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星明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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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發于鄧星明教授的美篇，經作者授權轉發。編者對原文作了少量修訂。

1978年，我已30歲，趕上高考最后一班車。

1966年高中畢業，填大學志愿時，我選的是理工科。一是理工成績還可以；二是父親常說：“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挨整的大都是學文科的”，還說：“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誰料一場“文革”風暴，把大學夢徹底粉碎。

1968年參加工作后，先后在茅山頭宣傳隊、九江市文工團、九江文化宮做演員、編劇及群眾文化工作。也就是說，工作十年一直在文藝圈，1978年高考本應報考文科。

1978年，中國發生大事，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文革”十年，天天喊“階級斗爭為綱”，許多科技人才被打成“白專道路”“反動學術權威”。鄧小平上臺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說“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科學的春天》，號召“熱烈擁抱這個春天”，把全國科技熱推向高潮。

我被這股科技熱潮感染，加上中學曾有“科技夢想”，毅然報考理工科。事隨人愿，被九江師專數學系錄取。當年為補人才斷檔，教育局把“老三屆”年紀大的人（不論分數）全錄到九江師專，應急培養中學教師。

1978年9月，告別工作5年的文化宮，拿錄取通知書報到。師專條件極簡陋，單說校園泥巴路，可謂“天晴一塊銅，下雨一包膿”。文革時串聯去過北大、清華、湖大、武大，心想：那才像大學！熬十年，盼來的大學竟如此模樣，失落不免。俗話說“既來之，則安之”，畢竟是九江最高學府，30歲趕上末班車也算幸運，安心就讀。

78級數學系共3個班，我分在1班。進教室，幾乎都是“老三屆”高中生，熟人很多。遇上周沈生、陳德仁、章南華等中學玩伴，格外高興，有老同學作伴，讀書不孤單。

第一個學期主課是樊映川《數學分析》，配一本習題集。老師要求習題做完才能算課業過關。我們白天上課，晚上做題，一本書做到頭昏腦漲。

一天晚上，梅俊道約我看電影，他在77級中文班，我詫異：“你晚上不做作業？”他說：“中文沒多少作業，看電影、看小說就是作業。”此言提醒我，專業間差別巨大。

人過30，智力精力不及高中時。有人說：“30歲以后去世的數學家，一點不可惜”，可見數學是年輕人的事業。看著中文系的人逍遙自在，轉系念頭漸起。打聽得知“個人申請，經批準，第二學期可轉系”。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學期，便開始申請，找到數學系書記孫建民，陳述理由。他查成績說：“你《數學分析》考了96分，基礎不錯，何必轉？”系里不同意，我找教務處處長宋楚霖（原二中副教務處長，熟人），他理解。再找傅譽茂校長，傅校長沉吟片刻：“情況我知道了，行不行，系里會通知你。”

老同學周沈生、陳德仁得知此事，勸我：“文科危險，容易犯錯誤，還是留數學安全。”我決心已定，幾次勸說無效。結果數學系畢業的他們，分配到中學，都改行教語文，成了骨干，有的還當上領導。

不久，系里通知：轉系批準，調入78中文班。

新班教室里，老同學王光華、錢亦安都在。一打聽，和我同時轉來6人，該班64人，教室擠得滿滿。我坐最后一排，緊靠后門，進出方便。鄰座是武寧小伙朱斌，小我一輪，此后三年一直同桌。

78中文班年齡懸殊，百分之七十已為人父母，最多的有四個小孩。另有十幾位應屆高中生，18歲左右。這是“文革”后遺，教育史罕見。

師專老師來自各地，文革前大學生，尤其古代文學師資強，有周平迅、徐聲揚、凌左義、錢耀東、劉琪等。寫作課楊振雄（班主任），現代文學李彪（系主任）、盧文一，文學理論陳忠、申家仁，現代漢語李加娣，古漢語詹八言、江瑞娟，外國文學傅加令、朱耀良，形式邏輯于德禮，英語李融、廉潔，中學教育法張水川等。

楊振雄老師聲如洪鐘，神采飛揚；李彪癡迷魯迅研究；詹八言學富五車，閩南口音特重；徐聲揚擅對聯，精書法；周平迅博學剛正；凌左義激情勤學；于德禮教學嚴厲。都給我深刻印象。

學校雖艱苦，同學讀書熱情高。“文革”十年，許多人在社會底層謀生，現在進入高等學府，倍感珍惜。規定九點熄燈，學生買蠟燭挑燈夜讀，教室燭光閃爍，人人低頭苦學，成為校園最美風景。

師專三年，正值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社會轉型期，學生活動豐富多彩。班級黑板報，一周一期，每期都有新話題，引人駐足。中文系經常舉辦詩歌朗誦會，提倡創作，記得我曾朗誦自創詩作《回來吧，彭大將軍》，獲得好評。

張志新冤案披露后，舉辦過《紀念張志新》專題朗誦會。此外，陳國棟、周喬健、吳洪森、牟巖、萬松生等成立“叮咚文學社”；劉虹飛、牟巖、胡迎建、萬華林、曹八珍等創辦《詩島》刊物，自編小報，出版作品集，校內外頗有名氣。還有景玉川，勤于創作，讀書期間就在《星火》雜志發表兩篇小說，傳為佳話。

大二時，校學生會文娛部長袁瑾洋（77級中文班）找到我，說他要畢業，經學生會商議，決定讓我接任文娛部長。我十分詫異，幾番推辭無果，只得接手。

當文娛部長不久，學校舉行全校大合唱比賽，以班為單位，所有同學參加。此項活動由文娛部組織實施。還好，我有在文化宮組織群眾文化活動的經驗，干起來輕車熟路，天天忙著發通知、擬定歌曲、布置場地、成立評委會等。

合唱比賽在一個下午舉行，全校一千多學生列隊進入學校大禮堂，比賽有條不紊地進行。各班同學摩拳擦掌，情緒高昂，嘹亮的歌聲在禮堂上空久久回蕩。比賽非常成功，我擔任比賽總指揮，這是我第一次在全校師生面前亮相。

1980年初，學校接到省教育廳“關于舉辦江西省高校文藝匯演的通知”，時任黨委書記戴紹業非常重視，成立學校文工團，任命我為團長，李竹柏為副團長。骨干團員有桂嵐、李莉、熊亞潯、錢亦安、羅建華、宋才俊、朱亞琴、廖竹萍、吳曉、吳遠忠、劉洪平、王罕麗、朱云、吳喜、張菊英、劉潔、林喜春、魏康寧、萬偉毅、沈英彬等。人員到位后，一手抓創作，一手抓排練。美術系派姚國安、欒布、孫慕文三位同學趕制布景，我還請了歌舞團涂二妹及國棉三廠密文民擔任顧問。

為備戰比賽，文工團加班加點，積極排練。當時學校領導專門給教務處打招呼：文工團學生為排練可以缺課。那個學期我幾乎沒上什么課，遇上期末考試，就跑到王光華家借看課堂筆記，第二天匆匆應考，那個學期各科成績都不高。

值得一提的是，排練緊張時，碰上老婆臨產，因分娩提前幾天。兒子出生那天，我還在學校排練。還好，那天傍晚，妹妹送飯去我家，遇上老婆分娩，急忙送醫院。等我晚上十二點回家，大弟告我：“嫂嫂已經生了，是個男孩。”我才急沖沖趕到醫院。兒子出生我不在身邊，這件事一直是老婆的“殺手锏”，常拿出來說事，我只能賠笑。

1981年5月，我們赴南昌參加全省大學生文藝匯演，經過幾天角逐，奪得九項大獎。其中，雙人舞《再見吧，媽媽》《橄欖寄情》雙雙獲一等獎；小話劇《16號寢室》、詩朗誦《畢業暢懷》、群舞《一顆螺絲釘》、口琴獨奏《西班牙舞曲》、女聲獨唱《校園春風》等節目也都獲獎。一個專科學校拿回這么多獎，轟動全省高校，九江師專由此揚名。學校把獲獎消息以“特大喜訊”為題，紅紙張貼在校園里，師生奔走相告，一片歡騰。

返校那天，學校開大客車到火車站接文工團凱旋歸來。戴書記親自到車站迎接。望著那些沉甸甸的獎杯獎狀，文工團隊員們笑了，我卻哭了——那是喜極而泣，大半年辛勞總算沒白費！

一個單位文藝活動搞得好不好，與領導支持密切相關。當年如果沒有戴書記，就沒有文工團，更沒有文工團的成績。

我在師專最主要記憶不是學習，而是文藝活動。此后，又創作《找房》《教子》《家訪》等小話劇，均在各種賽事中獲獎。《找房》描寫知識分子住房困境，抨擊官僚作風。時任副校長于圣地找到我，語重心長地勸我：“你的劇本鋒芒太露，還是謹慎點好。”后來經過修改，臺詞緩和多了。該劇在人民劇院演出時，沒有沙發道具，情急之下，我把家里沙發搬過去。父親笑著說：“演戲把家里沙發拿去做道具，也是聞所未聞。”

三年大學生活一晃而過，現在回憶起來，除了上述那些難忘經歷，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師專食堂的“紅燒大排”。那是師專人的最愛，兩毛錢一份，限量供應，只有排在前面的同學才能買到。那熱氣騰騰、香味撲鼻的大排，能喚起巨大的食欲。為了吃上大排，有同學不擇手段插隊，引起糾紛，甚至打架。師專大排在校外也有知名度，一些外校學生跑到師專找同學玩，順便來嘗嘗大排。那些年，九江師專食堂曾被評為全國優秀食堂。

師專畢業時，我被列入留校名單。戴書記找我談話，要我從政，從團委干起，被我一口拒絕。我對戴書記直言：“如果讓我留校，就當老師，否則您放我走。”當時有幾家單位跟我打招呼，要我畢業后去他們那里，所以我心里有底氣。戴書記想了三天，答應了我的要求，把另一位同學從教學部門調到行政部門，把我調進教學崗位。

從此，開始了我二十七年的高校教師生涯。2003年，九江師專并入九江學院，我又在九江學院繼續任教，直至2008年退休。

鄧星明

【作者簡介】

鄧星明，1948年生于江西九江，九江學院中文教授，東莞城市學院文學與傳媒系教授，曾任藝術系及文傳系主任，北師大電影學訪問學者。著有《中外經典電影鑒賞》被國家圖書館收藏。

【編后記】

日前，鄧老師寄來了他的自傳散文集《蒼生點滴》，書中講述了他的成長、工作和生活的故事。鄧老師從小學至到大學，一直在九江讀書，他的求學經歷也恰是許多老九江人的共同記憶。其中不少回憶頗具年代氣息，讀來令人倍感親切，也想必會喚起許多人的共鳴。為此，編者特從中摘錄幾篇，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