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9年，陳云拍板“一胎化”，當場放話：“準備挨罵，甚至罵我斷子絕孫。”

這個決定改變了十幾億人的命運，也拉開了中國最有爭議的國家行動之一。

人口危機與陳云的警醒

一九七九年初春，國家統計局報表摞成厚磚，最新普查顯示，人口年凈增一千五百萬，相當于一年增出一個河北。

更直觀的數字是九億：人均耕地不到一點六畝，糧食自給率連年壓線。

陳云把報表攤開，先看增速，再看城市購糧票缺口，最后停在就業欄，國營廠每年可吸納的新工段遠跟不上高中畢業人數，會議室里沒人說話，空氣里全是鋼筆劃紙的細碎聲。

陳云的思路很快，二十多年前，他曾支持馬寅初《新人口論》，馬老主張提前控生，后來因政治環境擱淺。

陳云記住這一幕，也記住多生帶來的張力，此刻，他提議把“人口問題”寫進國民經濟長期規劃，地位與“鋼鐵、糧棉”并列。

很多人覺得突兀：經濟剛邁進“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階段，何必急著動生育這根敏感神經？

陳云回答：“糧票一張張印得出，地種不出?！本渥佣?，落點重。

數字壓力之外，還有國際鏡像，聯合國一九七八年人口會議公布預測：若無約束，中國將在本世紀中葉突破二十八億。

有人質疑算法，陳云卻借勢強調風險：“即便減半，也超資源承載?！彼瑫r關注城鎮化，城市需要道路、供水、電網，這些都要鋼筋水泥。

人口過快聚集，基礎設施會被拖垮，工業布局會被擠壓，陳云在國務院常務會上說：“解決人口才能騰出手腳搞現代化?！?/strong>

警醒之后是方案雛形，他列出三條底線：糧食自給率不得滑出安全區，城鎮登記失業率必須低于五，教育經費要跟上學齡兒童數量。

要守住底線，最直接辦法是讓出生曲線降速，陳云私下給秘書算過賬：每年新生兒少一百萬，十五年后勞動力增量壓低一百萬，公共投資就能轉去技術改造。

這個推演觸發他心里最后的按鈕，必須行動，而且要快。

決策博弈：從“最好一個”到“只準一個”

六月，北京入伏，中央財經小組擴大會議搬到寬敞的人民大會堂海南廳，李先念先發言，端出折中版本：“最好生一個，條件允許可生兩個?！?/strong>

不少省代表點頭，這方案看似溫和，便于基層做工作，陳云搖頭：“怕罵就別干事，人口不是建議書，得是紀律?！迸_下安靜，紙杯里茶葉浮沉。

爭論焦點并非口號，而是力度，陳云提出“五點措施”。

一，大造輿論，三到五年讓“生一個光榮”深入人心；

二，立法，把“只準一個”寫進條例；

三，完善避孕服務，藥具送到村衛生室；

四，給獨生子女家庭“看得見的好處”，子女入園、升學、就業優先；

五，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用制度替代傳統“養兒防老”觀念。

李先念擔心過急，“農村老人生計怎么辦？”陳云回答干脆：“社保遲早要推，這正是契機?！眱扇硕寂e數據對沖。

李先念拿出農業部測算：若生育率猛降，十年后勞力總量或低于耕地需要，陳云遞上另一組數字：維持五口之家，糧食缺口會線性擴大，雙方寸土必爭，氛圍緊繃。

七月，文件文本初稿完成，標題《關于控制人口增長的通知》，草稿還留著“最好一個”的表述。

陳云批示：“改，去掉‘最好’二字?！彼谂赃吋右痪涫謱懪ⅲ骸罢邿o需模糊?！笔舟E被檔案人員收進紅頭文件盒。

八月，國務院常務會最后一次討論，多數同意一胎，但仍對執行步驟猶豫。陳云索性把話挑明：“準備挨罵，罵幾年，總比子孫沒飯吃?！睕]人再吭聲，會議記錄員把這句原話敲進紀要。

決策通過只是起點，落地更難，傳統觀念厚重，“多子多?！薄叭硕鄤荼姟痹卩l土社會根深蒂固，國家計生委尚在籌建，基層夯實靠公社、鄉鎮干部。

許多地方干部心里犯嘀咕：家家戶戶都熟，一張結扎通知單下去，人情還怎么處？陳云預判到阻力，他提出“干部帶頭”。

中央直屬機關率先簽承諾書，省部級領導配偶主動做手術的消息在《人民日報》登出，占據要聞版。

一條新聞標題寫得直接：“副部長夫婦響應計劃生育，決心生育一胎”。細節簡單，沖擊夠強。

執行還需配套，衛生部緊急向國外采購最新型號的輸卵管鉗和無創麻醉機，同時加速國產避孕藥研發，財政開綠燈，保證藥具免費。

陳云堅持“把錢花在刀刃”，預算表注明：宣傳與服務經費六四開，不搞花架子，此后三年，全國藥具發放量翻四倍，鄉村衛生室掛起統一藍底白字招牌“計劃生育服務站”。

政策實施與短期成效

1980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刊發。

話很直接：“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這是一次政治動員，也是一道全國政策信號。

之后兩個月，27個省區市迅速出臺地方性條例，形成統一口徑，各地發出同一句話：“從娃娃抓起，從根子斷起。”

政府部門開始動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鄉村設辦事機構，干部配上紅袖章，貼著印有“獨生優待”字樣的海報走村串戶，廣播、墻報、課堂一齊上陣。

小學教室的黑板報，手工畫著“超生可恥”的紅叉圖案，中學作文題變成“我的獨生小弟”，宣傳籠罩每一條胡同，每一間辦公室。

手段也快，動作也硬，“節育器送下鄉，結扎車開到村”成為各地基層干部的工作節奏。

為保證完成任務，有地方實行“包干到戶”，干部與村民簽“計劃生育責任書”，對超生家庭，開始征收“社會撫養費”。

有單位將超生職工開除，取消福利，執行越走越急，民間反應分化，一些家庭送養多孩女兒，有的上戶口難，有的遭村干部上門“做工作”。

結果很快顯現，198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降至2.6，1984年降到2.1，城市降得更快，農村也步入下降通道。

政策的威力前所未有，糧票不再緊張，小學入學潮減緩，托兒所一床難求的現象緩解，當年流行語從“養兒防老”變成“獨生子有前途”。

國家開始推“獨生子女證”，憑證享有優待：入托、升學、就業優先安排，父母可加分評先進。

有的省還規定，獨生子女父母退休時可獲一次性補助?！吧偕旄弧钡目谔枺诔青l之間迅速流行。

但副作用也開始出現，男多女少的性別比失衡，在中西部省份尤為明顯。

1982年人口普查，男女性別比達到108，國家開始出臺“女兒也是傳后人”等宣傳口號，希望糾正民風，但收效有限。

另一頭，老齡人口增長壓力悄然露頭，六十歲以上人口比例持續上升，社保制度尚未完備，家庭養老壓力仍重。

一胎化帶來家庭結構變化：“421”結構（四個老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初現。

中央內部多次開會調整執行尺度，強調“不能搞一刀切”，要“依法管理”，陳云批示：“不能把好政策辦壞，方法不對，群眾會反感?！?/p>

政策短期確實穩住了出生曲線，也騰出了糧食、電力、學位、住房，計劃生育，被寫進經濟發展指標，成為中央治理體系的一環。

紅利與反思

時間往后推，1980到2010年，國家享受了30年“人口紅利”，也就是：年輕勞動力多，孩子和老人少，社會負擔輕。

這30年里，中國經濟平均年增長超過9%，外貿出口、制造業、城鎮建設突飛猛進，國家儲蓄率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得以快速擴張。

中國成了“世界工廠”，人口政策是背后關鍵一環。

國家統計局在2011年報告里寫道：“勞動力紅利是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奇跡的底層變量。”

國際上，聯合國、世界銀行都認可中國“控制人口、快速發展”的路徑。

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研究中國經驗，陳云的那句“限制人口和搞計劃經濟一樣重要”，成了很多人口教材里的引語。

但進入2010年代，情況變了。

老齡化來得比預期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65歲以上人口已達8.9%，到了2020年，這一數字變成13.5%，每7人里就有1個是老年人，勞動人口開始減少，年輕人少、老人多，“未富先老”成為事實。

2015年，國家放開“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同時推出托育補貼、教育費用抵扣、職場保護等支持政策。

但生育率沒有起色，2023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僅約1.0，處于極低水平，大城市白領普遍推遲結婚、推遲生育，“不生”不再是個別選擇。

面對這一局面，有人翻出40年前的政策起點，提出反思：是不是控制得太死？是不是一刀切留下結構問題？是不是“只生一個”變成了“只能一個”？社會開始重新審視那場政策的源頭與代價。

陳云的評價，也變得復雜。一方面，他是那場國家級調控的推手，用強力手段穩住人口壓力，為工業化掃清了路徑；另一方面，他推動的極限式控制，也被批評為缺乏后路、應對不足。

但陳云晚年曾說過一句話：“有的事，不做會挨大罵，做了也得挨罵，那就選后者?！?/strong>他的語氣沉穩，并不辯解，文件里記錄得清清楚楚。

這場政策轉折的遺產還在延續，今天，國家試圖鼓勵年輕人多生，提供經濟支持與制度保障；同時推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成為國家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