帝，“于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

東西魏分裂后，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面臨的形勢更為不利；而且該地距離高歡的霸府晉陽較遠，又被黃河阻隔，與其建立聯系和控制不便，不如將都城定在鄴城，以晉陽加以控御更為近便，為此高歡下了遷都的決心。“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陜，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傀儡孝靜帝不得不服從，“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此后東魏直到北齊末年，始終延續了以鄴城為都城、晉陽為別都的政治格局。

高歡在入洛之前，曾給孝武帝上表說他擁有“山東兵七萬”，這是在太行山以東河北平原和山東半島的全部兵力。孝武帝西奔長安前，曾“親勒兵十余萬屯河橋”。后來他逃往關中，“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余皆北徙”。胡三省注：“魏蓋以宿衛之士分為六坊。”剩下的部隊多隨孝靜帝北遷到鄴城，可能還有一部分留在河南戍守或隨高歡回到晉陽。

守備鄴都的兵力有多少，史籍未有明確記載，大約會有數萬人，其數量與戰斗力都遠不如晉陽的主力部隊，雙方實力對比懸殊，因此齊主高湛對侍中高元海說：“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

東魏元氏皇帝居住在鄴城，他在名義上是高歡的國君，但在實際上仍屬于高歡潛在的敵人，高歡需要密切關注鄴城的政治動向，防止東魏皇帝及其皇族、貴戚與擁護元氏的大臣們發動政變，從而擺脫他的控制而自己掌權。

從政治上來說，高歡居住在鄴城也不太安全，必須吸取爾朱榮被孝莊帝在洛陽暗害的教訓，而且他在朝內樹敵較多，不如在自己的根據地晉陽更為可靠。而朝中萬一發生動亂，從晉陽所在的太原盆地居高臨下東行，大軍能夠迅速開赴鄴都所在的河北平原。嚴耕望曾論述：“武平七年十二月丁巳夜，帝棄晉陽東走，庚申至鄴……則自晉陽至鄴才三日。”這也說明了兩地交通之便利。

為了對鄴都實行嚴密的控制，高歡及其后北齊的統治者頻繁往來于晉陽與鄴城之間，據毛漢光統計，東魏北齊四十三年之間，“高氏執政者共穿梭三十七次，駐在晉陽的時間約二十九年，在鄴都的時間約十四年，在晉陽的時間為在鄴都的時間之倍”。

（三）分兵據守河陽，遇急則派晉陽主力南下支援

古代中國的北方曾以函谷關（今河南省靈寶市西）或崤山（今河南省三門峽市境內）為界，分為東西兩大區域，稱作關東、關西，或山東、山西，這也是東魏和西魏立國的基本統治地區，雙方的經濟重心是華北平原與關中平原，而溝通這兩大區域最為便捷的道路就是豫西通道，自潼關東行，穿過崤函山區至洛陽盆地，再向東過偃師、鞏縣、虎牢、滎陽，即進入豫東平原。這條道路的樞紐是號稱“天下之中”的洛陽，該地四通八達，總綰幾條干道，西魏若是沿豫西通道進軍關東，洛陽是其必經之地。

東西魏分裂之際，宇文泰挾持孝武帝逃往關中，高歡追擊到豫陜邊境，并留下兵將駐守。“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風陵渡）。于蒲津西岸筑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 東魏豫州治今河南省汝南縣，與蕭梁及西魏接壤，高昂（字敖曹）即行豫州事管理當地的軍政事務。

另外，高歡還在河南留下了竇泰和侯景兩員大將，但未設一名主帥統領。天平二年（535年）四月，蕭梁遣元慶和攻城父（治今安徽省亳州市東南），“丞相（高）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仆射，節度諸軍”。可見高昂、竇泰、侯景各自的部下至少有三萬人，由此看來，東魏在黃河以南的駐軍應有十萬以上。

上述戰役之后，侯景留在東線，籌措并入侵蕭梁的淮南，被梁將陳慶之擊退。豫西的東魏守軍剩下竇泰與高昂兩部。雖然后來西魏收復了華州和潼關，但是國勢仍然較弱，無力大舉東征，洛陽暫時沒有受到威脅。

天平四年（537年）正月，竇泰在小關（今陜西省潼關縣東）兵敗自殺，東魏在豫西的軍隊受到重創。十月，高歡在沙苑（今陜西省大荔市西）大敗，西魏趁機東進至洛陽，占據河南多地。高歡于是調侯景回到河南主持軍務，元象元年（538年）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于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高昂則擔任侯景副手，“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于武（虎）牢”。

值得注意的是，東魏在河南的防守戰略發生了重大改變，即放棄洛陽城，將重兵集結在洛陽東北的河陽。

河陽古稱孟津，是黃河中游的著名渡口，自西晉以來便架設浮橋，方便通行。嚴耕望云：“此橋規制宏壯，為當時第一大橋，連鎖三城，為南北交通之樞紐。渡橋而南，臨拊洛京，在咫尺之間。渡橋而北，直北上天井關，趨上黨、太原；東北經臨清關，達鄴城、燕、趙；西北入軹關，至晉、絳，誠為中古時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

洛陽由于市內居民遷徙到鄴城，成為一座龐大的空城，因而不易防守。高歡將河南軍隊屯集到河陽，可以防止敵軍北渡；西魏兵馬若想經過洛陽東進，則要顧慮其后援、糧草會被河陽守軍截斷，必須先攻占河陽，消除其側翼的威脅，才敢放心東行。河陽在北魏孝文帝時曾在北岸渡口筑有城池，為了加強當地的防務，高歡在沙苑戰敗的次年，即元象元年增筑中潬城和南城。

東魏對河南洛陽地區的防御策略是：如果西魏大軍沿豫西通道進攻，即由河陽駐軍憑借堅固的城池進行阻擊，同時派遣晉陽的軍隊主力前來救援。上述部署在實戰中相當奏效，中潬城和南城建成后的元象元年（538年）八月，宇文泰率領西魏兵馬東征，侯景在河陽橋南迎擊，“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結果先敗后勝，迫使敵兵撤退。“東魏太師（高）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

從此以后，東魏在河陽固守、等待晉陽援軍南下的戰略始終不變，并在北齊時期得到了延續，多次挫敗了西魏、北周大軍的進攻，詳情見后文。

晉陽及附近地區為什么能成為東魏北齊屯駐主力部隊、設置霸府和朝廷進行統治的軍事政治重心？其原因較為復雜，特分述如下。

首先，太原盆地具備利于防守的地理條件。高歡打敗爾朱兆后，“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所謂“四塞”是說晉陽周圍群山環繞，其東有太行山為屏障，阻隔華北大平原；其西有呂梁山與黃河作為襟帶，成為陜北高原與并州地區之間的天塹；其北有云中山、系舟山遮護，與忻定盆地相連；其南有太岳山脈隔絕內外。

此外，并州在地勢上居高負險，從河北及豫北平原進入山西需要艱難攀登，但從太原盆地開赴兩地則是居高臨下，因勢利便，所以稱得上是易守難攻的戰略要地。顧炎武曾感嘆說：“自河內觀之，則山高萬仞；自朝歌望之，則如黑云在半天。即太原、河東亦環趾而處于山之外也。乃其勢東南絕險，一夫當關，萬軍難越，西北絕要，我去則易，彼來則難。夫非最勝之地哉。”

其次，太原盆地氣候適宜，物產豐富。太原盆地的東南兩面有山嶺將海洋氣流阻隔，屬于暖溫帶季風型大陸性氣候。由于地勢較高，年平均氣溫要比同緯度相鄰的河北平原低3~6攝氏度，與草原氣溫相近，適于畜牧業。北朝時期，草原馬匹進入中原，往往要在晉陽所在的并州飼養一段時間，以逐漸適應中原的氣候和水土。如北魏時，“每歲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因此當地也是東魏、北齊飼養軍馬的基地。齊后主曾賜寵臣穆提婆以晉陽之田，斛律光隨即反對說：“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

另外，晉陽北鄰的肆、恒州也有大規模的官辦馬場。“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騎兵是東魏、北齊軍隊中戰斗力最強的兵種，將主力部隊屯集在并、肆、汾州，有利于戰馬的飼養和就近補充。

此外，鮮卑軍士本是草原民族，平時愿意居住在溫度、水土條件與草原相近的并、肆、汾州，不愿到夏季酷熱的河北、山東與河南等地生活。

太原盆地周邊的山嶺還有煤、鐵礦產資源，當地的金屬冶煉技術相當發達，北齊政府在那里專門設置了管理冶鐵生產的“晉陽冶”，有著名工匠綦母懷文，使用夾鋼法鍛造宿鐵刀，“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豐富的煤、鐵礦產資源與冶煉工藝便于兵器的制造，高歡曾說：“并州，軍器所聚”，這也為當地大部隊的集結提供了軍士所需的武器裝備。

（北齊徐顯秀墓位于太原郊區，墓主便是北齊名將）

再次，太原盆地道路四通八達。太原盆地還是聯結西北、東北、中原和塞外的交通樞紐，蜿蜒的河流與峽谷陘道，使并州得以實現對外交通。

當時，晉陽通往各地的干線有“并鄴道”，即東南到襄垣，再東越太行山脈出滏口（今河北省磁縣西北）到達鄴城；或走“土門道”，東出井陘（今河北省井陘縣西北）后再南下抵鄴。又有“并洛道”，即南經上黨（今山西省長治市），出天井關到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再從河陽渡黃河抵達洛陽。又有龍門、蒲津道，即沿汾水河谷南下，至正平（今山西省新絳縣）折而西行抵龍門（今山西省河津市），再沿黃河東岸南下至蒲津（今山西省永濟市）渡黃河后，沿渭水北岸西行到長安。或由正平南行，在禮元（今山西省聞喜縣北）穿過峨眉臺地，進入運城盆地后沿涑水到蒲津，與前一條道路匯合。還有平城道，即北經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到北魏古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再北行或東北行出塞；或由馬邑北上經殺虎口（今山西省右玉縣北）出塞。

最后，晉陽具有重要的地緣優勢。除了上述各種條件，當時全國政治、軍事形勢的特殊性使晉陽及所在并州的地理價值極為重要，這一地緣優勢促使高歡下定決心，將其作為霸府別都，并將東魏的重兵屯集于此。詳述如下。

其一，晉陽迫近西魏的領土。對于高歡來說，當時的主要外敵是關西的宇文泰和南朝的梁武帝蕭衍。這兩個敵人當中，宇文泰威脅最大。因為梁武帝昏聵，朝政紊亂，無力北伐。而宇文泰精明強干，握有重兵，又挾持魏帝和東魏諸將家屬，是高歡的心腹之患。

在追擊孝武帝的進軍行動中，東魏占據了汾北與河東，在黃河沿線與西魏直接對峙，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御，西魏都是高歡的首要目標。屯兵晉陽，外有河山之固，敵軍難以入侵；距離西魏邊境又不甚遠，興兵西征較為方便。宇文泰要想進兵中原，必須通過崤函山區的豫西通道，或是走河東的晉南豫北通道，高歡從晉陽南下抵御，既可以走陸路迅速馳援，也能利用汾水順流運輸糧草人馬；可謂攻防俱便，這是他屯集重兵于晉陽的重要原因。

其二，此處距離北邊柔然勢力較近。柔然是生活在中國漠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后來勢力一度衰弱，自北魏末年北方發生戰亂后，柔然再度強大起來，酋長阿那瓌“勒眾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即從大漠南下，占領了自今內蒙古武川縣西至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前旗一帶，逼近晉北、陜北高原。阿那瓌于是自稱可汗，對中原構成威脅。

為了減輕北方邊境的禍患，東西魏競相與其通婚結好，西魏文帝和高歡都娶阿那瓌之女為妻。自戰國秦漢以來，晉陽就是中原王朝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座重鎮。因此，高歡在晉陽駐扎軍隊主力，既可以對西魏構成威脅，又便于北向出兵與柔然交戰，可謂是一舉兩得之策。

其三，東赴華北平原有高屋建瓴之勢。在東魏的統治區域里，沃野千里的河北平原與山東半島是經濟重心，其粟帛財賦是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了對上述地區就近治理，高歡將東魏皇帝與朝廷遷徙到鄴城，將其作為名義上的國都。

由于軍事上的需要，高歡屯重兵在晉陽有利于對西魏、柔然作戰。如果河北、山東發生動亂，東魏軍隊的主力“晉陽之甲”可以穿越“太行八陘”中的井陘與滏口陘兩條道路，從山西高原順利下行，迅速開赴華北平原鎮壓叛變。

綜合可見，晉陽正好處在高歡在中國北方的兩個強敵—西魏、柔然以及潛在的政敵東魏皇帝的駐地鄴城當中，也就是在關中、漠南與河北之間，把重兵和統治中樞機構部署在這里，可以居中策應，便于聯絡各方，無論哪個地區發生戰爭或嚴重動亂，都能利用晉陽四通八達的交通條件迅速赴援。當地的形勢險固、物產豐饒，又利于自守，所以據此作為軍事基地和政治中心，可以說是非常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