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自秦代開始，后世的歷朝歷代統治者，雖然在行政機構和政治制度上不斷改革，但從本質上來說，似乎都在沿襲著秦朝的制度。所謂沿襲秦制，并非不加創新，一味地沿襲著秦朝的各項制度，更多的是沿襲著統治者的治國理論和基本思想，即在建立怎樣一個國家，如何統治自己的臣民，如何管理這個國家等方面的思考大同小異。所以在秦朝之后的歷朝歷代里，制度雖然不斷地創新，但是目的似乎都是大同小異。

如果說秦代之前的夏商周時代，國家統治者更多的是依靠宗族血緣，依靠著分封制度，建立起一個以君王為中心，以諸侯為附屬，天子與諸侯（貴族）共治天下的統治體系。那么戰國以來的列國封建改革，尤其是商鞅變法之后，秦國的統治者希望打造的則是一個以君王為中心，官僚集團為附屬的統治體系，在這個新建立的統治模式里，宗親貴族雖然依舊存在，但是不可以對君王的統治構成威脅，國家治理的核心是官僚集團，因為他們只對君王一人負責，只對君王一人盡忠。

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加強中央集權，并且逐步將權力集中在君王一人的手中。在地方要盡可能的消滅割據勢力，消除地方對中央的威脅。在中央則要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大權旁落到權臣的手中，避免任何篡權的可能。最終建立一個從中央到地方，每一個臣民都只忠于君王的社會。盡管想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幾千年來也常常反復，但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在為此不斷努力，直到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王朝清代，統治者為了中央集權依舊樂此不疲。

顯然，在生產力落后的古代，秦制的有利之處是要遠遠超過它的弊端，正因為如此，文化薄弱的秦國最終戰勝了那些文化上似乎要領先于自己的東方列國，完成了統一大業。而歷史上那些所謂的治世與盛世，大部分都是國家統一，中央集權相對牢固的時代，很少有特殊案例。然而秦制思想的萌發最初卻不在秦國，而是春秋戰國時期，它是諸子百家的思想結晶。

春秋戰國時期，西周時期分封制度最終遭到破壞，國家陷入了長期的戰亂與紛爭。在這樣一個大爭之世，列國統治者都在思考如何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增強國家實力，在亂世中占據有利的形勢，進可以吞并列國，退可以守境安民。于是乎，諸子百家紛紛走上歷史舞臺，他們奔走列國，向列國君王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論。其中既有自身的政治理想，也有幫助君王封建改革的各種方案。各種思想相互融合，不斷發展，對后世產生很大的影響，秦制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慢慢發展起來的。

例如春秋時代的齊國，管仲在協助齊桓公進行改革的時候，就提出了“利出一孔”的思想。記載管仲的思想的《管子》一書中就記載著管仲的一段思想。管仲認為財富的流出渠道必須單一，必須由政府控制，不能讓老百姓也有多余的錢，不能讓他們有發財的渠道，政府必須做到“利出一孔”。換句話說，在管仲看來，老百姓最好的狀態就是吃不好，也餓不死，處于不上不下的一種狀態，而且除了統治者的恩賜，他們沒有其他富貴的可能，只有這樣，他們才會忠于君王，感謝君王和官府。

管仲的這種思想是不是史上第一人已經無可稽考，但顯然后世的很多改革者，尤其是法家的代表們都秉承著這個理論，并且將他發揚光大，比如商鞅就是這個理論的忠實粉絲，他歷來主張老百姓的日子不能過得太好，老百姓也不能懂得太多，否則國家反而要出現混亂。由此可見，管仲本人或許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法家，但他提出的“利出一孔”的思想卻被后來的法家繼承，并且全面深化，成為法家以及秦制最基本的思想基礎之一。或許從這一刻開始，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的命運與輪回已經形成，進而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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