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數以千計的女紅軍不畏艱難險阻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據相關數據統計：當時紅軍三個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近2600人，其中紅二十五軍最少，僅有7人，紅四方面軍最多，共有2500余人。

然而，令人悲痛的是，紅軍勝利抵達陜北后，幸存下來的女紅軍卻僅有350多人，我們本文的主人公‘劉湘屏’就是其中之一。

說起劉湘屏，可能很多人會感到陌生，但要說起她的丈夫謝富治，那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畢竟他可是功勛卓著的開國上將，解放戰爭時期著名的“陳謝兵團”中的“謝”，建國后更是官居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一系列要職。

劉湘屏，山西解縣人，1920年9月出生。在當時參加長征的女紅軍中，劉湘屏參加革命的時間算是比較早的，她11歲就參加了紅軍，14歲便隨部隊參加長征。

劉湘屏參加革命時間早，又經歷過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的洗禮，所以其無論是革命意志、還是思想覺悟，在同期的女同志中，都稱得上是出類拔萃的。

當然了，在長期而艱苦的革命斗爭中，也讓劉湘屏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想要做好革命工作，除了要有勤勉認真的態度外，還必須要有足夠的文化水平才行，因為只有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才能真正將革命工作給干好。

因此，在參加革命后，劉湘屏始終沒有放棄過學習，即便是在艱苦的長征期間也堅持學習。

1936年9月，劉湘屏進入山西太原軍政訓練團學習，次年又轉入抗日軍政大學（即“抗大”）。而也正是在“抗大”學習期間，劉湘屏遇到了影響自己一生的男人，他就是比劉湘屏大11歲、原紅九軍政治部主任——謝富治。

別看謝富治比劉湘屏年長11歲，職務也比她高，但他們參加紅軍的時間卻相差不大。

謝富治早年曾在湖北黃安老家參加農民協會，打土豪、分田地，在當地也算是一位小有名氣的“革命者”，但他參加紅軍，則是在1930年以后。

不過，謝富治參加紅軍的時間雖然不算早，但由于其革命經驗豐富，加上作戰勇敢、不畏犧牲，因此深受部隊領導的賞識和器重，其職務也是一升再升，在抗日戰爭前夕，不到30歲的他就已經是紅九軍政治部主任了，可謂年輕有為，前途無量。

謝富治和劉湘屏在“抗大”相識相戀，很快，在戰友們的撮合下，兩人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結為了革命伉儷。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夫妻倆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尤其是謝富治，其更是一步步成長為了我軍的高級將領，在解放戰爭時期，他與陳賡大將率領的部隊還被稱為——“陳謝兵團”，該兵團在解放戰爭的各個戰場上所向披靡，殲滅敵軍數十萬人，為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而也正因如此，謝富治在建國后屢任要職，先后擔任過二野第3兵團政治委員兼川東區委書記、川東軍區政治委員，云南省委第一書記、西南軍區副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全軍“大授銜”之際，時年46歲的他還被授予上將軍銜，成為新中國首次授予的50余名開國上將之一。

然而，這僅僅是謝富治仕途生涯的“開端”而已。

1959年后，謝富治的仕途再次迎來了新的轉變，先后擔任公安部部長、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有人說，謝富治之所以會在建國后步步高升，其主要原因還是他“依附”林、江等人，但在文史君看來，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至少是不夠全面的。

首先，在“特殊時期”開始之前，謝富治就已經官至副總理了，由此足以看出他并非是在“特殊時期”開始后才受此拔擢；其次，謝富治前半生的功績是被世人所認可的，在革命戰爭年代，他率領部隊東征西討、南征北戰，立下了赫赫戰功；后來主政云南時，他又為恢復云南的社會秩序和生產作出了重要貢獻。

要知道，謝富治在主政云南之初，該地區便長期存在著吸毒販毒的現象，但經過他的悉心治理后，該現象則基本絕跡，這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社會秩序，同時也贏得了人心。

所以，如果說謝富治是靠某些人的提拔才晉升得如此之快的，這顯然是說不通的。畢竟無論是指揮作戰、管理軍隊，亦或是治理地方，其能力都公認的。

劉湘屏與謝富治結婚后，一直都跟隨在丈夫身邊工作，先后擔任過川東行署民政廳副廳長、川東行署人事廳副廳長、云南省政府人事廳副廳長、昆明市委副書記、昆明市委書記處書記、農業機械部計劃財務司司長、農業機械部計劃司司長等職。

劉湘屏職務的不斷升遷，除了其自身能力使然外，當然也離不開其丈夫的因素，尤其是“特殊時期”開始后，其所擔任的一系列要職，更是得益于江青等人的“提拔”。

在“特殊時期”開始后，謝富治和劉湘屏夫妻倆便毅然向林、江等人靠攏，謝富治此后歷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衛戍區第一政治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等職。而劉湘屏則更是一躍成為了第一機械工業部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衛生部部長。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夫妻倆在向這些人靠攏后，的確得到了一些“實惠”，但也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因病去世，終年63歲。由于當時正處于“特殊時期”，所以謝富治去世后不僅沒有受到“清算”，反而還獲得了“降半旗致哀”的殊榮，其《悼詞》中對他的評價之高更是令人咋舌。

然而，隨著“特殊時期”的結束，謝富治那些所謂的殊榮也一點點被“剝奪”，不僅開除了他的黨籍，還撤銷了他的《悼詞》，甚至就連骨灰匣也被請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至于劉湘屏，其在衛生部部長任上僅干了三年時間（1973年7月至1976年10月）就被免職處理。1985年8月，時年65歲的劉湘屏還被開除了黨籍，后于2017年去世，終年97歲。

實事求是的說，倘若他們夫妻倆沒有參與到這段“特殊時期”中來，而是繼續堅守在各自的崗位上的話，那么他們肯定會有個不錯的結局，謝富治還是一位受人敬仰的開國將軍，劉湘屏還是一位優秀的女紅軍戰士。

但人生畢竟沒有如果，任何人都將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當然了，盡管他們夫妻倆有過一段不那么光彩的歷史，但他們對中國革命所作出的貢獻，我們也需予以肯定。正所謂“功是功，過是過，功過不能相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