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扮演上等人，不要嘲笑比你不幸的人，對你得到的一切應該心懷感激和愧疚，不要把自己想象得比所有人都聰明，不要把所有的人都當成你譏諷的對象，你要用大熱情關注大世界，你要把心用在對人類的痛苦的同情和關注上。”

——莫言

我坦率地承認，在我年輕氣盛時，也曾一度懷疑過“生活決定藝術”這一基本常識。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創作經驗的增加，我體會到，即便那些自以為憑空想象的創作，其實也還是生活的反映，也還是建立在自我經驗基礎上的產物。

近年來，我漸漸地感受到一種創作的危機，這危機并不是個人才華的衰退，而是對生活的疏遠和陌生。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也是許多作家同行們的問題。

當你因為寫作獲得了高官厚祿，當你因為寫作住進了豪宅華屋，當你因為寫作擁有了香車寶馬，當你因為寫作被鮮花和掌聲所包圍，你就如同離開了大地的土行孫和安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

你也許可能不服氣，口頭上還振振有詞，自以為還力大無窮，但事實上已經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隨著一個作家的作品數量的日漸增加和名聲的逐步累積，不僅僅使他在物質生活上和廣大民眾拉開了距離，更可怕的是使他與人民大眾的感情拉開了距離。

他的目光已經被更榮耀的頭銜、更昂貴的名牌、更多的財富、更舒適的生活所吸引。他的精神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變得平庸懶惰。

這樣的精神狀態下的寫作，盡管可以保持著嚇人的高調，依然可以贏得喝彩，但實際上已經是沒有真情介入的文學游戲。這樣的結局，當然是一個作家的最大的悲哀。

避免這種結局方法，當然可以像晚年的托爾斯泰那樣離家出走；

當然可以像法國畫家高更那樣拋棄一切、遠避到南太平洋群島上去和土著居民生活在一起；

但如果做不到這樣決絕，那也起碼應該盡可能地與下層人民保持聯系，最起碼地要在思想上保持著警惕。

不要扮演上等人，不要嘲笑比你不幸的人，對你得到的一切應該心懷感激和愧疚，不要把自己想象得比所有人都聰明，不要把所有的人都當成你譏諷的對象，你要用大熱情關注大世界，你要把心用在對人類的痛苦的同情和關注上，總之，你不要把別人想象得那樣壞，而把自己想象得那樣好。

是的，我們所處的時代人欲橫流、矛盾紛紜，但過去的時代其實也是這樣。

一百多年前，狄更斯就在他的名作《雙城記》的開篇寫道：

這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種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也在直下地獄。

面對著這樣的時代，一個作家應該保持冷靜的心態，透過過剩的媒體制造的信息垃圾，透過浮躁的社會泡沫，去體驗觀察浸透了人類情感的樸實生活。只有樸實的、平凡人民的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

在這樣的生活中，默默涌動著真正的情感、真正的創造性和真正的人的精神，而這樣的生活，才是文學藝術的真正的資源。

作家當然可以，也必須在自己的創作中大膽地創新，大膽地運用種種藝術手段來處理生活，大膽地充當傳統現實主義的叛徒，與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對抗。

但以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為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對現實生活所持的批判和懷疑精神，他們作品中貫注著的對人的命運的關懷和對現實的永不妥協的態度，則永遠是我們必須遵循的法則。

我們必須具備這樣的對人的命運的關懷，必須在作品中傾注我們的真實情感；不是為了取悅某個階層，不是用虛情假意來刺激讀者的淚腺，而是要觸及人的靈魂，觸及時代的病灶。

而要觸及人的靈魂，觸及時代的病灶，首先要觸及自己的靈魂，觸及自己的病灶；首先要以毫不留情的態度向自己問罪，不僅僅是懺悔。

一個作家要有愛一切人、包括愛自己的敵人的勇氣。但一個作家不能愛自己，也不能可憐自己，寬容自己，應該把自己當作寫作過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饒恕的敵人。把好人當壞人來寫，把壞人當好人來寫，把自己當罪人來寫，這就是我的藝術辯證法。

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里，在諸多的娛樂把真正的文學創作和真正的文學批判、閱讀日益邊緣化的時代里，文學不應該奴顏婢膝地向人們心中的“娛樂鬼魂”獻媚，而是應該以自己無可替代的寶貴本質，捍衛自己的尊嚴。讀者當然在決定一部分作家，但真正的作家會創造出自己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