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歡案：一場由高利貸引發的“辱母殺人血案”與正當防衛的邊界之辯

《人民日報》刊文稱：“于歡案無疑是一堂生動的法治課。”

血色接待室：案發現場

2016年4月14日晚10時許，山東聊城冠縣源大工貿公司接待室。22歲的于歡手握一把刃長15.3厘米的水果刀，背靠墻角站著。他的面前是十余名催債人員，其中一人杜志浩剛剛當著他的面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侮辱了他的母親蘇銀霞。房間里彌漫著煙味、汗味和屈辱的氣息。

幾分鐘前，警察來了又走，留下“要賬可以，不能打人”的告誡后便離開現場。當于歡和母親試圖跟隨警察離開時，被催債人員強行阻攔。有人卡住于歡的脖子，將他推搡至房間東南角。

混亂中，于歡抓起桌上那把本用于嚇唬的水果刀，刺向逼近的人群——杜志浩腹部、程學賀胸部、嚴建軍腹部、郭彥剛背部各中一刀。血很快染紅了地面。

這場由高利貸催收引發的血案，最終導致杜志浩次日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兩人重傷，一人輕傷。

債務深淵與暴力催收

這起血案的源頭始于兩年前的一筆高利貸借款。

2014年7月至2015年11月，山東源大工貿公司負責人蘇銀霞（于歡母親）及其丈夫于西明因公司經營困難，先后兩次向房地產公司老板吳學占、趙榮榮借款共計135萬元。雙方口頭約定月息高達10%（年化利率120%），遠超當時法律保護的36%年利率上限。

至案發前，蘇銀霞已累計還款184.8萬元，但仍被認定欠下巨額債務。由于經營持續惡化，蘇銀霞被三次列入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導致銀行和普通民間借貸渠道對其關閉，只能轉向高利貸。

2016年4月1日起，催債行動不斷升級。吳學占指使手下將蘇銀霞抵押住房的鎖具更換并強行入住；4月13日，催債人員將房屋內物品搬至源大公司門口；當天下午，吳學占甚至在蘇銀霞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并將蘇銀霞的頭按進馬桶。

面對暴力催收，蘇銀霞于4月13日下午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求助，但未獲有效幫助。這也為次日悲劇的發生埋下了伏筆。

案發當日的屈辱與反抗

2016年4月14日，這場針對蘇銀霞母子的暴力羞辱達到頂峰：

當日下午，趙榮榮糾集數名人員到源大公司討債，與蘇銀霞發生激烈爭吵。期間趙榮榮離開現場，但埋下了沖突的種子。

21時53分，杜志浩帶領十余人進入公司接待室。杜志浩用污言穢語辱罵蘇銀霞、于歡及其家人，將煙頭彈到蘇銀霞胸前衣服上。隨后，杜志浩做出更極端行為——當眾裸露下體，對著蘇銀霞進行侮辱。催債人員還脫下于歡的鞋子讓蘇銀霞聞，并不斷拍打于歡面頰、揪抓其頭發。

22時07分，公司員工劉某報警。民警朱秀明帶領兩名輔警趕到現場后，僅口頭警告“不能打架”，便離開接待室到院中尋找報警人。這種表面化的執法未能有效控制局面。

22時22分，當于歡和母親試圖隨民警離開時，杜志浩等人上前阻攔，卡住于歡頸部將其推拉至墻角。于歡持刀警告無效后，在對方挑釁逼近時持刀捅刺。22時26分，輔警聞聲返回收繳兇器，但傷害已造成。

司法程序的一波三折

于歡案進入司法程序后，經歷了一波三折的審判過程：

2016年4月15日，于歡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刑事拘留；4月29日被正式批準逮捕。

一審判決（2017年2月）：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法院認為：“雖然于歡當時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辱罵與侮辱，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出警，被告人于歡和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利受到侵害的現實危險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這一判決幾乎完全否定了正當防衛的成立。

一審判決經媒體報道后引發全國性輿論風暴。爭議焦點集中于“當母親遭受極端侮辱時，兒子的反抗是否構成正當防衛”。最高檢罕見地派員赴山東閱卷審查，公安部也督導案件核查。

二審改判（2017年6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定于歡行為具有防衛性質但屬過當，以故意傷害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法院指出：“于歡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屬于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其行為具有防衛性質；但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傷、一人輕傷的嚴重后果，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

二審判決書特別強調：“杜志浩裸露下體的侮辱行為嚴重違法、褻瀆人倫，應當受到懲罰和譴責。”這一表述首次將“辱母”情節納入司法考量。

與此同時，涉案公職人員被追責：經濟開發區派出所所長楊軍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民警朱秀明受黨內嚴重警告、行政降級處分；兩名輔警被辭退。吳學占團伙也因涉黑犯罪被徹底摧毀。

后續發展：2020年11月18日，于歡因減刑提前獲釋。此前，其母蘇銀霞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2000余萬元（另案）于2019年12月刑滿出獄；其父于西明于2021年5月31日出獄。

判決背后的法理情之爭

于歡案的核心法律爭議在于“正當防衛”邊界的認定，這一爭議引發了法學界深刻的理論交鋒：

1、防衛性質的認定分歧

一審觀點：認為催債人“未使用工具”、“警察已到場”，故不存在“防衛緊迫性”。這一判斷機械理解防衛要件，忽視了人格尊嚴也是法律保護的重要法益。

二審突破：肯定防衛性質，指出不法侵害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為，并伴有侮辱和對于歡間有推搡、拍打、卡項部等肢體行為”。這一認定將精神侮辱納入不法侵害范疇。

2、過當與否的學術爭論

防衛過當支持論：以趙秉志教授為代表，認為“于歡的防衛行為導致了死亡一人、重傷兩人等嚴重后果，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邱興隆教授也指出，此案屬于“在一般防衛前提下采取了特殊防衛才允許的手段”。

正當防衛支持論：憲法學者駱正言提出，催債行為已構成“非法拘禁罪+強制猥褻婦女罪”，應當允許采取強力防衛。他質疑：“難道只有面對死亡威脅才能致死防衛？”并指出刑法已允許對強奸等非致命犯罪行使無限防衛權。

3、更深層的法治困境

權利保護失衡：現行刑法對人身自由、性自主權的保護力度不足。如非法拘禁罪基本刑僅為3年以下；強制猥褻罪一般處5年以下，與侵害嚴重性不匹配。

概念開放性挑戰：法律概念如“正當防衛”存在“開放性結構”——有確定的核心含義（如面對殺人搶劫的防衛），也有模糊的邊緣地帶（如面對精神侮辱的防衛）。于歡案正處在這一灰色地帶。

法律修辭學者指出：一審判決“機械司法，未對大小前提銜接空隙進行融合”，導致結論“合法不合理”；二審則通過綜合運用法律修辭與邏輯，提升了判決可接受性。

案件的多維意義與啟示

于歡案已超越個案范疇，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重要標志：

正當防衛制度的司法更新：本案與后續“昆山龍哥反殺案”共同推動最高檢發布正當防衛指導案例，激活了沉睡的正當防衛條款。2018年該案入選“推動法治進程十大案件”，彰顯其對司法實踐的重塑作用。

高利貸與暴力催收的治理契機：案件揭露了中小企業融資困境與高利貸肆虐的現實。此后全國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將“暴力催收”納入重點打擊對象，吳學占團伙的覆滅即是成果之一。

執法規范的深刻反思：民警處警時“未能有效控制現場”的失誤引發公安系統大討論。此后多地出臺細則規范債務糾紛警情處置，要求民警必須現場隔離沖突雙方，確保人身安全。

全民法治公開課：正如《人民日報》所言，“于歡案無疑是一堂生動的法治課。”它促使公眾思考：當法律與倫理沖突時如何抉擇？私力救濟的邊界何在？這些討論極大提升了公民法治意識。

尾聲：五年刑滿與未竟之問

2020年11月18日，于歡走出監獄。

五年光陰，從無期徒刑到五年牢獄，這個年輕人的人生軌跡因一把水果刀徹底改變。母親蘇銀霞已先他出獄，曾經的家庭企業早已倒閉，身后是50余名集資參與人2000余萬元的損失。

但于歡案留下的思考遠未終結：法律如何更好保護人格尊嚴？

當公權力未能及時制止不法侵害時，公民防衛權是否應適當擴張？正如憲法學者駱正言所言，于歡案暴露了 “刑法對人身自由權、性自決權等基本權利保護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在情與法的天平上，二審判決通過五年有期徒刑的折中方案，試圖在懲處犯罪與體恤人倫之間尋找平衡。這種平衡或許不夠完美，但正是通過一個個這樣的案件，中國法治在爭議中前行，在反思中成熟——它提醒我們，法律的終極使命不僅是懲治罪惡，更是守護人世間最樸素的正義與尊嚴。

來源：律游記，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