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1日晚，內蒙古自治區聯合工作組發布《關于演員那某某茜有關情況的通報》，首次以官方姿態確認那爾那茜涉嫌高考報名材料造假的核心事實，為連日來公眾對教育公平的質疑提供了部分答案。

這份姍姍來遲的通報，在輿論場中激起的波瀾遠未平息。通報系統回應了公眾關注的四大焦點問題，但更像是一塊投入深潭的石子——水面波紋之下，特權運作的暗流仍在涌動。

一、通報揭示的核心事實：造假坐實，特權疑云未散

高考報名造假定性成關鍵。通報明確指出，那爾那茜2008年在戶口所在地呼和浩特市以“呼和浩特第八中學城鎮應屆生”身份參加高考報名，實際沒有該校就讀經歷及學籍。這一官方定性證實了網友關于“人籍分離”的質疑——一個在北京十一學校完成中學教育的學生，卻以內蒙古考生身份占用定向名額。

關于委培班設立，通報澄清了“僅辦兩屆”的誤傳。調查顯示：1982年內蒙古曾委托上戲培養1個班次藝術生；2007年11月，內蒙古民族文化大區建設領導小組與上戲簽約設立內蒙古委培班，后續簽兩次至2020年共招收12屆學生（其中2008年、2013年、2020年為3個整班次），2021年終止招生。

高考成績方面，通報確認那爾那茜2008年高考文化課總成績為449分（文科），專業課成績87分（滿分100分），錄取符合上戲當年按專業成績排序的規定。這推翻了網傳“179分錄取”的說法，但高考成績這一點是有歷史檔案記錄的，為什么當初在面對網傳“179分”時不敢出面否認呢？很多人說沒必要去自證，但公眾人物和普通人不一樣，公眾人物在面對可能引起占用公共資源的謠傳時必須自證。

在爭議最大的委培違約問題上，通報披露了協議關鍵條款：“如甲方在內蒙古范圍內無法安排乙方就業，則允許乙方自主擇業”。2012年6月27日，那爾那茜以赴挪威讀碩為由申請取回畢業證，“經研究同意”將證書原件交予她。具體是經誰研究同意？怎么研究的？內蒙古范圍真的無法安排就業了？那爾那茜申請出國留學就可以不履約直接自由身？

二、通報未解的四大疑問：教育世襲的沉默

盡管通報厘清了部分事實，但輿論場中的核心質疑仍未完全解答。

家庭特權問題未觸及：通報對網友深挖的“教育世襲”疑云保持沉默——其母為1982年上戲內蒙古定向班首屆學員，2008年招生負責人巴音、涂門恰為其母同學。其兄科爾沁夫被曝“高考數學10分入讀中央民族大學”的線索也未提及。

學歷真實性存疑：那爾那茜自稱的“挪威西北大學戲劇教育進修”被證實查無此校，但通報僅說明同意其取畢業證赴挪威，未回應學歷造假質疑。上戲官網曾顯示她擔任助教，校方在事件發酵后卻否認聘用，而校方官網2016年報道中明確稱其為“2015級表演課專業老師”的矛盾也未獲解釋。

違約追責機制空白：通報披露了“允許自主擇業”的條款，但未說明領導小組是否曾為那爾那茜安排工作。對比普通委培生違約需承擔高額賠償且再就業困難的現實，其“零成本違約”的特權嫌疑仍未消除。

調查程序透明度不足：通報稱“針對調查中發現的相關問題，聯合工作組正在進一步深入核查”，但未明確核查范圍是否包括其家庭的教育背景獲取情況，也未回應公眾關于“為何2008年班次恰為其母畢業26年后重啟”的疑問。

三、教育公平的三重拷問：政策漏洞與特權世襲

那爾那茜事件已超出娛樂八卦范疇，演變為對中國教育公平體系的壓力測試。

政策執行漏洞成為焦點。定向委培本是為邊疆培養人才的傾斜性政策，但當北京就讀的學生能利用內蒙古戶籍造假獲取資格時，政策初衷已被異化。通報揭露的學籍造假問題，暴露了“人籍分離”監管的系統性失靈。

特權世襲公平困境引發憂慮。網友總結的“定向委培成了祖傳學歷”雖被通報中“12屆招生”數據部分證偽，但兩代人同享稀缺教育資源的巧合仍難消公眾疑慮。當寒門學子在高考獨木橋上掙扎時，特權階層被質疑通過“政策套利”實現代際傳承。

違約違法成本太低。那爾那茜在路演中輕描淡寫“區區定向培，違約又能怎”的態度，與普通委培生違約面臨的信用懲戒、經濟賠償形成刺眼對比。通報雖披露其取回畢業證的程序，但未說明該操作是否具有普遍適用性。

四、教育公平的最后防線：一紙通報后的制度拷問

那爾那茜事件引發的怒火，遠超一般娛樂八卦的范疇。它觸碰了中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教育公平。

數據揭露殘酷現實：2008屆內蒙古定向委培生實際返回當地工作的不足三成。違約成本低至1萬-10萬元違約金，形同虛設的約束機制讓定向政策淪為特權跳板。

央視刪除視頻的舉動被解讀為官方對教育公平問題的明確態度。內蒙古日報等媒體呼吁徹查錄取合規性及違約處置，但相關報道疑似被刪除，加劇了公眾對特權干預的懷疑。

教育專家指出，定向生違約破壞了邊疆人才培養機制。當政策漏洞被系統性利用，受損的不僅是幾個學位名額，更是社會對制度公平的基本信任。

定向委培本是教育公平的補償機制，旨在為弱勢地區提供機會。但當這些機會被“高考移民”占用，當契約精神被特權踐踏，補償機制反而成為加劇不平等的工具。

同屆定向生中，實際返回內蒙古工作的不足三成。這個數字揭示了定向委培政策在現實中的普遍困境。當多數受益者視契約為無物，政策初衷已成虛設。

普通家庭的孩子為高考拼盡全力時，有人僅憑虛假學籍就踏入名校；普通演員為一個角色爭破頭時，有人卻能享受“魔改原著”的待遇。這份通報確認了造假事實，卻未解開特權運作的黑箱——為何一個沒有當地學籍的學生能通過層層審核？為何兩代人能精準捕獲26年才重啟一次的稀缺資源？

教育公平的底線不容踐踏，而重建信任需要的不僅是個案通報，更是陽光下的制度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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