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新三屆

作者金雁

作者簡歷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1981年畢業于蘭州大學歷史系蘇聯史專業，獲碩士學位。1982年任教于陜西師范大學。1994年任職中央編譯局研究員。2006年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領域，具有領銜地位的專家。

原題:“唯成分論”年代的經歷

（外一篇）

作者：金 雁

隴西的“異鄉人”

1970年我十六歲。我們全家“下放”到隴西縣已經五年了。

1969年初中畢業以后，因為我們是“黑七類子女”（所謂“黑七類”，指“地富反壞右”五類再加上資本家、“黑幫”，父親屬于最后一類），不能升高中，不能招工，更別想招干參軍了，完全就是不入流的“賤民”。實際上在某些方面，我們的地位比“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還要低。可能還要加上一個“異”字——在本地人看來，我們是客居此地、不招人待見的“異鄉人、外地人”。

在當時的社會分層結構中，表面上外地人處在“上層”。可能當時有“異地為官”的規則吧，或者與隴西當年是由解放軍“一野”解放，以及1949年后西北局干部調配有關，反正我們在此地的這段時期，印象中縣委、武裝部這一層里陜西、河北人居多；科一級大多是湖北、四川籍的復轉軍人；縣醫院、文化館、縣一中二中的文化人當中，也是南腔北調的。加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六·二六”、三線企業人員增多，使這個小社會頗有點“五湖四海”的樣子。

1965年剛到此地時，并沒有感受到太強烈的排外感。那時講普通話的人反而多少還有點“優越感”。但是生活深入下去就能感覺到，在真正的熟人社會里，我們是“客”，本地人是“主”。在工作和學校之外，當地真正的民間生活并沒有接納我們。要想盡快進入角色、融入其中，不是那么簡單；要想從外來的“他者”變成他們認可的“自己人”，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不知為什么，家里的男性好像遲鈍些，而女性都能感知到這一點，并有些“刻意”地“接地氣”，我很快就能講一口流利的本地語言了。每次鄰居們向在印刷廠和面粉廠工作的媽媽要點邊角紙張或喂雞的落土糧食，媽媽都盡可能地有求必應，我們和近鄰的關系都不錯。巷子里的人都稱呼我父親“金老師”，盡管實際上他從未在本地任過教，而我母親則根據當地習慣被稱呼為“他金嬸”。這兩者看似沒區別，實則透露著親疏。

隨著局勢的變化，當地人對我們的態度也在轉變。當時挨批斗的人當中無疑是“異鄉人”占了多數。雖然“斗走資派、批牛鬼蛇神”并不帶有地域歧視，可能連“造反派”都沒有意識到，地域色彩與階層構成之間有什么關聯，但是看著那些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本地人的幸災樂禍溢于言表。我想過去的優越感與現在“倒霉”時的招人反感是成正比的。

說來這里面還有一段故事呢。不知為什么父母工資這樣很私密的事情，我們剛到縣城就弄得眾人皆知。按理說，我父母的工資級別放在北京、西安這些城市也就是一般水平，但在小縣城還是顯得有些扎眼。有好事者給我們家算了一筆賬，覺得在人均收入十幾塊的小縣城里，一個家庭可以達到人均收入五六十元是夠令人咋舌的。曾經有人問過我：“你們家那么多錢怎么才能花掉呢？”話說回來，不管多少，那也是父母在機關里評級發的，不奪不搶，憑什么就不能拿得心安理得呢？

鄰里鄰居互相幫襯是理所應當的，別的都好說，最讓我們招架不住的是“借錢”。一般情況下倒倒手，月底借月頭還，媽媽也不會駁面，但是有人借了不還倒挺理直氣壯，下次依然來借錢，篤定了是沒打算還的。畢竟我們還要給奶奶、姥姥寄錢，還要接濟不寬裕的親戚，為此媽媽拒絕過一兩家遠鄰。

1965年秋天，隴西搞“第三期社教”，其中一項內容是“民主革命補課”。據說西北當年“革命不徹底”，很多“階級敵人”漏網了，因此要重新劃定成分。我家下放落戶的時候，父母分別落到了自己單位，我和哥哥落到了學校，所以家里的戶口簿上只有弟弟一人。等到成分張榜的那一天，九歲的弟弟哭著跑回家來，指著自己的鼻子對我們說：“你們去看看吧，我是‘地主’？”天真的孩子，田無一壟，房無一瓦，怎么就成了“地主”呢？

母親去找社教工作隊的人，他們推諉說，這事是領導和群眾定的，他們無權調整修改。母親只好去找縣社教工作團副團長、軍分區C副司令員。母親問他：“你家里是什么成分？你現在填的是什么成分？”他說：“我家庭出身是‘中農’，我是抗戰時期參軍的，現在是‘革命軍人’，我的兒女自然都填‘革命軍人’。”

母親對他說：“首先標準應該是一樣的，你的孩子能填‘軍人’，我的孩子為什么不能填‘干部’？”他說：“本來可以填‘革干’啊，但是你們犯錯誤了，就不能填‘革干’了。”我母親說：“‘軍人’‘干部’‘學生’都是一個階段的職業概念，如果‘軍人’可以作為‘成分’的話，‘干部’為什么不可以？至于前面的定語是另一回事，況且是否‘革命’不是自己說了算的。再說，犯了錯誤可以改正啊，改正了就是‘革命同志’。孩子的父親還是40年代的地下黨呢！”

這位C副司令員還算通情達理，他說：“你講的這種情況比較特殊，我無權決定你那九歲的兒子是什么成分，但是我可以了解一下情況，同時向上級反映后再答復你。”后來他還真的詢問了我們所在的工作組。據說在討論我們家成分的時候，有一兩位“貧協”的人特別積極地主張把我們家劃成地主。理由是我們這一片沒有“地主”，會被上級認為工作不力。因為沒有“地富”，沒有階級斗爭，是不利于打開運動局面的。

這些人甚至說：“他們那么有錢，他們家不是‘地主’誰是‘地主’？”還有人說：“他爺爺是地主，孫子當然就是地主了，所以他們家作為外地遷入人員就應當是‘民主革命補課’對象……”真讓人哭笑不得，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嗎？竟然沒有人覺得荒唐。媽媽一想就知道，可能是沒借錢而得罪了什么人。

無處講理的地方在于，父母當時的工資和“靠剝削”的“地主”家庭沒有任何關系。尤其是母親，家中到我姥姥那一代就已經是天津紡織界的“職員”了，我母親那一代都是靠父輩的薪水養活，延續到我們已是第四代人了，沒有沾過“地主”祖先一絲的光，反而讓我們孫輩都成了“地主”。

所有人都承認這件事不合理，但在那時“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在思想上行動上依靠貧下中農”的口號下，沒有人敢出面更改。最后C副司令員提了一個個人建議：“你們的子女可以填‘干部’試試看。”他還補充說：“不過我覺得不一定行得通。”果然，我們的檔案不管個人怎么填寫，只要到了縣上，總會有“熱心腸”的人“幫助”你改回“地主”。

后來我看到了批判C副司令員的大字報，想起媽媽說的那句話：“是否‘革命’不是由個人說了算的。”他只不過比父親晚了兩年“倒霉”而已。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感激他，認為他有人情味，講道理，能夠聽取意見并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母親態度柔和地論理，雖然既符合邏輯又反映的是實情，但是如果惹得人家不高興，整你不就像踩螞蟻一樣嗎？所以雖然只見過他兩次，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依稀還能記得他的模樣。

插圖由金雁繪。下同

那些年，我們“黑七類子女”的日子很不好過。巷子里那些男孩子不太敢惹哥哥弟弟，專門糾集一幫半大小子起哄欺負我，向我扔石子，拿彈弓打我，在我后面喊“洋婆娘，穿洋袍，吧唧一聲摔一跤”“嗇皮家家周扒皮，錢多砸死你，吃飯噎死你！”沒給借錢那家人的孩子還放狗出來嚇唬我。我當時就對這種煽動底層仇恨意識的做法很抵觸，但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我所在的縣當時還沒有知青上山下鄉，我就在家里一邊自學看書，一邊想方設法找些活計干。這期間我什么都干過，給學習班當過記錄，給城關鎮當過跑腿的，這些都是義務的，只求人家能夠接納我。父母工資雖不低，但是要幾處寄錢，到了月底也常常捉襟見肘，而且說不定什么時候就被凍結了，我們不得不早點自立，早點想出路。

為了生計，我和弟弟也打些零工補貼家用。我曾去苗圃鋤樹苗，在河灘里裝沙子，幫人糊信封、糊火柴盒或者拆棉紗。但是這些活計都干不久，長則十天半個月，短則三五天。弟弟找了份跟著測繪局的人搞地質普查的工作，跑遍了全縣的山山水水，學習繪圖制表。我很喜歡他那份工作，可惜人家不要女的。

父母對培養我有分歧。父親主張把我當男孩子養，凡是哥哥弟弟能做的事，都鼓勵我去嘗試，還曾經教過我幾手搏斗防身技巧。媽媽則覺得女孩子應該有女孩子的模樣，一天到晚跟在男孩子后面整得跟個“泥猴”似的，怎么得了。父親說了一句很文言的話，原話我不記得了，大概意思是說，艱難歲月中像男孩一樣皮實潑辣一點好活。我心里的小九九則是，跟著哥哥弟弟就會少受欺負——其實哥哥他們怕其他伙伴譏笑，一般不愿帶著我。我剪了短短的運動頭，像小尾巴似的混跡在男孩子中爬樹、翻墻、打架、游戲……性格無形中多了一份生活所迫的“保護色”。

外出打工風波

1970年，一位同學的媽媽調到蔬菜公司當副主任，便介紹我去當臨時工，每個月工資三十元，比正式入職員工少六元。我很歡喜，畢竟有了一份穩定些的工作，工作之余照樣可以看書，也可以躲開那些起哄架秧子的討厭男孩。

我打著四方塊的背包，臉盆里裝了兩本《魯迅全集》、兩本《列寧全集》滿心歡喜地工作去了。那個鎮因是交通要道的火車站所在地，是西進的必經之路，有機務段，不管客車火車都要在這里加水或者換機頭。有軍需供應站、省木材轉運站，還有一些廠礦企業，比起隴西縣城是一個更加外向型和包容的地方。

我們蔬菜商店在老街北面緊靠火車站的主街上，汽車總站旁邊，軍需物資站的斜對面。前面是門市部，后面狹長一條五間磚瓦平房是宿舍，再后面有庫房、菜地和豬圈。

職工連我一共是八個人。J主任是轉業軍人，大概是據1962年中央“關于選調轉業軍人到商業服務部門”的指示分下來的。他是河北人，大高個子，一天到晚黑著臉挺唬人的。小Y和老P都是鐵路上機務段的家屬。小L比我大三歲，是正式職工。萍萍媽是我們廚師，因為萍萍是智障兒需要照顧，她只負責我們每天兩頓飯。小S是業務加采購，不在門市部上班。L大爺既是門衛也是庫房保管，還兼喂豬種菜。

宿舍的第一間是值班室，我和小L住第二間，小S住第三間，J主任住第四間，最后一間是廚房，L大爺住在后門門房里。老P、小Y、萍萍媽都是當地人，下了班就回去了。我們的工作忙閑不固定，大頭在于單位采購，有時候為軍車上補給，一個人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來都不夠用；閑的時候門市部一天只光顧二三十人，也就幾十塊錢的零售營業額。

我很珍惜這份工作，不忙的時候就主動給L大爺打下手干別的活。L大爺有些耳背，但是很耐心，一樣樣地教我。我挑水種菜喂豬，看著小小的蘿卜苗、茄子秧一天天長大結果，很是高興。L大爺還專門給我劃出一小塊地，讓我隨便種什么。

L大爺把土炕刨了做肥料，還教我打土坯盤新炕。打土坯的時候，挽著褲腿光腳丫子，用長方形的四塊木板條做外框，先撒一把草木灰，接下來“三锨八杵子，四個腳底子”——也就是三鐵锨土，用杵夯八下。L大爺力氣大，夯五下就可以了，而我則要多杵三下。然后在四個角各跺一腳，打開木條，整齊地把土坯摞起來晾干就可以了。

說實話我有些怕J主任，他一天到晚虎著臉，讓人感覺后脖頸子發涼，覺得自己像做錯了什么。不過有兩件事使我改變了對他的看法。一是有一次總社來人想打發L大爺回家。J主任說，那么大年紀了，在沒有合適的人來之前就讓他干著吧，多一個人也不多。還有一次J主任的女兒來看他，因為他女兒和我弟弟同一年級，我們年齡相仿又都是外地人，總有些共同語言，很快就混熟了，在一起說說笑笑，J主任看著我們也露出了難得的笑臉。

我們除了正常上班，除L大爺之外的其余七人要輪流值班。說穿了不過是在值班室里守著電話機，以防有什么重要通知，一般而言不過是換個地方睡覺而已。我到了兩個月只接過一次軍需供應站的電話，要求我們補充蔬菜水果，估計是過軍車需要。還有一次讓我們連夜上街歡呼，迎接最高指示。我喜歡值班，因為每值一次班，就有三角錢的“夜班補貼”，這樣我回家的車費便有著落了。但是奇怪的是，小L不太喜歡值班，每次輪到她值班就情緒不高。

記得好像是深秋季節，一次輪到我值班，小L恰好請假回縣城，小S去外地采購，晚上就剩下我、L大爺和J主任三人。那段時間我們宿舍里還不能生火燒煤爐，但是值班室有一個大鐵皮煤爐已經燃起來了，我早就盤算著值班時要借著煤爐的熱乎勁兒大洗一通。平日里沒處洗澡，秋風瑟瑟下人縮手縮腳的，已經好多天像“貓洗臉”隨便劃拉劃拉，手上的皮膚都皴爆皮了。

小L臨走的時候，特別囑咐我，晚上一定要把門鎖好。我說：你放心吧，有J主任還有L大爺，小偷絕對進不來。她欲言又止，最后還是什么都沒說就走了。晚上我在整個院子巡視了兩遍后，挑了兩桶水回屋，把爐子生得旺旺的。然后我擦了一個澡，又把能洗的衣服都洗了，用竹竿搭在兩把椅子上，圍著火爐晾了一圈，弄得值班室熱氣騰騰。晚上十一點鐘出去倒水的時候，見J主任在門口抽煙，問我為什么還不歇息？我還特意表現說：“值班就要有值班的樣子。”

最后我在房間里用力一甩手，把碰鎖“咔”的一聲碰死，這才準備歇了。臨要睡覺時看見臉盆里的熱水，猶豫了一下，又把身上的小背心也脫下來洗了，想著明天早上一準就干，這才暖暖和和地沉沉睡去。

誰知半夜里突然發現我的被子上面躺著個人，滿嘴酒氣。我驚得一身冷汗——明明鎖門了，這個人是怎么進來的？只聽那人用“公鴨嗓”說：“小金，我們玩玩。”這一聲“小金”，讓我分辨出來是J主任，但是他完全像變了一個人。

我們那個時候經常被教育要與壞人壞事做斗爭，寫作文大家都說要做雷鋒、王杰、劉英俊。父親也常說，如果有人欺負你，不要示弱，要敢于斗爭。我沒想到會遇到領導這樣的壞人。我因為沒穿小背心，裸著上身，不敢起來，就拼命裹緊被子往里靠。他發現我默不作聲，就得寸進尺一邊抱著我的臉亂啃，一邊伸手在被子下面亂摸。

我雖然慌張害怕，但也知道在這個大院子里只能靠自己了。L大爺遠遠地住在后門那里，就是我大聲喊，別說他耳背聽不見，就算聽見，以他的腿腳什么時候才能走過來呀。J主任力氣大，我一時掙脫不出來，躲避的過程中頭碰到枕邊放的應急燈。

我屏住氣，急忙伸手打開應急燈晃他的眼睛，趁著他瞇著眼睛的光景，光著腳飛快跳下床，從晾衣服的竹竿上隨便扯了一件衣物，在胳膊下面圍了一圈，又用腳把小板凳、臉盆踢得叮呤咣啷，并無意中摸到了捅爐子的鐵鉤子。我一手舉著應急燈一手拿著鐵鉤子，大聲喊：“混蛋，你出去！出去！”他也許沒想到我會是這般反應，也許是被應急燈晃得睜不開眼睛，竟然遲疑了一下。

可能他知道整個前院就我們兩人，回過神來便肆無忌憚地上前奪我手中的工具。我知道打不過他，看著電話，心里飛快地盤算，是隨便撥一個號碼呢，還是用電話去砸他？轉盤電話撥打起來比較麻煩，省事的做法是把電話朝他扔出去。他發現我的目光注視著電話，許是考慮到后果的嚴重性，嘟囔了一句拉開門走了。那時候電話屬于戰略物資，無論是毀壞還是隨意撥打，都非同小可，事后一定會被追究責任。

我趕緊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抱膝坐在床上，這才發現剛才光腳踢小板凳把腳指甲劈了。抬頭看見值班室的鬧鐘，是凌晨三點鐘。我渾身發虛地一點點回憶，想起小L臨走前的囑咐，以及她每晚鎖門之后還要在門前擋一把椅子，想必她也吃過這種虧。這時我才注意到原來碰鎖上有個按鈕是可以從里面鎖死的，真傻！如果早留意到這一點，他就是有鑰匙也進不來啊。我也十分后悔自己不該那么貪戀熱水。

第二天門市營業，我一改往日的勤快和笑容，橫眉怒目地站在離J主任遠遠的地方。老P發現我的異樣，問我出什么事了？我沒有講。后來，我找公司副主任，也就是我同學的母親反映情況，單位領導讓我寫了一份書面材料。

材料交上去后公司說，正好總店有一批庫存很大的蔬菜需要人到基層銷售，你就留在總店吧，不要回分店了。于是我再沒回去過。不久，我還碰到過一次J主任的女兒，她想要和我說話，我假裝沒看見轉到一邊去了。最后我也不知道總店是怎么處理J主任的。

1971年縣里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不需要任何動員，就報名插隊去了。像我們這樣的人，還能去哪里呢？

外一篇

插隊的日子

作者：金 雁

1971年報名插隊前夕與同學合影

青黃不接“借糧”難

1971年我插隊到隴西靠近岷縣南部二陰山區的菜子公社。插隊的第一年我們吃的是供應糧，和原先沒有插隊時一樣，按月從鎮上的糧站買面回來。因為強體力勞動，每個月都差幾天的糧食不夠吃，東挪西借或者跑回家吃幾天家里人的定量，也就緊緊巴巴地湊合了。我們知青點是女生輪流做飯，這個廣義的“做飯”包括挑水、搗鹽、砍柴拾柴、腌咸菜之類的一系列家務，出工的人把這一天的工分勻給在家做飯的人。

有一次輪到我做飯，我手腳麻利地做完了一應活計，搟好了面晾在案板上，只等著下工的人回來再切面下面。好不容易有點空閑，我拿起一本書坐在門檻上一邊看一邊望著山下。等到有人扛著鋤頭往山上走的時候，我趕緊回身到廚房里準備煮面。進廚房一看傻眼了，不知何時房東家的豬拱開了廚房的門，雞上了案板，好好一大張面給幾只雞糟蹋得不像樣子。嚇得我一身冷汗，趕緊把雞吃剩下的面藏起來，重新和面搟面。上工的人進門看見我才做飯，都餓得前胸貼后背了，發牢騷問：“早干什么了，為什么現在才做飯？”我忙不迭地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大家，還把我留著“有病”時沖的紅糖拿出來給大家泡水喝，并聲稱今天的工分還給大家，我不要了，總算勉強糊弄了過去。但我心里知道，這個月的糧食缺口會更大。

我們的糧食供應到六月底就結束了。這時川里的小麥可以收割了，節儉一點的人家能勉強接上茬。可我們山里小麥才剛泛黃，離開鐮還差著天數，等我們掃了面柜吃完最后一餐稀糊糊就斷頓了。大家倒也不太慌張，心想生產隊再不濟，倒騰倒騰口袋也夠我們幾人度過難關。吃完這最后的晚餐，我們便拿著口袋去向生產隊借糧。生產隊長知道來意后滿面愁容地告訴我們，隊里實在是一粒糧食也拿不出來了，五保戶田大爺已斷頓兩天，還是隊里出面向其他人借的。這個十九戶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勉強能接上新糧，其他人家或多或少都缺糧。隊里還曾經有人提議向知青借糧呢！

看來，生產隊是沒指望了，地里的糧食沒有個把星期又進不了嘴，偶爾揪幾顆沒熟透的麥穗也不能頂飯吃。我們既不能喝風拉屁，又不能把脖子扎起來，只能寄希望于大隊了。生產隊長給大隊開了張條子，遞給我們時還不忘補一句：“估計大隊所屬的幾個生產隊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們知青有面子，實在不行就向公社借吧。”

看到整個生產隊連一頓都勻不出來，我們這才傻眼，慌神地相互埋怨，平時為何不節約？為什么不早向上反映？有人出主意說，干脆到有同學的知青點上混幾天，有人則主張回家，等到麥收分糧食再返回，但覺得都不是上策。吵吵到半夜沒有定論，最后決定還是先借糧要緊。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拉起板車拿上口袋，空著肚子趕到大隊，但大隊長與書記都不在。一直等到太陽升得老高，才見到大隊書記。果然不出生產隊長所料，大隊也沒糧，能發揮的作用只是在我們生產隊長的條子上加蓋一枚公章，讓我們去公社借糧。這時大家已饑腸轆轆、毫無精神，還是書記催我們：“娃娃們快走，到鎮上還有十五里山路，弄不好公家的人中午休息，你們就啥事也辦不了了。”

我們只好頂著大太陽匆匆趕路。還好，趕在中午下班前來到公社，而公社也恰好分到一批從國際市場上買的飼料玉米，作為返銷糧補貼缺糧的農戶。主管救濟的公社水書記二話沒說就批了我們一百二十斤原糧玉米，指定到糧站提糧。到糧站正趕上人家吃午飯，我們又累又餓，像曬蔫了的茄子有氣無力地坐在屋檐下，等著“公家人”午飯午休。

糧站食堂的午飯是臊子面，進出的職工端著碗，陣陣飯香飄過來，饞得我們只有咽口水的份兒。一位老職工走到我們身邊，一邊筷子挑得高高的哧溜哧溜地吸著機器壓的細面條，一邊隨口“客氣”一下：“娃娃們吃了嗎？”這種話是不能當真的。看著他碗里綠的蔥花、紅白相間的肉丁、紅澄澄油汪汪的油潑辣子臊子汁、細長的白面面條，我雙手緊攥拳頭，忍住咕咕叫的肚子小聲地說“吃了”。這時我突然感覺到“公家人”和我們“莊戶人”之間的天壤之別。人家是風吹不著、日頭曬不著，頓頓有面、月月天熟、月月分紅（而生產隊只在年底發錢）；我們風吹日曬一年熟一次，按每個工值一角三分錢計再扣除其他費用，年終能分到十來塊錢就不錯了。

是我們“趴廢”嗎？

終于等到下午兩點糧站的“公家人”上班，稱給我們一百二十斤從加拿大進口的九分錢一斤的飼料玉米。我們討了半碗水，一人抓了幾粒干玉米扔進嘴里，慢慢用牙磨碎了咽下去。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沒有力氣說話了，默默地走了十五里山路，輪流把那一大口袋玉米拉回去。回到隊上時，太陽已快落山，我們已一整天沒吃沒喝，心慌腿軟，恨不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再也不動了。但我們明白，如果不抓緊時間趕在點燈前把這飼料玉米弄回我們住的山上磨成面，晚上仍然沒得吃。

于是幾人分頭行動，男生去磨坊做準備，女生運糧。要是平時，一百二十斤糧食分倒在兩個背簍里背上山是極容易的事，可這會兒腿肚子像棉花一樣，連人都挪不動，空背簍都扛不動，更別提背糧了。我們女生只好去隊里牲口棚借驢，但牲畜出工還沒有回來，只有一匹新買來的白馬。因為口生沒人敢用，無奈之下只好請飼養員牽出幫我們運糧。

糧食口袋杵在地上差不多有一人高，我們既不敢牽不斷尥蹶子的馬，又抬不動糧食，十四五歲的小飼養員折騰得滿頭是汗，也沒把糧食放到馬背上，氣得他沖著我們撒氣：“你們知青真是一攤‘趴廢’（當地損人的土話），吃的給到嘴邊都咽不下去，真是癩蛤蟆扶不上樹，還怎么活人？也就你們知青是人，公社書記才給你們批糧食，我們多慘都沒人管。”我們又好氣又無奈地還擊他：“不是‘趴廢’的幫我們把糧運回去。”

后來還是叫來隊里的放羊娃幫忙，我們才七手八腳地把糧運回去。倒出來飼料玉米一看，里面有不少沙粒和小石頭，不能直接去磨，得先晾曬簸干凈，看樣子當天無論如何指望不上吃了。就這樣，一碗糊糊一直頂了二十四小時，仍然沒有吃到東西。我想到可以把玉米粒炒炒吃，或者去其他人家拿玉米換一頓吃喝，但看見別人沒吱聲，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只好喝涼水嚼飼料玉米當晚餐。

有個女生一屁股坐在門檻上哭了起來，我不由得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沒有哭，只是在想小飼養員的一句話：“給到嘴邊都咽不下去，還怎么活人？”我原以為自己歷練得相當堅強了，現在看來不管是心理還是體力，都沒有融入當地社會。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話：“我們多慘都沒人管。”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饑饉歲月的我在心里犯嘀咕：為什么大家累死累活就是養活不了自己呢？整個大隊沒有幾戶的口糧是可以管足一年的，并不完全是因為地里收成太少，那么就是“公家”收得太多？我雖然自認為已經墜落到苦難的底層，還是感覺和當地人不同，從來不認為這是我永遠的歸宿。不論是期盼父親平反，還是指望招干招工，都有可能跳出農門。而當地農民呢？他們就該生來如此嗎？

公家收公糧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老鄉嘴里的“憶苦思甜”，說的都是“引洮工程”死了多少人，我們村里的姑娘媳婦有多少“走了陜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傳達的一份文件里的一些話：“農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我陷入了困惑。

永遠的“水紅色”

第一年插隊勞動分紅，除了分得麥子、玉米、土豆、胡麻等食物外，我還一共得到十一元七角的現金分紅。這在我們生產隊里屬于中等水平，有些人家不但分不到錢，還要向生產隊倒交口糧錢呢。真要是沒有別的來源的話，我來年的全年可支配現金就是這么多。掰著指頭算算，要買鹽、煤油、火柴、堿面、衛生紙、牙膏和蛤蜊油，好像怎么節省也不夠花。當然我也知道，上述所有這些東西都可以從家里拿，父母也會給一些零花錢，但畢竟我感覺“自立”以后就不該向家里伸手了。

插隊的山區到處是光禿禿的黃土，單調至極，草根都讓人們鏟去填炕了，生態變得越來越糟糕。一個冬天的勞作和沉悶的生活讓人既無奈又壓抑，滿眼沒有一點色彩。春播后不久我們去鎮上趕集，發現供銷社里到了一些新的花布，紅紅綠綠十分奪目。附近幾個生產隊的知青和姑娘們正圍著柜臺嘰嘰喳喳地討論哪種更好看。我也抻著脖子望了一眼，但是她們看上的平紋花布我都沒有入眼，卻發現有一卷水紅色與白色相間的格子府綢布格外耐看，不由得多嘴問了一下價錢。“四角六分五”，果然比平紋布的三角九分五貴了七分錢，然而人們都知道府綢是中看不中用，沒有平紋、斜紋布耐磨。營業員一邊忙著應付顧客，一邊向我們兜售道：“這幾樣是業務員硬從商業局搶來的花色，現在城里頭早都賣斷貨了。”

我的開銷計劃里原本沒有做新衣這一項，現有的舊衣服改改補補也還夠穿。但是看到其他隊里有知青穿出來的用那些花布做的衣服煞是好看，給灰禿禿的山村增添了一抹亮色不說，還惹來小伙子大姑娘羨慕的眼光，不由得動了心思，“臭美”之心按捺不住了，以至于晚上做夢都在惦記“水紅色”。十天以后再去集上，其他花色都已經售罄，我喜歡的水紅色格子布還剩下一小卷。我盤算了一下：0.465元×6尺=2.79元，再加上手工費1.2元，一件襯衫差不多要4元錢，也就是說一年勞動分紅的1/4多就沒有了。雖說家里可以幫我，但是，以我現在的收入水平做新衣顯得有些奢侈，一時之間下不了決心，只好攥緊被手汗浸透了的11.7元訕訕而歸。

再逢集日去看的時候，營業員好像記得我的面孔，抖摟著剩下的一點布說：“這是這批布里最洋氣的一塊，你們學生娃穿再合適不過了，現在也就剩下一件衣服的材料，這么好的花色以后怕再也碰不到了。六尺二寸，算你六尺的價錢，要不我把九分錢的零頭也抹了，湊個整數，你給我二元七角，但是布票不能少的。”架不住營業員的熱情慫恿，我稀里糊涂買下了這塊布，送到集市上唯一的裁縫鋪量體做了一件襯衫。

回村的路上還是有些后悔，算一算差不多是夠買五斤鹽五斤煤油的錢了。待到下一個集日，我拿到新衣服試穿了一下，除了有點過于顯腰身以外，別處都很合適。果真“人憑衣服馬憑鞍”，晚上穿給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婦們看，大家一致夸好看、提色，說襯得我的臉色也格外好。在大家的猛夸之下，我原來的那點小愧疚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新衣服嘚瑟地穿了幾回，每一次都能贏得一片好評，以至于人們從老遠處看到水紅色就認出我來。村里的老人摸著細膩的布料咂巴著嘴說：“好看是好看，就是顯得太單薄，怕不禁穿。”端午那天生產隊放假，我們一行好幾個女孩子去趕集，也不知是誰提議，要去照五角錢的一寸小照。我的這件水紅色襯衫成為大家的摩登時裝，幾個人來回換著穿，不料村里一個胖姑娘猛一使勁，在背部撕開了一個大口子，嚇得她照相時都不敢笑了。我也只好安慰她說：“沒關系，在里面襯塊布補補還能穿。”話雖這么說，還是挺心痛的，畢竟花費了一年分紅的四分之一還沒有穿多久呢。

后來雖然穿過各式各樣的衣服，但那件“水紅色”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

（本文摘自金雁著《雁過留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