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醫護訊

誣告處罰太輕！讓廣大醫護寒心！栽贓陷害，居然沒有刑事責任？

某大醫院肝膽外科最近出了件讓人想不到的事。一個要做膽管癌手術的病人劉某某，家屬想塞紅包給主刀張醫生，結果被當場拒絕。這本來挺好，誰知道后面出了幺蛾子。

被拒之后，家屬不死心。監控清清楚楚拍到，幾天后的半夜一點多，家屬趁值班醫生去急診，偷偷溜進醫生辦公室。他找到張醫生的白大褂，翻出左下邊的口袋，硬是把一個紅包塞了進去。更絕的是，他還自己拿手機錄了段視頻，好像要當什么“證據”。

結果呢？第二天一早，張醫生在自己白大褂里摸到紅包，立刻叫來護士長和同事一起作證，扭頭就去醫院紀委報告了情況。當天就把這筆錢，原封不動存進了病人自己的住院費里。

沒想到，病人手術剛做完，家屬轉頭就去實名舉報了！

說張醫生收了他們3500塊錢紅包，還把自己錄的那段“塞錢”視頻當證據發出來。

這下醫院紀委立刻介入調查。

調出辦公室監控一看，真相大白：家屬是半夜自己偷偷塞的錢，塞的還就是張醫生那件編號清清楚楚的白大褂。

而張醫生呢？發現紅包后第一時間就上報處理了，時間、地點、人證物證全對得上。

醫院最后通報：張醫生沒任何問題，反倒是家屬，既想送紅包沒送成，還故意設局誣告醫生，兩樣都沾了。

醫院能怎么辦？

他們不是警察，沒權力抓人。

最后出的處罰是：暫停這個家屬的探視和陪床資格，讓病人自己住院。要是家屬還不消停，醫院說了，那就得報警走法律程序了。

可悲！可嘆！

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明確規定，誣告陷害罪情節嚴重的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嚴重后果的則面臨三至十年刑期。法律條文看似嚴厲，現實中卻常遇執行困境。

在醫療誣陷案件中，多數案件止步于行政處罰。涉事家屬往往僅被處以“警告”，與醫生可能面臨的職業毀滅性打擊形成殘酷對比。如果沒有監控，醫生可能百口難辯，很可能斷送個人的職業生涯。而我們能做的僅僅是不讓誣告者不能進醫院陪護。

這事被網友翻出來討論，不少人覺得光不讓探視太輕了。

但醫院也無奈，他們只能管醫院里的事。

張醫生后來也說，自己干了十年醫生，從來不收紅包。

這次留了個心眼，發現不對勁馬上找人作證，按規矩把錢存進住院費，才沒被冤枉。

更令人憂心的是，誣告者常利用社會對醫療腐敗的敏感情緒，負面輿論鋪天蓋地，而真相卻無人關注，即使醫生是清白的。

寒蟬效應，白衣戰士開始自衛性診療。

誣告泛濫正在催生醫療行為的畸形變異。某三甲醫院急診科主任坦言：“我們科室現在要求所有醫患接觸必須兩人在場，連告知病情都要錄音。” 這種

自衛機制帶來雙重代價：一是醫療資源被無謂消耗，二是醫患信任被徹底瓦解。當醫生看每個患者都像“潛在舉報者”，診療決策必然趨向保守化——可做可不做的手術選擇不做，可用可不用的昂貴檢查選擇多用。

構建防護網，不能再等的改革。

法律層面亟待出臺司法解釋，明確醫療誣陷的入罪標準和證據規則。對于利用網絡惡意傳播不實信息的行為，應適用“利用互聯網誹謗誣告醫務人員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條款，追究刑事責任。

建立全國醫療從業者黑名單制度。

將經司法確認的誣告者納入就醫信用體系，對惡意誣告者限制其特需醫療服務選擇權，讓“醫鬧成本”可視化。當發生誣告時，醫院應立即公開監控并主動報警，而非習慣性“息事寧人”。醫療具有天然不確定性，當出現糾紛時，應引導通過醫療事故鑒定等正規途徑解決。如刑法學者所言：“當舉報變成道德審判的投槍，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下一支矛的目標。”

法律條文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能否震懾暗處的誣告者尚不可知，但確定的是：每放過一次惡意誣告，就有一批醫生學會明哲保身；每公正處理一起案件，就有更多醫生愿意為疑難患者放手一搏。

繼續教育、公共課，關注護言醫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