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軍隊里，長期設置政工干部，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貫徹實施，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能很多讀者聽說過這樣一句話：部隊作戰行動中，政委是下最后決心的人，在與軍事主官意見發生沖突時，政委有最終決定權。曾經軍隊里是有這樣的明文規定，初衷也不難理解，但若以為政工干部的權限一直都這么大，那就出現偏頗了。

1942年9月之前，政委的實際權力確實非常突出，是從紅軍時期便一直延續下來的。政治工作做好了，隊伍的凝聚力就強，指戰員們知道為什么而戰，能大大提升戰斗力和意志品質，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十幾年來，也不是沒有反面的例子。

政委們往往理論水平高，知識儲備強于軍事主官，但論具體帶兵打仗卻不是內行，干預過多便會影響作戰過程及戰果。比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雖然是我軍公認的軍事天才，但帶兵過程中屢屢遭到掣肘，時常為此苦惱。著名的西路軍事件發生后，毛主席說徐向前沒有責任，這是有道理、有內涵的。不排除有相當數量軍政全能的政工干部，可總體來看，打仗畢竟是軍事主官的專長。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一個細節：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只調動司令員就行了，不涉及各大軍區政委，政委都留在原軍區繼續工作。政委的權力、地位似乎沒那么大了，這其實就是部隊里明顯的變化，而且是早就出現了。1942年發生了一場戰斗，由于政工干部對軍事行動過度干預，釀成了嚴重后果，此后軍委便下定決心改變指揮原則，政委不再擁有“最終決定權”。

那是抗日戰爭中的“雪村戰斗”。開國上將呂正操擔任冀中軍區司令員期間，麾下有一員干將，名叫常德善，是軍區所轄第八分區司令員。常德善早年是賀龍的部下，紅軍時期曾在戰斗中救過賀老總的命，賀龍極其喜愛常德善。抗日戰爭時常德善被呂正操點名，要到冀中指揮部隊，他確實是一員良將。

1942年5、6月間，鬼子對冀中地區進行掃蕩，力度非常大，以我軍當時的人員和裝備水平，硬拼不是明智之舉，多數部隊都及時轉移了，沒造成實質損失。只有第八分區，司令部內意見不統一：常德善主張立即突圍到子牙河，多數干部也支持這一方案；但分區政治委員王遠音，認為八分區隊伍見到鬼子就撤，很容易在百姓中造成誤解，破壞群眾的信任度，將來再開展工作就有困難了。

王遠音主要是從政治影響方面考慮的，很注重聯系群眾；但此時此刻，他沒完全意識到軍事作戰角度的巨大危險。眼見說服不了司令員常德善，王政委只好啟用自己的“最終決定權”，強制要求部隊在雪村一帶作戰。常德善很著急，但沒有辦法，只能服從組織原則，帶領大家跟設好包圍圈的日軍硬碰硬。

日偽軍來了四千多人，準備也很充足，而我們只有六、七百人槍，且重火力嚴重匱乏。結果可想而知，雖然八分區的戰士們英勇作戰，但在客觀實力的顯著差距下，還是遭受重大失利，八分區指戰員大部陣亡，僅有100多人勉強突出了包圍圈。作戰過程中，分區司令員常德善身中20余槍，壯烈犧牲；政委王遠音也是條硬漢，負傷后自行舉槍殉國。

雪村戰斗的重大損失，不僅震動整個冀中軍區，也令軍委首長心痛不已。為了防止政工干部過度干預軍事指揮、造成嚴重后果，毛主席在1942年9月做出決策，正式取消各級部隊政委的“最后決定權”，但保留政治領導及監督權力；具體的軍事決策，從此以軍事主官意見為主，該命令通電八路軍及新四軍全軍。這項修改后的組織原則，一直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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