嵯峨朝廷：弘仁期的政治和文化

823年（弘仁十四年），嵯峨天皇讓位于皇太子（淳和天皇）。淳和天皇是嵯峨的異母弟，他贈予嵯峨太上天皇號，又立嵯峨的皇子正良親王為皇太子，并于833年（天長十年）讓位于正良親王（仁明天皇）。仁明天皇又立淳和之子恒貞親王為皇太子。皇統的繼承，呈現為嵯峨、淳和兄弟倆的子孫交替繼承的迭立之狀。在此期間，退位后成為上皇的嵯峨仍然健在，但他并不像以往的太上天皇那樣干涉國政，只是低調地保持著自己作為天皇家家長的權威。

嵯峨天皇

由于皇統安定，9世紀的宮廷不同于爾虞我詐、明爭暗斗的8世紀宮廷，得到離開各自大本營而聚居于平安京的貴族——都市貴族的支持，其內部維持了歷史上罕見的安定局面。

東北方面，811年（弘仁二年），文室綿麻呂率奧羽軍隊到達太平洋沿岸最北部，長達38年的戰爭打上了終止符。由于東北人的頑強抵抗，日本國最終未能將東北最北部納入其統治之下。

此后，政府強迫關東的平民和浮浪人移居東北的城柵，并開發該地區。同時，為了利用歸服的東北人的武力，政府強迫這些被稱為“俘囚”的人移居日本西部和關東，并利用東北首領的力量，努力控制除最北部之外的東北地區。然而，由于“民”與“夷”、平民與“俘囚”之間的對立，以及東北人——“蝦夷”內部的對立，東北長期處于不安定的狀態。東北各首領雖然被歧視為“俘囚長”，卻力求確保自身在日本國內部的地位。東北逐漸形成了自主發展的政治社會。對此，嵯峨宮廷采取在一定限度內容忍事態發展的態度，以維持安定。

嵯峨子女多達50人，除皇后、妃子等有正式地位的女性以及特定上級貴族出身的女性所生子女之外，其余全部于814年（弘仁五年）受賜源朝臣之姓，被降為臣籍。嵯峨的這一做法既有節減財政之意，也有培養自己的親族源氏這一朝廷內部新勢力之意。除源氏之外，嵯峨天皇還與桓武一樣，依靠藤原氏北家的藤原冬嗣等心腹貴族鞏固朝廷。嵯峨就這樣主導著朝政。

嵯峨在天皇位期間，于812年（弘仁三年）召開花宴，又于翌年舉辦奢華的宮廷活動——內宴，也下令編纂《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這樣的敇撰漢詩文集等，使宮廷受到唐風的熏陶。結果，除嵯峨本人之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菅原清公等眾多優秀漢詩人。空海受到嵯峨宮廷歡迎，與其說是緣于其宗教家的身份，不如說是由于其漢詩人的身份。空海留下了論述詩文之法的《文鏡秘府論》和漢詩文集《性靈集》（空海的弟子真濟編）。滋野貞主也按類收集古今文書，寫成論述詩文之法的《秘府略》。此外，空海、嵯峨和橘逸勢并稱唐樣中國的樣式，在此指中國式的字體。書法名手，后稱“三筆”。唐風文化在該朝廷綻放出最絢爛的花朵。

而且，朝廷還針對此前的社會變化，制定了大量的格（律令的修正）和式（律令的施行細則），并在對這些加以總結的基礎上于820年（弘仁十一年）編纂了《弘仁格式》；接著還編纂了《弘仁儀式》《內里式》，將宮廷的儀式改為唐朝風格。在此過程中，內里取代大極殿成為新的政治、儀式場所，內里為宮城中最靠里的場所，原為天皇的住所。從奈良末期到平安初期，天皇開始在內里而不是大極殿處理政務，議政官的辦公地點也因此移至內里的前殿（后來的紫宸殿），內里逐漸成了政治中心。文書行政更加徹底，天皇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天皇不再親自執政，而是作為一個權威君臨朝廷。到了淳和時代，提供令的標準解釋的《令義解》也于834年（承和元年）正式付諸施行。可以說，律令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日本國確立過程中接受的中國式制度和文化深深地滲透到宮廷中心，并影響到貴族官員的日常生活。例如，當時離開大本營移居都城的各地下級官員將氏名改成中國式的；包括地位較高的貴族在內，眾貴族一改以往以動物和自然物的名稱為實名的做法，而使用包括通字代代相傳的用于實名的字。如平氏的忠盛、清盛、宗盛中的“盛”字。在內的各種意象較好的字或含義抽象的漢字。

佛教界的革新：最澄和空海

這一時期，天臺宗和真言宗先后創立，佛教界的這一新風與宮廷的動向相互作用，對社會產生了甚為廣泛的影響。

如前所述，最澄于805年從唐朝歸國后，在桓武朝廷的許可下創立了天臺宗。最澄認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主張真正的佛門弟子不應受僧綱這一統管佛教界的世俗機構的權威束縛，指出只要依照天臺教理如法修行，不論王還是奴隸，不論男性還是女性，所有人均可達到與佛陀相同的境界。

最澄

在這點上，最澄的立場不同于法相宗主張的“五性各別”。最澄去東國傳教時，圍繞這點與德一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德一，平安初期法相宗的僧侶。在南都學習佛法后搬至會津，在東國產生了巨大的感化作用，被稱為“菩薩”“東國化主”等。815年德一收到空海的書簡后，撰寫了《真言字未決文》。從817年到821年，他與最澄展開了激烈的三一權實爭論。）最澄進一步主張天臺宗作為真正追求佛道的人的教團，須有獨自的大乘戒壇，而不使用既設的東大寺等的授戒設施、戒壇。為了證明這點，他寫了論著《山家學生式》和《顯戒論》，正面反駁反對自己活動的僧綱。

不過，最澄于822年（弘仁十三年）去世，最終未能看到天臺宗擁有獨自的大乘戒壇。最澄死后不久，同情最澄的嵯峨天皇和藤原冬嗣同意在比叡山上開設大乘戒壇。于是，天臺宗教團作為獨立于南都六宗之外的教團，首次獲得承認。比叡山的寺院被命名為延歷寺，成了新型佛教的一大中心。

與最澄不同，空海一度進入大學，后又離大學而去，成為云游的修行僧，他寫了《三教指歸》，堅定了唯佛教有真理的信念。如前所述，他與最澄乘坐同一艘遣唐船，以留學僧身份入唐，在唐受到惠果的教誨，獲授真言秘義，806年（大同元年）才回國，比最澄晚。空海也宣揚所有的人現身即可達到佛陀的境界的“即身成佛”說，這點與最澄相同；但空海認為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必須掌握特殊的秘法，其教誨即“密教”。

最澄也很早便開始關注密教，承認它是天臺宗的一個重要因素，并向空海表示希望借用他從唐朝帶回的經典，空海也給予了回應，兩人關系密切。但是，后來兩人的觀點逐漸產生了巨大分歧。最澄認為密教和顯教不分優劣，而空海的主張卻更為激進，他認為諸佛教流派可分為密教和顯教兩類，不過唯有密教傳達佛陀真理，其余教派僅為到達密教的階梯而已。816年（弘仁七年）以后，兩人徹底斷絕了往來。

816年，朝廷賜予空海奈良附近的圣地高野山的土地，此后的一段時間里，空海都專心經營在該處修建的金剛峰寺。最澄死后，天臺宗獲準獨立，空海也開始積極向朝廷爭取。823年，嵯峨將東寺賜給密教做根本道場，真言宗的教團在此成立。

進入淳和時代后，不同于與僧綱正面對立的最澄，空海自己也成了僧綱的一員，深得朝廷信賴，并在朝廷的認可下，陸續將高雄山寺（后來的神護寺）和室生寺變成真言宗的寺院。空海進一步設置了向庶民子弟開放的綜藝種智院。這是此類教育機構的先例。空海寫了包括主要著作《秘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在內的大量著作，成功地將自己的主張體系化。被稱為“東密”的真言宗密教與被稱為“臺密”的天臺宗密教一同實現了長足的發展，密教的全盛時代由此開啟。

這也孕育出了新的藝術樣式，當時盛行制作象征性地解釋和表現世界或宇宙的兩界曼荼羅、園城寺的黃不動和觀心寺的如意輪觀音等密教風格的圖像、佛像。而且，大多數寺院都與延歷寺、金剛峰寺和室生寺等一樣，修建于被當時的社會視作圣地、俗人不可隨意進入的山中寂靜場所。這是這一時期的寺院的特征。自然，堂塔和伽藍的布局與向來建于平地的寺院大不相同。此外，還須注意的是，土地神、山神等原始自然信仰和佛教在此產生了關聯。作為圣地的這些寺院自然擁有了獨立于國家之外的、高度自治的僧侶組織，這也給此后的社會動向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另外，這些山林圣地不許女性入內，雖然奈良時代有不少尼姑都正式受戒，但無論是天臺教團還是真言教團，都不承認女性的正式受戒。不可忽視的是，這切斷了女性成為受國家承認的正式僧侶的道路。

租稅制度的變化

嵯峨天皇以后，弘仁期的宮廷通過積極地接受時代現實及社會和文化的新動向，實現了宮廷的安定和繁榮。這在租稅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各方面的政策上也明顯表現出來。

這一時期，全國性班田已經不再實施。對于調和庸的滯納及品質惡化等問題，從前代開始便對國司和郡司施以嚴厲處罰，但狀況并未因此得到絲毫改善。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嵯峨朝廷要求將正稅的一部分作為交易雜物、年料舂米運進京都，以充當政府的經費、官人的俸祿。正稅原本是維持各國財政的重要財源。823年，朝廷采用小野岑守的提案，在大宰府管轄的九個國設置大規模的公營田，任命當地有實力之人為“正長”，委任其經營，支付糧食和耕營的費用，令平民耕作，把耕種所得作為租庸調和出舉的利稻，以確保財政收入。這種經營方式下，包括動員平民在內的各種事務，都必須依靠富豪之輩。該政策旨在既接受社會新動向又同時確保財政收入，采取委托有實力之人經營田地的方式，令他們負責征收租庸調和利稻。這種做法可謂不久后的國制轉變的開端。

而且，819年（弘仁十年），國家認可富豪的私出舉，令他們救濟貧困者。821年（弘仁十二年），對于盡力經營田地的“力田”者，國家依其收獲授予官位，這為富豪、有實力之人打開了出人頭地之道。這一時期，下級郡司的名額有增加的傾向，有些富豪成了下級郡司，獲得了步入仕途的資格。各地富豪、有實力之人逐漸增加，政府視那些采取切合實際的政策并取得成效的有為國司為“良吏”，加以重用，并在他們的支持下維護了國家的安定。

此外，進入9世紀后，天皇家在各地設置了大規模的敕旨田，令國衙促進開發，進而將海和島嶼等劃歸天皇直屬，新設冰室和藥園，努力強化內廷經濟。

當然，王臣貴族和寺院等也不甘示弱，積極行動起來，把富豪之輩收為自己的下人，依靠后者的力量促進田地的開墾，并購買土地、擴大莊園。這些動向不可避免地加劇了調和庸的滯納，導致了惡性循環。

弘仁、貞觀時期室生寺五重塔

藤原氏出身的攝政

在這種事態發展的過程中，9世紀中期前后皇族內部產生了新的政治對立，原有的安定出現了崩潰的征兆。842年（承和九年），以太上天皇身份長年處于天皇家中心的嵯峨去世，皇族內的政治對立顯露出來。伴健岑和橘逸勢涉嫌擁護皇太子恒貞親王前往東國、意圖謀叛，受到處分。恒貞被廢去太子之位（承和之變），仁明天皇和藤原冬嗣之女所生道康親王被立為皇太子。很明顯，該事件背后的操縱者是與仁明聯手的冬嗣之子良房。850年（嘉祥三年），仁明去世，道康即位（文德天皇）。道康一即位，便破例把出生才九個月的良房之外孫惟仁親王立為皇太子。

如此一來，藤原氏北家的良房的權勢極度膨脹。這一時期貴族中出現了不少因高升無望而消沉于失意深淵的人，就連文德天皇非常賞識其才能的惟喬親王也不例外。

858年（天安二年），文德猝死，年僅9歲的惟仁即位為清和天皇，太政大臣良房代天皇總攬政務。866年（貞觀八年），大納言伴善男被指在應天門放火欲使左大臣源信下臺（應天門之變）。該事件使伴氏也退出了政府中樞，良房正式站到了攝政的位置。就這樣，良房成為天皇的外戚后，將天皇拉入自己的陣營，獨攬了大權。必須注意的是，良房的權力還通過太政大臣這一令制官職得以正當化。此外，不可忽視的是，年幼的惟仁之所以能直接當上天皇，是由于天皇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已經不同于桓武和平城及他們之前的天皇了。

貞觀期的政治文化

至此，伴氏、紀氏和橘氏等都從太政官中樞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藤原氏北家和沒有實務經驗的嵯峨源氏。自然，從這一時期開始，“公卿合議體”作為制約天皇的議政官會議的作用變得相當微弱，重要的人事實際上逐漸由天皇及代天皇執政的攝政掌控。

而且，9世紀后半期以后，敕旨田頻繁增設，且幾乎都由管轄天皇領地的機構——后院管理，作為天皇家直接支配的領地與天皇的地位一同被繼承。

同一時期，嵯峨時期設置的藏人所開始直接統領內藏寮、修理職及主殿寮等與內廷經濟相關的機構，檢非違使也開始統領衛門府等武官機構。這些機構的職員與進物所、作物所等各機構的相同，由天皇的略式命令——宣旨任命。于是，律令規定的官廳的統屬關系出現了解體重組的征兆，在此，后來的“官司請負制”的前提形成了。

而且，到了這一時期，為了使在前述惡性循環中再度窘迫的財政恢復正常，政府決定接受調、庸和雜物大量滯納的現實，不再要求受領補交其任期之前滯納的部分，同時令負責國務的長官（受領）擔負全部責任，征收送往中央的調、庸等貢物，也就是說，稅收制度開始向受領承包的方向發生巨大轉變。這有利于列島各地采取切合地方實情的政策，由此也確實出現了一些被稱為“良吏”的國司，他們熱心于地方政治，屬于優秀的實務家。但它也有一些消極的影響。有些受領利用擔負全部責任之便，專注于自家財富的積累，有時為了征收貢納物和勞役，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也有一些受領與郡司、當地有實力之人及富豪發生沖突。857年（天安元年）對馬守被郡司殺害，此后，各地頻頻發生類似紛爭。此外，與諸王大臣、有實力的貴族勾結的各地富豪不服從國司、郡司的命令，這也引發了紛爭。各國國司（國守）則依照稱為國例的本國方式自行處理這類事件，各國的國衙機構也出現了解體的征兆。

藤原良房主導的朝廷采取了各種措施，如鑄造新的貨幣，仿照《弘仁格式》編纂《貞觀格式》，等等，努力維護年幼的清和天皇的權威。但是，當時出現了多少有些偏離政府方向的新動向。例如，惟宗直本不滿足于對律令的統一解釋，編纂了集多種解釋而成的《令集解》。又如被逐出政界、放棄仕途的遍照和在原業平那樣的人，他們使和歌領域再次充滿了生機活力。在對此前的唐風文化的抵觸中，被稱為“國風”的新文化孕育而生。

藤原良房

這一時期，天臺宗、真言宗的教團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最澄的弟子圓仁和圓珍相繼渡唐，學習新的密教知識后回國，天臺宗密教的基礎不斷得到鞏固。不過，與延歷寺相對，圓珍（智證）在近江國大津新建了園城寺，在此播下了傳承圓仁（慈覺）流派的山門與傳承圓珍流派的寺門之間對立的種子。

真言宗內部也出現了東寺與高野山的對立。此類各教團內部的對立，又因牽涉到天皇家和貴族而進一步復雜化。而且，為了在這樣的對立中處于優勢，僧侶們承應天皇家和貴族的要求，頻繁地進行祈禱。把密教視作祈求現世利益的加持祈禱的宗教傾向，從這一時期開始顯著起來。

關白的出現

就這樣，進入9世紀后半期，宮廷的穩定和繁榮開始顯現出衰退的征兆。872年（貞觀十四年），良房去世，其地位由其侄子并成為其猶子的基經繼承。基經之妹高子與清和所生的貞明親王于869年（貞觀十一年）成為皇太子，當時他才三個月大。876年（貞觀十八年），清和讓位后，貞明親王即位為陽成天皇，基經則成了年幼的陽成的攝政。然而，陽成在逐漸成長的同時，異常行為也多了起來，最后竟在內里毆殺近臣。基經對陽成徹底失望，將其從天皇位上拉了下來，于884年（元慶八年）使已降為臣籍成為源氏的55歲的時康重返天皇家，令其即天皇位（光孝天皇）。依靠基經之力成為天皇的光孝，所有政事都先征求基經的意見，在此，基經實際上已站到了“關白”的位置上。

887年（仁和三年）光孝之子定省即天皇位（宇多天皇）時，對基經發布了“關白國政”的敕書，但圍繞詔書中的“阿衡”一詞的解釋，基經引發了“阿衡紛議”。其中摻雜著當時互執門戶之見、排斥異己的藤原佐世與橘廣相兩學者之間的對立。迎合基經的佐世稱廣相草擬的敕書中的“阿衡”是個有名無實的官職，基經聽后避居家中，不問朝政。結果，宇多不得已于888年（仁和四年）采取了撤回敕書這樣極其異常的辦法，重新下“關白”敕書，基經這才復歸。由此，太政大臣有了“關白”這一職務，“關白”的更替由天皇敕書指定的慣例也確立了下來。

國家機構的解體

這一時期，國家機構也在混亂的局勢中進一步解體。天皇家、有實力的貴族、寺院、中央官廳及各地國司和郡司等，越發明目張膽地各行其是。879年（元慶三年），畿內在時隔50年后再次施行班田，同時還新置官田4000町步。這是為緩解中央財政的窘迫而采取的窮極之策，由地方財政支付經營費，任命“有力之輩”為“正長”，管理平民的耕作，由此所得收入充當官人、諸司的俸祿。然而，僅僅兩年后，就有三成的官田被中央官廳瓜分。此后官田不斷遭瓜分，不久便全部成為諸司田了。

就這樣，各官廳取得了各自的諸司田，加快了獨立的步伐。883年（元慶七年），內膳司和進物所、“諸院、諸宮”競相授特權給琵琶湖湖民中有實力之人，使其成為額外的贄人。正如這個例子所反映的，當時，官廳、官署和皇族為擴大自己的經濟基礎而開始相互競爭。如前所述，在這種變動中，以太政官為中心的官廳統屬關系進一步解體。

對此，天皇家試圖以直屬于天皇的藏人所、檢非違使等機構為中心，重新統合已解體的官廳。天皇以畿內及其周邊為中心，強化自身的經濟基礎。例如，882年（元慶六年），在畿內、美濃和備前設立遼闊的藏人所直屬獵苑。特權貴族和寺院也紛紛起而效仿，為強化各自的經濟基礎相互競爭，為掌控山野河海，在各地與平民發生沖突。這些紛爭是圍繞山野河海的多種功能而產生的。當時，山野河海既是捕撈、制鹽，以及獲取礦物、木材和草料等的場所，又是交通要道。

實際上，這一時期，調、庸等貢納物的運送已經普遍利用河海等水上交通了，還出現了專門的運輸業者，令制的交通體系退化后，陸路交通的比重下降了。王臣貴族和官廳紛紛派出下人，頻繁地強行征發往來的船只和人馬，這導致各地的津、泊等交通要沖也紛爭頻起。交通體系陷入混亂，畿內和各地的治安也隨之迅速惡化，盜賊集團和海賊開始橫行。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社會的某種新動向，即以山野河海為基礎的“富豪”和有實力之人意欲將交通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9世紀初，衛府改編成了由左右的近衛、兵衛、衛門組成的六衛府，但該暴力機關早已外強中干，無力對付嚴重惡化的治安問題。針對此種情況，衛門府的官員兼任天皇直屬的檢非違使，掌管杖刑和裁判，吸納了以往官廳的權力并加以強化，負責追捕都城中經常出現的盜賊集團等。

官廳機構的解體，一方面使天皇對京都、畿內的支配得以強化；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在鎮壓各地“海賊”和盜賊團伙頻繁的活動時，不能再如以往那樣等待中央的命令，而是采取各種新方式，如利用安排到各國的俘囚的武力在各國設置檢非違使等，鎮壓的權力逐漸轉移到國司手中。

如上所述，日本國國家機構面臨在財政、軍事等各方面解體的危機。在9世紀后半期的日本列島內外社會大變動中，這種事態的發生不可避免。

（本文摘自網野善彥著《日本社會的歷史》， 劉軍、饒雪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網野善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