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稅收制度不僅是財政工具，更像一場精心設計的貓鼠游戲。
稅務當局和國會扮演“貓”的角色，意在收緊稅網捕捉財富；納稅人，尤其是資本家，則化身“老鼠”，靈活鉆營，巧妙規避。每一代人都在這場斗智斗勇中輪番上演。
在資本主義社會，游戲的規則似乎早已注定：資本老鼠總能占盡先機，勞工老鼠卻往往在稅網中苦苦掙扎。
第十六修正案，稅網初張
1913年，美國通過第十六憲法修正案，稅務當局首次正式張網收稅：
“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征收所得稅，無需按人口比例或州分配?！?br/>這張網起初頗為寬松：所得稅率從1%至7%，起征點為年收入3000美元（約當時1%人口需納稅）。社會一片安寧，普通民眾認為稅網遙不可及，未料這網日后越織越密。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收入的增加，個人所得稅的交稅者已經從少部分的富人擴展到了廣大的中產階級或者勞工階級。
不過所得稅由于它的累進稅率，自帶一種稅收正義性：多得的人多繳稅，收入低的人少繳稅或者不繳稅。
稅收政策傾斜在這時候就出現了分叉，為了鼓勵資本再投資建立企業，美國的資本利得稅的稅率一直都不高，而另一方面，勞工的工資所得稅稅率卻不斷上升。
有人開玩笑說，這是個資本主義國家，當然要照顧資本所得，而不照顧勞動所得的。
這時候所有的避稅思路都是把勞動所得變成資本所得。當然只有雇得起會計師的富人們才有能力做這樣的收入類別切換。
戰爭年代，稅網驟然收緊
二戰期間，當時的社會形成共識：“窮人前線打仗，富人此時要捐出所得，任何超量所得都是邪惡的！”
于是，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飆升至94%（1944-1945年，適用于年收入約20萬美元以上，相當于今日數百萬美元）。
然而，資本老鼠豈會束手就擒？他們聘請頂級會計師，挖掘無數規避路徑：
1）保留利潤：財富留在公司，減少工資和分紅。
2）免稅投資：購買市政債券，收益免稅。
3）家族信托與慈善基金：轉移資產，規避稅負。
4）未實現資本利得免稅：賬面財富不兌現，無需納稅。
5）行業減免：利用石油、農業等專屬稅收優惠。
稅網雖密，資本早已另辟地下通道，游刃有余。
至1980年代，稅務當局意識到：高稅率稅網抓不住大魚，反而催生更多逃稅漏洞。
于是，里根政府重塑稅網：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70%降至28%（1986年《稅制改革法案》）。
降低稅率的同時，稅制簡化，部分扣除取消，意在堵住前面那些漏洞。
國稅局為了應對富人們用各種合法抵扣降低應稅的收入，采用了二次平行計算方法，叫做AMT（Alternative Minimum Tax，替代性最低稅）。取消各種看起來合法的稅收抵扣、豁免，減免措施后，如果算出來的稅更高，那就按這個數字繳稅。
資本老鼠卻迅速適應新網，挖掘新路徑：
6）利潤跨國轉移：將收益轉移至愛爾蘭、百慕大等低稅天堂。
7）股權激勵與附帶權益：高管通過股票期權或私募股權收益，將勞動收入轉為稅率較低的資本利得。
8）離岸信托與私人保險：財富在稅收保護殼中滾雪球。
稅務當局剛補好舊洞，資本已另起爐灶。
結果，資本家都跑了。AMT法律反而把那些硅谷拿股權激勵創業公司員工都網住了，出現了一個哭笑不得的結果。
在科技創業公司，股權激勵被視為勞工通往資本家的橋梁：“少拿工資，多拿股權，與公司共創輝煌，分享資本紅利！”
這愿景看似美好：股權激勵減少當期稅負，待股價上漲，享受較低的資本利得稅率。同時，員工和公司互相鎖定，著眼未來，激勵創新。
然而，替代最低稅（AMT）這張原本針對富人逃稅的網，卻誤傷了普通創業員工：
股票行權時，賬面增值需立即納稅，即使股票尚未變現。若股票鎖定無法賣出，或股價暴跌，員工早交的稅款血本無歸。
例如：一位硅谷工程師，入職初創公司時拿到 10,000 股激勵性股票期權，行權價 $1。幾年后公司上市，股價 $50。他懷著憧憬行權，卻迎來 AMT 的“稅收劫數”：
行權觸發 AMT，應稅收入 = (50-1) * 10,000 = $490,000。AMT 稅額逼近 $120,000，盡管他沒賣出股票、沒拿到現金，卻必須籌錢繳稅。
萬一后來股價暴跌，已交稅款的退稅之路漫長且無助。他的股權夢變成了稅負夢：想靠股權翻身的勞動者，被 AMT 當成了大富豪對待。
諷刺的是，大魚早已逃脫，稅網卻勒住了小蝦米。
資本家通過專業避稅手段安然無恙，想通過持股變成資本家的勞工卻無話語權，苦果只能自吞。
說到底，百年稅制演變，貓鼠游戲從未停歇：稅務當局織網，資本挖掘新洞。每輪稅改，貓自以為勝券在握，老鼠卻早已換道而行。
另外，盡管稅收為公共服務提供了資金支持，但笑到最后的，往往仍是資本老鼠。勞工的悲涼，不僅在于稅網的壓迫，更在于這場游戲規則的天平，始終向資本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