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被嚴耕望推為中國史學四大家之一。在他身后二十年間，已刊著作在臺港時有翻印，大陸除印行其遺著《隋唐五代史》外，反而寂無消息。1965年顧頡剛重讀呂思勉題贈《章句論》時，大發悲嘆：“呂氏一生寫作甚多，而身后竟無人提議為編一全集者，并其著述目錄亦不可見，悲已。”（《顧頡剛舊藏簽名本圖錄》）這種狀況當然與此二十年間大陸政治與文化生態息息相關。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呂思勉的舊作再版與遺稿新刊才走上正軌。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在其弟子李永圻先生的推動下，張耕華教授不懈搜求與艱苦校訂呂氏全部已刊、未刊的舊著、遺稿，自2005年起歷時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繼推出十八種呂著單行本或合編本，納入總名《呂思勉文集》的叢書，為編纂《呂思勉全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他們還合撰了《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收入未能編入《文集》的呂氏日記與散札等資料。

十五年間，耕華教授不務聲華，埋首呂著，焚膏繼晷，孜孜矻矻，不僅成為呂思勉研究的碩學專家，而且無愧弘揚呂思勉學術的第一功臣。經由其手總成的二十六卷《呂思勉全集》終于在2015年歲杪推出，與業已行世的臺灣聯經版《錢賓四先生全集》、大陸三聯書店版《陳寅恪集》與安徽大學版《陳垣全集》一起，讓四大史學家全集最終呈現“四美并具”的局面。

關于呂思勉史學，我寫過《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呂思勉與新史學》的專論。近日披閱《呂思勉全集》，記下這些片斷性隨感，或可視為對舊文的補充。

嚴耕望是錢穆的學生，呂思勉是錢穆的老師，也是嚴耕望的太老師。他所推舉的四大家即陳垣、陳寅恪、呂思勉與錢穆，入選條件是“及睹其風采，或讀其書時，其人尚健在”。據他說，錢穆受呂思勉“影響最大”，呂思勉對錢穆也“深為獎掖”，師生同成大家后，仍切磋問難，互有補益，這有錢穆《師友雜憶》可以對證。抗戰勝利不久，錢穆再訪母校，呂思勉請他演講，錢穆開講便說：“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學生之講辭，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師長之口吐出。今日余之講辭，深望在場四十年后之新學生記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師長校正。學校百年樹人，其精神即在此。”民國師道如此，不禁令人動容。《呂思勉全集》有近八卷二十種左右的教科書，科目涉及歷史、地理、國文、修身、文選等，其受業弟子中有錢穆、唐長孺、楊寬、黃永年、徐燕謀等大師名家，說他是史學大師，固然實至名歸，卻鮮有說他是教育家的，未免有點論之不公。

嚴耕望論定四大家立學術標準三：一是史學涉略面，二是史著述作量；三是史學識見度。

呂思勉的學術領域，盡管以史學為主，卻兼及傳統之學諸多領域，包括目錄學（《經子解題》等）、文字學（《章句論》等）、文學（《宋代文學》《論詩》《小說叢話》等），他對傳統醫學（《醫籍知津》）也有研究，還創作過新小說（《中國女偵探》等）。盤點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大師，論涉足之廣，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學著述，也涵蓋了史學方法論、中國通史、斷代史（從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專門史（涉及社會、民族、文化、學術、經學、理學、政治思想諸分支學科）、史學劄記、教科書、通俗讀物等諸多領域，無論通貫古今，還是橫跨諸界，在同時代史學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呂思勉著作之富，同樣少有其匹，《全集》達二十六卷，超過二陳，而與錢穆相頡頏（《錢賓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為三十二開本，《呂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卻為十六開本，考慮到錢穆享壽比呂思勉長二十二年，他們師生著述之繁富應不相上下）。在史學識見上，呂思勉貫徹了“博贍仍是為學大道”的治史取向，故嚴耕望《治史三書》有《通貫的斷代史家》專文平章，說呂氏史學“應屬撰史，不是考史”。所謂“考史”，即章學誠所說的“考索之功”；而所謂“撰史”，應即章氏推許的“獨斷之學”，也即嚴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規模”。

近年報章時見評騭民國學術與當代學術的高下之論，且不究詰那些話語的潛臺詞，倘以呂思勉作為民國史學的大師代表，在史學涉略的廣度上，在史學識見的深度上，在史學規模的創獲上，當代史壇能找出哪位大家足與其前后輝映呢？

在四大家中，呂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聲光卻遠遜于南北二陳與錢穆。嚴耕望認為，原因主要有三條：一是近代史學崇尚仄而專的深入研究，提出新問題，發揮新意見，對呂思勉這樣博通周贍式的學者未免低估；二是二十世紀新史學以是否使用新史料作為衡量標尺，而呂思勉史學主要取資于習見的正史，因而受到輕忽；三是呂思勉身處遠離民國學術中心的上海，長期任教的光華大學更非一流大學，他又不求聞達，從來“不揚露才學，不爭取名位”，用當下行話說，就是不炒作、不推銷自己，也沒有占據要津的弟子為之揄揚。但相較于躋身學術中心而位居學術領袖的那些大師，呂思勉以非主流的身份，在難以獲睹新史料的限囿下，以人皆能見的二十四史作為資糧，“拆拼正史資料，建立新史規模，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這種魄力與堅毅力，讓嚴耕望感嘆，同時代成名史家“恐怕都難以做得到”。

但在民國時期，呂思勉仍獲得學術共同圈的高度認同，他是當時教育部為數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國教授首次評級時，他依舊是為數寥寥的一級教授之一。上海史學界唯有他與周谷城同為一級（據屈寧《1950年代的教授分級與史學大家》，周谷城初定為二級，官方最終公布時升為一級。盡管不知他是否以豐沛故人而榮膺一級，卻也凸顯呂思勉史學成就乃眾望所歸）。

對呂思勉學術的認知，后人似乎存在著明顯的代際差異。與呂思勉同輩或僅低一輩的學者，在求學與治學期間往往已讀其書而深知其學，無不給予高度肯定。聞知呂思勉逝世，顧頡剛日記即下蓋棺之論：“全國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時，南北二陳尚活躍史壇，同為學術圈內人，這一評斷應是經過拿捏掂量的。譚其驤指出：“近世承學之士，或腹笥雖富而著書不多；或著書雖多而僅纂輯成編。能如先生之于書幾無所不讀，雖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三部，述作累數百萬言，淹博而多所創獲者，吾未聞有第二人。”海外學者楊聯陞表示，呂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輩學人之一”。業師程應鏐先生也說：“執教光華大學常聆誠之先生講論，淹博淵深，曾自嘆寅恪先生外，并世無第二人。”

而鼎革以后成長起來的史界學人，對呂思勉的認識卻有曲折的過程。1998年，王家范先生坦誠承認：“說起來實在不敬，因種種的緣故，我真正對先生有點認識，還是近幾年的事。”這“種種的緣故”中，主要應是位居主流的史學對所謂資產階級史學的持續批判。反諷的是，呂思勉早在1945年《歷史研究法》里就肯定了馬克思以經濟為社會基礎的唯物史觀，認為有助于對史事的了解，他治史也尤其注意社會經濟層面。嚴耕望抉發了這點，認為“這在沒有政治色彩的前輩史學家中是比較特別的”。然而，1949年以后的無端批判，最終造成學界后進對呂氏史學的疏離與隔膜。作為率真坦誠的學者，家范先生曾痛切自責：

古哲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至今思來真是愧悔交加。“大雁已經飛過，天空不留痕跡”，對個人固然是一種難得的生命超越；對后人，特別是像我這樣，作為華東師大他的專業后輩，卻是不可寬恕的過失。

呂氏史學再獲推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呂思勉的學術活動與學術著作主要都在滬上完成，洵為上海史學界的魯殿靈光。他在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轉入華東師大。當然，不入華東師大歷史系，呂思勉還是呂思勉；而若無呂思勉，華東師大歷史學就會大為遜色。現在，呂思勉不僅是華東師大史學的品牌，而且打造成華東師大整個人文學科的標志。為了不再“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這座大學設立了以大師命名的“人文高等研究院”與“學術原創獎”。這是對學術的致敬，也是對大師的紀念。

然而，對呂思勉史學的含金量，史界前輩中也頗有不識和氏璞玉者。嚴耕望說：“有一位朋友批評誠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書。”他這位未點名“朋友”應即牟潤孫。據《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引楊聯陞函說：“牟潤孫評述近代中國史學，而未提呂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說嫌呂先生書多堆砌。”牟潤孫師從陳垣與顧頡剛，比呂思勉低一輩，曾與嚴耕望共事新亞書院，也算得上是名家，但于呂氏史學卻有眼不識金鑲玉。但持“抄書”之論者卻遠非牟氏一人。對此，楊聯陞不以為然：“試問有幾人能堆砌如此廣大而有意義？”“廣大”推其有規廡，“意義”贊其有史識。嚴耕望最識得呂氏史學精髓，對牟氏偏見大表不滿：“其實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抄書？”他進一步說：“這位朋友極推重趙翼《廿二史札記》。其實即把誠之先生四部斷代史全作有系統的札記看亦無不可，內容博贍豐實，豈不過于趙書耶？”在嚴耕望看來，呂氏之書不僅僅是趙翼式札記，“何況他實有很多創見，只是融鑄在大部頭書中，反不顯露耳”。

關于呂思勉史學主要取材正史而很少涉及新出史料的問題，仍有必要饒舌一辯。自陳寅恪首唱“取用新材料，研求新問題，得預新潮流”，新史學主流就以能否取資新史料作為最高評判標準，這實在是對“新材料”的膚淺誤讀。作為新材料的甲骨文、簡牘帛書、敦煌文書、大內檔案，的確引發了一系列新問題，取用這些新材料也著實讓中國史研究取得了新進展，但這些新材料并不足以涵蓋中國史的全時段與全領域，大部分時段與大多數領域仍須倚賴舊史料。而舊史料中的基本史料，毫無疑問仍是歷代正史，更何況對舊史料以新眼光作出新解讀，也就注入了新內涵，在這層意義上，舊材料與新材料完全是可以轉化的。呂思勉當然清楚新材料的意義價值，但限于遠離學術中心的非主流身份，不可能全部及時地獲得那些新出的材料，兼之他立志寫一部通史，以期說明“中國的社會總相”，由于從事的是全史研究，不少時段和諸多領域與新材料關系并不那么密切，在這雙重因素下，他決定以二十四史為主創建自己的史學體系，雖屬無奈卻是理智的選擇。打個比方，參賽者必須自帶食材進行廚藝大賽，有的參賽者家境優渥，以山珍海味做出了滿漢全席，固然搶人眼球；有的參賽者出身貧寒，卻仍用家常食材做出了色味俱佳的特色菜肴，能說后者的廚藝水平與菜肴等級就不如前者嗎？在二十世紀史學大師賽中，呂思勉正是后者，他以二十四史讀過三遍半的功力，以最常見的正史材料構建起呂氏史學大廈，其規模在同時代卻少有企及者，這恰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對史學新人來說，尤有必要重新認識呂思勉史學的巨大價值。我對呂思勉史著的閱讀，說不上深入與全面，但有三點心得不妨獻芹。其一，通觀呂氏的《讀史札記》與幾部斷代史，有不少篇章蘊含著他的問題意識與獨到識見，是有待開掘的一座富礦，初入史海的新進學子倘能慧眼識貨，自可從中獲取欣然有得的提澌，覓得富有啟迪的課題。

其二，即便查閱呂氏通史論著，咀嚼回味他看似平實的論述，也往往折服于其史識的通貫性與穿透力。我在撰寫《論呂思勉的宋史觀》時，對這點深有體悟。呂氏斷代史專著里沒有宋史，他對宋代的論述大多散見于通史性論著，但真知卓識卻隨處可見。

其三，倘以治史方法而言，呂氏史學才是史學正宗，最宜后學效法。在史料運用上，呂思勉并不一味追求新奇稀見，而是取歷代正史作基礎材料，以傳統札記法為基本手段，初入門者易于揣摩，不難學習，只要假以時日，提升史識，進境可期。在史法運用上，如果說陳寅恪往往借助曲折入微的辯證論析，獲得出人意表而令人叫絕的新解，呂思勉卻并不刻意講究別解高論，而是主要通過史料的縝密比次與通貫條理，藉抉發曾經遮蔽的史實，以獲取前所未見的新知。倘以用兵為喻，陳寅恪是出奇制勝存乎一心，無其天才而一意摹學，不是走火入魔，便是畫虎成犬；呂思勉則規矩方圓有跡可循，中等材質而有心追摩，即便難期大家，也能治史有成。對初窺史學門墻的中國史研究者，呂思勉史學自應尊為首選。

#本文原刊于《東方早報》2016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