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西京研究院發表的第835篇文章，趙建院長的第773篇原創文章。更加內部、專業、干貨的內容請加入會員參與內部直播與討論。全文10036字。

前言

按照廣義戰爭的定義，如果把科技戰、貿易戰、金融戰、信息戰、輿論戰等非軍事熱戰的戰爭形態也考慮在內，世界已經處于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了。最近幾年發生的地緣沖突和大國對抗，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國家間競爭，而是一種現代型的“廣義戰爭”。

況且，就算按照狹義戰爭的定義，世界四個火藥桶，已經有三個（俄烏、中東、印巴）在爆炸中或者時不時的引爆，只剩下朝鮮-臺海-南海的亞太鏈還勉強維系著平靜，實際上卻暗流涌動，氣氛也烘托得差不多了，很可能只剩下一條導火索。

軍事聯盟已經形成，文明圈層重新凝聚，“戰爭-科技-經濟”產業鏈大循環加快構建。世界主要國家的軍費開支最近幾年不斷提高，戰爭已經成為AI科技革命的重要應用場景并反過來加快其迭代更新，防務和安全領域的投資也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全球主要國家軍事支出

在康波新舊轉換和交疊的大變局時間，在經濟、政治、社會矛盾難以出清的階段，在新舊工業大國特別是后發的新型工業化國家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而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又不愿以金融資本取代工業資本的方式消化這些產能——因為這將導致中低收入階層的利益受損——的時候，新舊大國的權力交接很可能“必有一戰”。當然，作為兩個大國，擁有可以互相毀滅（二次打擊能力）對方的核武器大國，戰爭的形式不一定是軍事熱戰，而是往往采取更加隱蔽的新型戰爭方式，讓對方從內部自我瓦解，以冷戰的方式讓龐大的帝國轟然倒塌。

自從中美貿易戰之后，我就將廣義戰爭因子納入到了宏觀經濟分析和對應的資產配置模型之中。宏觀交易模型中的戰爭因子，并不僅僅是指戰火已經彌漫的極端狀態，而是各種形式的對抗與沖突變量，這將導致越來越多的國家提高戰備意識，并加快防務資源的補庫存。俄烏戰爭后，這一因子的內核與權重進一步提高。黃金、加密幣等古典避險資產與新型貨幣，有色、芯片等戰爭原材料與戰略資源，AI大模型與軍事智能體等用于戰爭中的核心科技，以及可以為全球提供戰爭科技服務的上市公司，都可以作為資產配置的重點。一定倉位的波動率多頭來對沖風險敞口是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高端制造業上市公司的防務訂單往往帶有嚴格的保密特征，需要我們以戰爭經濟學的范式進行細致深入的研究分析，才能找到映射大爭之世的“時代紅利”。

本文目錄

一、文明史視角：戰爭是人類的正常態，和平只是偶然？

二、戰爭之謎：戰爭如何發動，又如何結束，到現在仍然是個謎

三、戰爭與政治：軍事是“政治根權力”，穩定的秩序都是戰爭打下的

四、今天的世界：我們已經身處廣義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不自知

五、現實之問：大爭之世下的資產配置思路與交易策略

一、文明史視角：戰爭是人類的正常態，和平只是偶然？

如果了解人類幾百萬年的狩獵文明歷史，就會明白戰爭與殺戮是深藏在人類這一物種基因中的本能。如果熟悉人類最近幾千年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就會發現有八九成的時間是處于各種戰爭、動亂與沖突之中，歲月靜好的和平時期看上去很像是一種偶然和上天的恩賜。

最近一百年，人類的世界好像變得越來越文明了，越來越有秩序了，國家間的交往越來越理性了。然而很不幸，如果將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傷亡人數、經濟損失和精神創傷等綜合計算一下，早已經超過以往歷史疊加的總和——當然，只有工業革命的科技文明成果，只有民族國家利益鏈形成的聯盟結構，才讓全世界范圍內的戰爭動員與現實成為可能。一個復雜的戰爭文明形態在人類的現代化轉型中出現，軍事與戰爭成為工業化成果的集中展示，并推動工業科技和工業社會組織結構的進步。

當精神分析學家將人類幾百萬年狩獵文明的殺戮和戰爭基因揭示，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就是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殘暴種群。同樣有歷史社會學者通過種種考古學的證據發現，人類還是天生就是一個具有合作與和平基因的種群，智人——現代人的祖先——與黑猩猩的本質區別之一，就是最早的進化出了道德理性，組建了自覺的社會組織。

人類雖然大部分時間處于圍獵大型動物的狩獵文明時期，但是注意了，第一，這是非洲東南部因為地理變化（非洲大裂谷）導致氣候變化，從而使森林變成草原，部分猿猴（后來的智人）不得不從熟悉舒適的樹上下來直立行走以適應環境，也不得不團結合作形成團隊的力量來抵御草原上猛犸等大型動物的捕獵。所以，人類的暴力傾向是被動的適應性進化。

第二，人類在產生暴力傾向的同時，也被動演化出合作與和平的傾向。面對草原上的大型獵食動物，單一弱小的人類如何變獵物為獵人，只能靠團聚在一起。于是人類就進化出了一種看似矛盾但又非常合理的群體性格：族群內高度合作，具備非常高的利他甚至自我犧牲精神，但是對待獵物和其它可能帶來威脅的族群，卻表現出異常的殘暴。歷史研究發現，人類早期種族和部落間的戰爭與屠殺簡直是“家常便飯”。今天，在非洲等地區的原始部落，仍然存在著種族大屠殺的“返祖現象”（比如臭名昭著的盧旺達大屠殺）。

第三，工業革命前后是人類“戰爭—和平”文明史的分水嶺，也是人類文明與道德馴化歷史的分水嶺。就如美國歷史學家克拉拉所言，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大事，那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前，人類處于馬爾薩斯時代，經濟周期就是人口周期，當人類數量超過生活資料的時候，就會殘酷的被動調整，其中戰爭是重要的調節手段。人們通過戰爭來爭奪因為人口數量大爆炸導致的稀缺資源，洗牌和供需平衡之后開始新的和平與盛世周期。但是，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物質條件大為改善。倉廩實而知禮節，在物質和醫療條件大為改善的同時，以康德理性哲學、盧梭啟蒙哲學、洛克自由哲學等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精神開始對人類進行前所未有的道德馴化。于是，尊重規則、彬彬有禮、行止有度、平和文雅的現代形象成為人與人交往、國與國交往的基準。然而，很不幸，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前所未有的殘暴，擊碎了人類現代文明已經擺脫戰爭的美夢。所以有精神學家認為，殘暴是人類幾百萬年形成的潛意識或者基因，現代文明的馴化只是一種壓抑，壓抑到一定程度就會集中釋放出來。

因此從人類幾百萬年的歷史來看，戰爭的確是人類一種基本的集體行為方式。它摧毀著文明，同時也在孕育著新的文明。從科學發明到組織再造，再到傷痕回憶激發的藝術創造（比如記錄戰爭的荷馬史詩），戰爭都是重大的或者是最主要的驅動力。我們唾棄戰爭，就像我們唾棄死亡，但站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來看，戰爭與死亡一樣，既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同時又在創造著新的歷史。

二、戰爭之謎：戰爭如何發動，又如何結束，到現在仍然是個謎

戰爭緣何發起，又緣何結束，到現在都是一個謎。這一點有些類似金融危機。雖然從氣氛烘托和緊張度看，戰爭的概率在大幅上升，但是具體什么時間發生和結束，其實是非常難預測的。就像今天的俄烏戰爭，直到俄已經開始大規模調兵，美國情報部門才發出警告。事實上，那不是預測，因為戰爭已經開始，無法挽回，能做到的只是提醒。

戰爭與金融危機都很難準確預測，大概的原因是一旦預測大面積流行，那么戰爭雙方包括第三方就會介入，從而干擾了戰爭的進程。假如很早美國就準確預測到了俄會對烏采取特別軍事行動，那么包括烏、北約諸國及美國在內的利益相關方恐怕就會采取外交或其它舉措，這樣就會改變俄的行動策略，從而讓戰爭提前或者延后。最終，結果與預測不一致。

戰爭與文明屬性有高度的關聯。相對于大河和農業文明，海洋與商業文明，草原和游牧文明往往具有比較高的戰爭傾向，其產業、經濟、政治、宗教和文化結構，更容易發動戰爭，尤其是爭奪資源的戰爭。因為對于商業文明和游牧文明來說，對外侵略和殖民收獲的土地和市場資源，可以實打實的帶來好處。而農業文明則不同，因為需要有規律的種植時節、成熟的勞動力和穩定的灌溉系統，戰爭是嚴重得不償失的。為了維護一個穩定的農業耕作與灌溉系統，農業文明國家寧愿構建一個超穩定的大一統結構，并輔之以秩序和倫理至上的儒法文化，以避免發生戰亂時期“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慘景象。

戰爭與國家和民族特性高度相關。羅馬帝國在擴張過程中，將征服異國得到的土地和財富分配給將士們，形成了有效的“戰爭-土地-財富”的一致性激勵，再加上前期的共和精神，讓羅馬將士斗志昂揚、所向披靡。帝國體制更容易發動戰爭，或者帝國需要依靠戰爭而生存，幫助帝國維持特有的戰爭動員體制和君主極高的權力。同時，民族意識和種族意識特別強的國家，也最容易發動戰爭。比如二戰時期德國的德意志民族和日本的大和民族，當時這兩個罪惡昭著的法西斯國家，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種族和基因高人一等的宣傳，動員國民義無反顧的投入到了戰爭的洪流中。

當戰爭的發動者與戰爭代價的承擔者不是同一個主體的時候，戰爭更容易發動。從歷史來看，為什么戰爭對帝國的君主是一個極致的誘惑，因為戰爭的災難和代價并非完全由其承擔。戰爭的誘惑對君主來說就像是一場豪賭，令人欲罷不能（想一下賭徒的瘋狂）。雖然事后來看，歷史一般來說還會做出相對公平的評價。

長期的國家間和社會內部不平等，也是戰爭發動的重要誘因。如同《善與惡的發明》一書所指出的：“歷史上，有效消除社會不平等的機制似乎主要有四種：戰爭、革命、制度崩潰和瘟疫”（P175）。詭異的是，今天這四大因素似乎正在同時發生（特朗普的MAGA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革命和制度衰退），反過來也意味著人類不平等已經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

宗教讓人從善，但宗教也容易引發戰爭。宗教沖突不同于其它的利益沖突，一般來說很難調和。特別是當極端宗教思潮泛濫，戰爭和恐怖行為發生的頻率就會增加。宗教戰爭代表著最深層次的文明的沖突。中東地區處于多宗教的交匯處，同時也是戰火不斷的地方。

戰爭與地理環境也有著玄妙的關系，總結人類戰爭史，會發現有一條位于北緯30-45度之間的戰爭帶。羅馬與異族的重要戰爭，秦國統一六國中的大決戰，唐宋元明清以來的大規模決戰，歐洲百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兩次世界大戰，解放戰爭中的三次戰役，朝鮮戰爭等等，大規模戰爭為何大部分發生在北緯40度左右的高緯度地帶？這些都與地理環境與資源分布高度相關。從空間來看，這些地區發動戰爭的概率比較大。今天還在戰火中的俄烏戰爭，也是處于這樣的緯度。

戰爭也與資源緊密聯系。古代時期的戰爭往往發生在平原和糧倉地區，工業革命后集中在煤炭（二戰）和石油豐富的地區（中東），接下來的戰爭可能會圍繞“硅基”開展微妙的地緣沖突和芯片戰爭。我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或許不是偶然，那就是每次戰斗民族俄羅斯發動戰爭的時候，都是原油在100美元以上的時候，畢竟戰爭是最大的財政支出，槍炮一響、黃金萬兩。

俄羅斯發動戰爭都是在石油超過100美元的時間

從博弈論的角度，戰爭真正的發動動因往往來自于：

一是信息誤判。既可能誤判了對手，又可能誤判了自己，如果信息是對稱的，雙方通過沙盤兵棋推演就可以提前知道結果，不用真的大動干戈。從這個角度來說，戰爭就是一個信息證偽的過程。

二是形勢所迫。很可能雙方都不想動武，發動的一方也可能知道自己打不贏，甚至是自投羅網，但是瘋狂的氣氛已經烘托到那，“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從兩次世界大戰的發動歷史來看，戰爭前的歐洲已經處于一種混沌狀態，沒有理性可言。各個國家的決策者和人民都已經脫離了理性決策狀態，而理性的聲音又往往被亢奮的聲音淹沒。在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如此高漲的集體情緒里，戰爭已經成為了唯一的選擇。

三是矛盾轉移。一方面是政治矛盾的轉移，政治極化和黨爭等內部矛盾不可調和的時候，戰爭很可能成為統治者消除異己并重新凝聚共識的重要手段。一旦處于戰爭的緊急狀態，其它的內部分歧都需要放到一邊，反對者很容易背上叛國、通敵、投降等歷史罪名。另一方面是經濟矛盾的轉移，往往伴隨著工業產能過剩，失業和經濟蕭條，戰爭的動員成本大幅下降。鋼鐵、船舶、汽車等過剩的產能可以迅速轉入戰爭產業鏈，在國防和防務上大幅補庫存；在街頭酒吧游蕩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可以進入軍營，從而可以有效的降低社會風險。

四是利益和理想驅使。國家一旦處于戰爭狀態，軍事預算會大幅提高，這對軍事產業集團來說是好事，可以在戰爭的訂單猛增中賺的盆滿缽滿。一些政治決策者本身就有征服和戰爭的理想，年輕的精壯主戰派也會極力說服國家發動戰爭，以擺脫和平時期按資排輩的僵化升遷方式建功立業、脫穎而出。

雖然從戰爭動力學上來說有這么多的動力，但是現實中戰爭的發生是一系列復雜變量的綜合作用，戰爭的結束也同樣如此，比理論家和模型描述和預測的都極為復雜而不確定。

三、戰爭與政治：軍事是“政治根權力”，穩定的秩序都是戰爭打下的

無論是東方的《孫子兵法》還是西方的《戰爭論》，都將政治放到戰爭意義的首位。《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戰爭論》直接就說，戰爭是政治的延伸。戰爭不僅僅是在戰場上的槍林彈雨、硝煙漫天，更重要的是：戰前如何動員，戰后怎么收場。為了戰爭而戰爭，就連一般動物也不會做這么傻的事情，它們的戰爭本能里肯定隱含著生存和利益訴求。

通俗的說，戰爭與政治的關系，就是解答“為誰而戰，為什么而戰”，戰前的政治動員，戰后的秩序重建，以及戰爭過程中的種種財政支出和外交斡旋，都組成了戰爭的一部分。一個戰爭從組織、動員到開打、熱戰再到談判、結束，往往經歷好多年，甚至是幾十年的時間。如果把廣義的戰爭考慮在內，非軍事對抗之外的冷戰形態會延續得更加漫長。今天的兩個大國之間，已經陷入到一種新型的冷戰之中了。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金融戰、外交戰等等已經開打多年。從戰爭的角度看政治，中美兩國現在的狀態就是進攻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提出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從戰爭的角度看政治，就是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政治是戰爭的延續”。

放到當下，如果說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往往具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戰爭是國際政治的延伸，就是兩個大國必須通過戰爭這種國家實力的極致較量，以重塑國際權力格局。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新興大國與舊有的霸權國家必須來一場真正的較量，才能找到與新的國家綜合實力格局相匹配的國際政治地位，否則就不會平衡，各種對抗和摩擦不斷。戰爭是國際政治實力格局失衡后再平衡的一種方式。第二層，戰爭是國內政治的延申，也就是國內政治極化后矛盾的輸出。發生的過程往往是，社會極度不平等，民粹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泛濫，集中映射到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就是政治的退化與極化，溫和派被逐漸淘汰，極端政治分子上臺。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成為社會民粹主義、政治集權主義、軍事主戰派的代表。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就演變為“政治為戰爭服務”，政治體系成為戰爭的動員機器。

拿當下的三個例子舉例，一個是身陷戰火中的俄羅斯，看似是因為與烏克蘭的地緣沖突，實際上是俄本身在戰爭發生前，實力被證偽以前，軍事大國與政治大國兩者地位的不匹配。一方面，俄總統還沉浸在過去軍事大國的迷夢中，畢竟其重武器和核武器實力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但是由于過去幾十年經濟大幅下滑，政治地位也不斷下降，在北約的咄咄逼人東擴下地緣失衡，希望用軍事實力兌現為政治地位，結果低估了戰爭科技發展的速度。可以說今天的俄烏戰爭是雙方政治格局發生變化，同時又發生誤判的結果——俄羅斯誤判了自己的軍事實力，烏克蘭誤判了俄羅斯地緣安全再平衡的決心。但是錯誤已經開始，只能繼續將錯就錯下去，直到雙方政治內部出現變化，才會對錯誤進行糾偏，從而戰爭結束才能成為可能。

另一個是向全世界發動關稅閃電戰并揚言收購他國領土激化矛盾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首先，特朗普高票當選總統不是美國的偶然，是美國經濟社會政治各種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現象，也是美國過去幾年極左行為的物極必反。人們高票選舉特朗普或許并不是支持和喜歡他，而是更加無法忍受極左主義的行為。然而當特朗普當選為總統后，他要兌現對選民們的承諾，解決美國當下的一攤子問題，就必須強化自己的權力，而為了強化自己的權力，必須夸大美國的危機和敵人的威脅。比如他今年4月初突然發動關稅閃電戰，大幅提高各國的進口關稅。而他之所以能有如此一意孤行的權力，前提就是宣布美國進入經濟緊急狀態。假如有一天他的權力不穩，也很有可能宣布美國進入安全緊急狀態，大幅提高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這樣，戰爭雖然會給普通人和全世界帶來傷害，但是對特朗普集中權力而言卻是一個重要的選項。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韓國，前總統尹錫悅為了解決不可調和的內部政治分歧，竟然不惜引誘朝鮮對韓發動戰爭，從而可以讓韓國進入緊急狀態，以賦予總統緊急狀態時期的軍事至高權力。當然，這場鬧劇最后以失敗收場，但是整個過程讓人回想起來不寒而栗。一個國家的總統竟然為了一己之權力不惜讓國民陷入戰火之中。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軍事這一暴力工具都是政治的根權力。國家建立一個長期的穩定秩序之前，必須要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戰爭一方面出清極化的政治矛盾，另一方面又通過組織戰爭形成一個有效的治理體系。戰爭結束后，為動員戰爭而形成的軍事組織往往搖身一變成為官僚體系和治理組織。國家這一戰爭機器仍然保留著暴力機器的期權（不一定行使），成為維護國家正常和平秩序的政治基礎。歷史小說《雍正王朝》中康熙向雍正交接皇權的驚濤駭浪的過程，就充分展現了這一點。即使有康熙本人的遺囑和近臣的證明，如果沒有大內侍衛、九門步兵，以及西山銳健營、豐臺大營的軍事支持，雍正也沒有辦法真正的順利獲得皇權。可見，政治的根權力就是軍事，戰爭是政治權力塑造的過程。

在國際上，美國之所以能成為穩定國際秩序的“霸權國家”，根本上就是靠軍事力量，定期不定期的發動戰爭“秀肌肉”，以維護其國際政治權力的威嚴。美國每年的軍費占全球總軍費的三分之一以上，已經形成了穩定的“戰爭-政治-貨幣”循環機制。當然，美國國際政治權力獨霸一方，也為原本缺乏強制性治理基礎的國際社會提供了秩序。特朗普奉行的孤立主義、美國至上和MAGA，并不是全部退出國際事務，而是退出不利于美國利益的國際責任。既希望從國際事務中獲得好處，又不希望承擔大國的責任，這顯然是不現實的。美國一旦從一個負責維護秩序的世界主義的大國退化為一個精致利己的國家主義者，國際秩序將會陷入權力真空期，在新的“共主”出來之前，很可能處于禮崩樂壞的大爭之世狀態。

四、今天的世界：我們已經身處廣義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不自知

不用刻意渲染，今天的世界已經處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之中了。只是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國際政治和地緣格局如此復雜的今天，戰爭的形態已經不再是過去的熱戰，而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存在。

沖突激烈并后果可控（不用動用核武器）的局部戰爭已經不斷。世界四個火藥桶，已經有三個（俄烏、中東、印巴）在爆炸中或者時不時的燃爆。俄烏戰場上還在跑轟隆隆，剛轟炸完加沙的以色列又不斷的向伊朗發射導彈，而信奉伊斯蘭教的伊朗肯定也不會善罷甘休，當然普遍認為伊朗的大部分軍事將領被定點清除后，還擊能力讓人懷疑。印巴地區剛剛經歷了激烈的空戰，但鑒于彼此都沒有勝算，戰爭暫時告一段落。從戰后的新聞敘事來看，似乎并沒有輸家。沒有輸家的戰爭意味著后面還會繼續較量以證實彼此的真正實力。僅剩的最后一個火藥桶朝鮮半島，去年底也差一點因為前總統尹錫悅的政變鬧劇而陷入戰火。

這些火藥桶都是局部的，世界安全秩序真正的壓艙石還是在第一大國和第二大國之間。然而很不幸的是，中美之間從特朗普開始，已經進入了各種類型的、大大小小的沖突與戰爭之中。可以說，第一階段的冷戰鐵幕已經落下，拳擊臺的鑼聲已經敲響，兩個重量級拳手已經處于你來我往的較量之中。只是在核武器的二次打擊和共同毀滅的威脅之下，雙方采取的是除熱戰之外的幾乎所有戰爭形式。首先是特朗普在2018年正式發動貿易戰，在第一任期已經加碼的關稅基礎上，在第二任期的今年4月2日又不宣而戰發動關稅閃電戰，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之后又開始極限拉扯，從日內瓦聲明到倫敦框架性協議，不斷地測試對方的底線，并企圖通過貿易戰的沖擊拖垮對方的經濟。

其次是科技戰，2022 年 8 月 9 日，拜登政府簽署《芯片與科學法案》，投資 2800 億美元，意圖提升美國芯片產業鏈自給自足率，促進制造業本土化。該法案強調針對中國的單向限制，獲得聯邦資金補貼的芯片制造商至少 10 年內不得進行與提升中國半導體制造能力相關的重大交易等。2022 年 10 月 7 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發布《出口管制條例》修訂規則，新增限制針對中國開發和生產的先進計算集成電路、半導體制造設備、超級計算機等，還將從事高端芯片制造業的 “美國人” 列為嚴格監管范疇。努力構建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同盟，拉攏日韓和中國臺灣地區加入 “芯片四方聯盟”，試圖在芯片產能供應、技術與標準分享、設備與材料等方面搞內部協同、外部封閉。同時，游說并施壓荷蘭和日本政府，禁止向中國出售先進光刻機等等。

第三是金融戰，比如美方定點制裁中國部分重要金融機構，采取凍結賬戶、處以巨額罰款、切斷其與美國金融系統聯系等手段，利用 SWIFT 和 CHIPS 系統，監控中國金融機構交易行為，制裁重點機構，切斷其獲取及使用美元的渠道，沖擊其對外交易支付結算，加劇市場恐慌，誘發金融風險。限制中國企業在美融資，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以爭奪審計底稿審查權為由，提高赴美上市門檻或強制中概股退市；聯合做空機構發布沽空報告，做空中概股。發起匯率戰，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并采取限制中國實體融資、限制貿易進口、加征關稅等制裁措施；單獨或聯合盟友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等等。中國也采取相應的回擊措施，但是由于金融實力相對較弱，對美國的金融反擊能力有限。不過總體上，在特朗普制造的各種金融沖擊之下，中國還是通過全面的防風險攻堅戰進行了有效的抵御，并不時通過拋售美國國債，開始對國內投資者投資美股進行征稅等進行還擊。

另外，美國還在臺海、南海等敏感地緣地帶進行軍事干預和騷擾，充分利用輿論戰的造勢，企圖制造戰略陷阱，讓中國放棄以民生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戰略，將過多的資源投入到戰備和防務上，企圖阻斷國內經濟正常的大循環，以達到拖垮對方經濟的目標。這個手段，曾經用在當年與蘇聯的冷戰中，最后拖垮了蘇聯。對于這樣的戰略陷阱，中國應該加以識別和重視，圍繞民生、內需、消費和經濟建設，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應被動的跟著對方走。（參閱《》）

五、現實之問：大爭之世下的資產配置思路與交易策略

首先要認識到一點，今天我們所處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類似一二戰那樣的熱戰，是一種局部熱戰和大國冷戰的復雜交疊階段，是一個大爭之世。大爭之世中的大類資產主要具有以下六個特征：

1，波動率當然很高，這源自于各種不確定性。

2，黑天鵝防不勝防，未知的未知無法用風險量化并定價。

3，系統性風險高于個體風險，也就是β的風險溢價高于α。

4，宏觀交易的黃金時期，也是宏觀風險的高發期，每一個研究微觀資產的交易員和投資者都必須熟悉宏觀交易。

5，國別和區域風險差異很大，相應的溢價也差異很大。

6，國別和地區間的不平衡會帶來Carry trade的機會，但是這個機會并不穩定，從而導致資本潮汐比較紊亂。

對應著上述特征，大爭之世中的資產配置思路和交易策略可以參考以下六個：

1，資產的多元化配置，不僅是多品種，還需要多國別、多幣種。

2，安全資產成為最主要的底倉和核心資產。然而，美元美債的安全性信仰已經出現裂縫，注意這里是信仰裂縫而非信仰崩潰，因此還需要保留一定的配置比例，取而代之的應該是黃金等古典避險和安全資產。

3，加密幣代表著未來，穩定幣作為以某種法幣為錨的電子現金，一旦基礎設施和交易體系搭建成功，很可能出現爆發式增長，到時會引發國際貨幣體系的失控。因此配置以穩定幣為代表的加密幣是有前瞻性的選擇。

4，圍繞戰爭產業鏈進行配置。今天的戰爭打的是科技，是AI和芯片，是現代戰爭的科技服務能力。需要長期配置戰爭+科技產業鏈的上市公司龍頭。

5，大宗會在分化中逐漸走向強勢。有色由于能夠更能表達戰爭和科技兩大加速器，表現應該會比表達中國大投資的黑色要好。糧食受益于氣候和俄烏戰火，但當前更直接受到全球周期下行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影響。

6，大爭之世下，短期需要一定的波動率多頭作為保護；更長期的配置，覆蓋的應該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然而正如《二戰啟示錄：財富、戰爭與智慧》的作者巴頓.比格斯所言：世界沒用永恒的東西，隨時關注市場動向，市場知道的比透露的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