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秦仲海 陸火

出品｜塔子山評說

70歲的癌癥老人熊道興，被云南省紅河州警方“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因每天坐板凳十幾個小時，導致脫肛。疼痛難忍之下，熊道興只能自己用手將肛門硬塞回去。

云南知名民營企業家陳云等23人涉黑案一審時，有十余名被告人當庭指控：在被“指居”期間，他們遭辦案人員打罵、罰跪、脅迫、挨餓、“熬鷹”等花樣百出的刑訊逼供，被迫作出虛假供述。

云南知名民營企業家陳云

但辯護律師調取相關錄像、排除非法證據的訴求，未得到支持。2024年9月，23名被告人被紅河州中院一審定罪；其中，被認定“黑老大”的陳云獲刑25年。

筆者獲悉，對這起因警方被指刑訊逼供、地方被指“逐利司法”而引爆輿論的重大“涉黑”案，云南高院近日決定：二審不開庭審理。

這令有關人士再度對云南司法系統辦理該案的公正性表示擔憂。

01 “指居”下的刑訊逼供

自2020年12月18日起，云南民營企業家陳云即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從此失去自由至今。陸續被抓的，還有陳云的妻子、兒子、兄弟、公司員工等數十人。

近年來，多地被曝出在對嫌疑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采取刑訊逼供手段之事，持續引發法律界針對“指居”制度存廢的討論。

2025年6月17日，財新網發布《被指居者之死：刑訊逼供何時了》一文，深度報道石家莊暴欽瑞被刑訊逼供致死一案。該文指出：

“脫離開看守所和體系化監管的‘指居’，在現實中走樣變形的現象并不鮮見，為一些執法者逃避監管，方便疲勞審訊、刑訊逼供埋下伏筆。”

陳云一案中，同樣被披露存在嫌疑人“指居”期間遭受嚴重刑訊逼供的情形。

紅河州公安局被指“指居”期間對嫌疑人刑訊逼供

筆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陳云等人被“指居”長達6個月，而律師與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會見、通信等權利受到偵查機關違法限制；會見頻受阻撓，且只能視頻會見；哪怕視頻會見，亦不能溝通案情，否則會被以“信號不好”為由掛斷。

陳云本人曾當庭講述自己“指居”期間遭受刑訊逼供的詳細經過。他說，辦案人員陶忠貴用煙頭砸其頭部，辱罵其“不是人，是階下囚”；用皮帶將其拴在審訊椅上扇耳光，致其左耳出血；陶忠貴還曾用木棍毆打陳云，并限制其上廁所，導致其將大小便拉在褲子里。

陳云還說，陶忠貴還以“將其家屬都抓進來”，逼迫陳云“交代”，并要求陳云必須“承認”自己與公職人員有不正當往來，要求陳云必須“交代”多名領導干部。

此外，陳云還稱，他被“指居”期間，飲食、睡眠均無法得到保障，睡覺時被多次叫起來“量體溫”；除睡覺外，要一直坐著，甚至曾被連續訊問18個小時；其從未被提供過早飯，午飯、晚飯的食物量亦非常少，長期挨餓，導致其多次昏厥。

陳云向云南省公安廳進行投訴后，紅河州公安局曾進行調查，但僅給予陶忠貴“誡勉談話處理”、取消2022年“評優資格”。

該案一審時，有十余名被告人當庭指控稱，他們遭到辦案人員打罵、罰跪、脅迫、挨餓、“熬鷹”等花樣百出的刑訊逼供，被迫作出虛假供述；甚至有人因為吃不飽，無奈到垃圾桶內翻找食物。

其中最為慘烈的，是一名70歲的癌癥老人熊道興。知情人士介紹，熊道興被“指居”期間，每天坐小板凳長達十幾個小時，最終導致脫肛；疼痛難忍之下，他只能自己用手，將肛門硬塞回去。

此外，有多名嫌疑人當庭陳述，他們被“指居”期間，遭辦案人員強行投喂不明藥物，“并無高血壓病史，但辦案人員卻以‘血壓高’為由，強行給他們吃不明藥物。”

02 向村民下跪的“窩囊黑老大”

1968年出生的陳云，是云南知名的民營企業家，經營著集農業開發、酒店經營、房地產開發等于一體的集團公司“云皓集團”。資料顯示，云皓集團擁有8家酒店、1家汽車城、1個水電站、5個旗下子公司。

公開資料還顯示，陳云或其公司曾先后獲得“扶貧明星企業”“建功立業新時代先進人物”“云南省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等榮譽；多年來，陳云向社會捐款達上千萬元。

陳云及其公司參與的部分扶貧項目

這一切在2020年12月戛然而止，陳云等數十人先后被抓，并被指控系“黑社會性質組織”。公訴機關指控稱，該“黑社會組織”成型于2010年，以一樁“聚眾斗毆案”作為“樹立非法權威”的標志性事件。

公訴機關在《起訴書》中稱，2010年時，陳云因推進金平縣勐拉鄉小集鎮項目時，就征地補償事宜與當地村民發生糾紛，“于是安排他人策劃實施了‘12.20’聚眾斗毆案，組織社會閑散人員數十人對當地村民暴力毆打，造成1人重傷、8人輕傷、7人輕微傷，以此脅迫村民推進工程。”

而根據知情人士的介紹，該項目是當地政府邀請陳云公司承建的，且開發后的土地收益金，70%均流向政府。

資料顯示，1996年，“勐拉鄉小集鎮項目”經金平縣政府批準實施，總投資預計3600萬元，但因投資乏力而中止；后金平縣委、縣政府決定邀請陳云實控的綠寶公司承建。

雙方約定，該項目由綠寶公司全額墊資，政府負責土地征用；開發后的土地收益金，金平縣政府占70%，綠寶公司占30%。

但在項目征地完成后，當地村民認為“補償費用太低”，一直在持續上訪。至2010年5月，該項目建設已處于全面停工狀態。停工期間，部分村民在被征用土地上建起了簡易房屋，在施工現場傾倒砂石阻斷交通，并提出了分配商鋪、解決低保等訴求。

而針對村民的這些訴求，當地各級政府均明確表態稱，補償不存在問題。

2010年10月18日，部分村民再次將道路強制封堵，阻止施工；10月20日，為了疏解矛盾、盡快推動正常施工，雙方決定商談。談判期間，村民代表與承租土地人員發生了肢體沖突，引發斗毆。

針對該事件，庭審播放的音像證據顯示，雙方斗毆過程中，陳云一直在極力勸阻、拉架，甚至向村民下跪，苦苦哀求“不要再打了”，陳云本人亦險些被打傷。

知情人士還介紹，斗毆結束后，大量村民持械在街上封路、搜捕對方人員，并大肆打砸商鋪，甚至圍堵了鄉政府；有警察進行拍攝后，派出所亦遭到村民圍堵，被要求刪除錄像。

“全天下有如此窩囊的’黑社會‘嗎？”知情人士對此表示，此事系部分村民不滿征地補償而實施阻工、打砸等犯罪，卻在多年后被顛倒黑白，成了“陳云黑社會組織”成型的標志性事件。

知情人士說，陳云不惜向村民下跪，請求他們不要打架；試問，全天下有如此窩囊的“黑老大”嗎？

03 案件被質疑系“拼盤式辦案”

筆者注意到，該案庭審時，此案被質疑系“拼盤式辦案”，“將正常發展的民營企業的員工、親屬、合作伙伴等不同關系，以‘拼盤式’辦案邏輯，湊人數、湊罪名、湊證據，從而將各被告人強行拔高升級至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

陳云等人的親屬也說，辦案機關首先是將一頂“黑社會”的帽子，強行扣在被告人頭上，再東拼西湊、羅織罪名加以裝飾。

例如，陳云之弟陳富國，自1995年后就與陳云不再有經營業務往來，他們的企業各自獨立經營，連家族企業都算不上，但在《起訴書》中卻被指稱“陳云、陳國富合伙承攬工程建設”。

“請問公訴人，他們合伙承攬了什么工程？時間、地點、工程名稱，能舉出來嗎？”陳富國的一審辯護人、知名律師吳丹紅在庭上發問。

陳云等人的親屬說，該案存在惡意壘高做案子，將血緣關系、宗族關系或者公司員工關系一律作為“涉黑”的組織特征。

“專案組以公開征集所謂犯罪線索為名，對早已案結事了的治安案件或者民事糾紛重新立刑事案件追訴。鼓動、慫恿所謂‘被害人’舉報，忽視‘被害人’存在的嚴重過錯，在辦案過程中誰舉報誰有理，誰報案誰有理。甚至把過去十年二十年間發生的早已調解或和解的糾紛案件上綱上線，重新評價。”陳云等人的親屬表示。

負責該案一審的紅河州中院

庭審信息還顯示，公訴機關在庭審過程中僅舉證了組織性、經濟性、危害性三組“黑社會性質”特征，沒有舉示證明暴力性特征的相關證據；而暴力性特征是黑社會犯罪組織的四大特征之一，缺失暴力性特征，便不構成黑社會犯罪。

陳云等人的親屬告訴筆者，這個所謂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并無任何紀律、規約，任何人可隨時辭職離開；有員工辭職離開公司六年后，也天降災禍被定為“積極參加者”。

對于指控的多個罪名，陳云等人均認為不構成犯罪。例如，所謂“非法買賣、運輸、儲存爆炸物罪”，實際情況是當時得到了主管部門的購買、運輸許可證；關于石榴公園“串通投標罪”，實際情況是政府招商引資時早已確定由陳云的公司負責建設，在已經舉辦過開工儀式、施工建設數月、投入數千萬元后，政府相關部門為了完善手續，要求陳云的公司走一個招投標流程。

而石榴公園項目，實際上是陳云在替政府排憂解難，該項目的建設初衷是展示蒙自市的石榴文化、推動產業發展，但該項目沒有考慮市場化經營問題，無法產生任何經濟效益；除了陳云，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參與。

04 民營企業家求饒“想要錢就拿去吧”

筆者注意到，陳云等人的親屬一直在質疑，該案中司法機關存在“逐利司法”之嫌。

“無差別查封財產。凡是能查到的財產，不管是否合法，全部先查封、扣押、凍結。”陳云等人的親屬說，辦案單位“一開始就是奔著錢來的，逐利性辦案的目的特別明顯”。

陳云還曾提及，辦案人員陶貴忠曾在支開其他警員對他表示“認識公安部副部長……不如拿1000萬給我，我幫你擺平這件事”，但遭到陳云拒絕。

針對此事，紅河州公安局作出的調查結論為“陳云對警察拉攏、腐蝕、利誘，欲達到逃避處罰的目的”。

該案一審辯護人吳丹紅在庭審中還提及一個細節：案件尚未到法院，2022年5月，警方就將陳云之弟陳富國入股的源丹礦業賬上的1000余萬元劃撥走了，其中還包括其他案外股東的錢。

“（逐利性執法）目的非常明顯。”吳丹紅在庭上指出，該1000余萬元是被直接劃扣，不是凍結，“這不是明火執仗地搶錢嗎？”

負責該案一審的紅河州中院

陳云本人曾在日記中寫道，“有不少人說，人一旦有了錢就到國外去。如果每個人只要有了錢就走到國外去，那我們中國如何發展？我本人和兒子是不會出國發展的，有錢也要在紅河州發展。”

而如今身陷囹圄的陳云，則感到了“委屈和心寒”。在庭審時他說，其創業30年來，只要黨和政府需要他做的、他能做的，皆積極參與、主動配合，“水電站修建是這樣，小集鎮開發是這樣……甚至和指控借款相關的紅河州擔保公司也是這樣。”

陳云說，其與家人無人移民，資產亦未有分毫轉移到國外，就是出于“對國家的信任”，但案件處理到現在，“說實話，我內心彷徨了。是我錯了嗎？”

陳云還指出，為了將案子“編織出來”，偵查機關在案件偵查中“對我、我的家人、我的員工實施了慘無人道的虐待、侮辱、毆打、喂藥和欺騙”，“他們根本不是查案子，而是做案子。”

“如果我不是幾十年來辛苦積累了一點物質財富，現在也不會被生拉硬拽被認定為‘黑社會’，更不會牽連我的家人和員工。”陳云說，“如果是想要我的錢，想要我的房產，你們就拿去吧，我都不在意了。但請不要污蔑我是‘黑社會’。”

陳云說：“我們對紅河是有貢獻的，對很多人是提供了幫助的。我們不想背負‘黑社會’的罵名，不想被盯在紅河的恥辱柱上。”

05 云南高院二審不開庭決定遭受質疑

2024年9月2日，紅河州法院對該案作出一審判決。筆者注意到，陳云被指控的22個罪名中，有5個罪名及多個犯罪事實未被認定，其余17個罪名則被認定，并被給予25年刑期及沒收全部財產。

陳云等人向云南高院提起了上訴。根據其親屬的介紹，陳云等人的上訴理由之一，是一審法院對偵查機關刑訊逼供而形成的非法證據，并未予以排除。

陳云親屬說，經過調查，查明了多名被告人在被“指居”期間遭受刑訊逼供、并被迫作出不實供述的情形，但令人遺憾的是，一審法院最終僅憑紅河州檢察院一紙《調查報告》，便草率認定該案不存在非法取證問題。

該案公訴機關紅河州檢察院

“紅河州檢察院作出一份《調查報告》，稱該案沒有非法取證。”陳云親屬介紹，但蹊蹺的是，公訴人又一再明確表示，該份《調查報告》不作為證據提交法庭。

筆者獲悉，被告人及辯護人均未被準許查閱、復制該《調查報告》，更未對其進行質證，“既然未經當庭出示、舉證、質證，又如何能被法院用來認定‘不存在非法取證’的依據？”

陳云等人還提出，一審判決中，將拒不出庭的鑒定人所作出的司法會計鑒定意見，作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屬于明顯的程序違法。

“云南匯通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是控方的核心證據之一。但鑒定人經法院兩次依法通知，拒絕出庭作證，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關于鑒定人必須出庭接受質證的強制性規定，否則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依據。”陳云等人強調，一審法院在明知鑒定人未出庭的情況下，依然將該鑒定意見作為定案依據予以采信，屬于違法采證；此種做法，既剝奪了辯護人依法質證的程序權利，也直接損害了被告人依法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

此外，該案的證人、被害人等，亦無一人出庭，盡管被告人、辯護人多次申請，但均被一審法院駁回，“我們與他們當庭對質的機會都沒有，法院又如何審查這些證人、被害人說法的合法性、真實性？”

陳云還表示，他不具備任何“涉黑”特征，關于聚眾斗毆事件，“為何明明是部分村民來工地打砸搶，卻將之定為我‘涉黑’的標志性案件？”

這起民營企業家“涉黑”案，因警方被指刑訊逼供、地方被指“逐利司法”等情形，持續引發社會輿論關注。筆者獲悉，針對這起重大“涉黑”案，云南高院近日決定：二審不開庭審理。

云南省高院于2025年6月4日通知辯護人，“因案件審理需要”，要求辯護人在6月16日前將辯護意見以書面形式提交。

云南高院決定二審不開庭審理該案

事實上，早在2023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即注意到多地“刑事案件二審開庭率低”的問題，并印發文件，要求提高刑事案件二審開庭率。

“不經過開庭，僅靠書面審理，有些非法取證情形例如刑訊逼供、誘供等，是很難被發現的。”有法律人士指出：

陳云“涉黑”案是一個指控罪名眾多、被告人數眾多、一審判決總刑期漫長的重大刑案，且已被曝出諸多嚴重程序違法問題，若云南高院執意書面審理，或令人對云南司法系統辦理該案的公正性產生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