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說，伏爾泰笑著，狄德羅叫著，盧梭哭著。這三個人的嬉笑怒罵，穿越那個“理性時代”，直落我們今天存活的這個世紀……

伏爾泰的笑聲，是伏爾泰主義的特征。狄德羅昵稱他為“湖邊的老土匪”，幾分親密，幾分微議，似嫌他不該用笑聲去作戰。狄德羅畢竟年少氣盛，不明白敵手之低下，不值得用更正規的武器去應對。伏爾泰只有以笑聲迎戰，才不致辱沒自己的智慧，才不致忽略對方的愚昧。

伏爾泰老是拿“教會的榮譽”、“宮廷的尊嚴”開玩笑。他說，從前有一個泥腿子，叫“老實人”。“老實人”進城遇到了六位歐洲廢君，失去王位卻呈潑皮威風，吃飯賴賬，遭到意大利人的奚落哄笑。“老實人”起初不可思議，后來又聽說宮廷社會暗中還流傳有一種臟病，方有所悟。那臟病翻過來是一頁“病歷”，翻過去就是歐洲聯姻王室的“家譜世系”：

侍女的病是一個方濟會神甫送的，神甫的病得之于一個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個騎兵上尉，騎兵上尉得之于一個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個侍從，侍從得之于一個耶穌會神甫，耶穌會神甫當修士的時候直接得之于哥倫布的一個同伴。

伏爾泰言罷，隨即就是一陣開懷大笑，連馬克思都聽到了這一陣笑聲。《馬恩全集》第十三卷435頁記載有馬克思耐心描述的一則軼事，說伏爾泰當年有四個敵手，他就在家中喂養著四只猴子，分別取名為那四個敵手的姓氏。馬克思說：

伏爾泰沒有一天不親手喂養它們，不賞它們一頓拳腳，不擰它們的耳朵，不用針刺它們的鼻子，不踩它們的尾巴，不給它們戴神甫的高筒帽子，不用最難以想象的卑劣方式對待它們。

伏爾泰每年只有一天不笑，那就是圣巴托羅繆之夜。每到這一天，他不僅不笑，而且渾身發燒，大病一場。200年前的那場宗教屠殺，慘死者達2000多人。巴黎各教堂的猙獰鐘聲，胡格諾教徒臨死前的呼救聲，魂牽夢回，聲聲在耳，使200年后的伏爾泰輾轉反側，不得安寧。

每到這一天，他給朋友寫信，總署上一個怒吼著的名字：“écraserinfm L’infame——踩死敗類！”后來干脆縮寫為“écr·Linf”，以致有一個拆看他信件的檢查官，竟以為這些信的作者確有其人，就叫écr·Linf先生。

伏爾泰石像

伏爾泰的“敗類”究竟何指？200年來一直爭論不清。搞歷史的人有四種解釋：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宗教狂熱者。大概第四種解釋比較可信。伏爾泰內心并不缺乏宗教感情，他排斥的是宗教狂熱，不容異端。那才是走火入魔，是一切迫害行為、殘忍行為的病根。

為此，他經常放下手頭的著述，為街頭的宗教迫害奔走吶喊。他為卡拉、西爾文、拉巴爾、康普等一切宗教迫害犧牲者鳴冤叫屈，官司一打就是10年、20年，亦在所不惜；為此，他痛心啟蒙運動內部的分裂，認為外面的宗教迫害斷不能演變為同仁間的學術迫害。他和盧梭的爭吵是啟蒙運動最大的不幸，但到了垂暮之年，他還是向盧梭伸出了寬容之手。他曾同時向七個地點發出邀請，請那個流亡者到他的隱居地來避難。某一天，突然有人詐喊：“盧梭來了！”

伏爾泰聞言，擲筆驚叫：“這個不幸的人在哪？快讓他進來！我所有的東西都是他的……”

伏爾泰在笑聲中流淚，一生寫有15部悲劇。最使東方人感興趣的是他的《中國孤兒》，總標題為“五幕孔子倫理劇”。那故事原稱“搜孤救孤”，在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卻被伏爾泰移植為法語演唱，用來宣揚儒教文化中不畏強暴的精神力量，伏爾泰讓得勝的成吉思汗向失敗的中國士人如此述說：

你把正義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現出來了。打了敗仗的人民來統治打了勝仗的君王。忠勇雙全的人值得全人類尊敬，從今后我要改用你們的法律！

馬克思讀過這個劇本，后來總結為“征服者被征服”。伏爾泰如此崇奉這個“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室內掛著一幅孔子畫像。他認為孔子訓導的儒生講究氣節，講究尊嚴，還講究坐懷不亂，道德上遠比巴黎文人來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國的藍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來的咖啡。

不過，他并不同意儒家一味崇古的原教旨主義，更不能想象那個《中國孤兒》可用來夜郎自大。借著與盧梭辯論，他微笑著說出以下意見：

中國在我們基督紀元之前兩百年，就建筑了長城，但是它并沒有擋住韃靼人的入侵。中國的長城是恐懼的紀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虛和迷信的紀念碑。它們證明的是這個民族的極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伏爾泰在哪里笑？一直笑到什么時候？1760年，“老土匪”在答復別人提問時寫道：“我在我的隱居地做什么？捧腹大笑；我將要做什么？一直笑到死。”

三十年后，巴黎人補行國葬，迎回了這位一直笑到死的哲人遺骨。塞納河邊，萬人空巷。他的心臟裝在一只盒子里，永久存放于國家圖書館。盒子上刻著他生前的一句名言：

這里是我的心臟，

但到處是我的精神。

從此以后，人們才知道，誰笑到最后，誰笑得最好。

法國人為何把狄德羅稱為“叫著的狄德羅”？猜想起來，大概是因為狄德羅在啟蒙運動中最早叫出了無神論的口號，而且把這個口號叫得最響，也最為激烈？

在那個時代，人的激進與否，未必如后人想象——不是以政治觀點為標準，而是以神學觀點為標準。伏爾泰也好，盧梭也罷，對塵世間的權威，一律是，說大人則藐之，碰上一個說一個，毫不留情。但對天國的權威，則是筆下留“神”，至多說到自然神論為止，從未走到無神論的一極。他們反對的是宗教狂熱，而不是宗教本身。他們之所以保留宗教，與其說是認同宗教的認知價值，毋寧說是保護宗教能夠維系人心的道德功能。在這個意義上，伏爾泰才說：“沒有上帝，也要創造一個上帝。”誰能料想，就這句話被我們的教科書作者抓住了尾巴，如獲至寶，到處引用，非說人家保守，還“代表了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狄德羅

唯獨狄德羅稱心，唯獨狄德羅勇敢。他不僅與宗教狂熱作戰，還直接向宗教本身宣戰。《百科全書》中狄德羅寫得最多，共計條目1296條，凡是能夠抨擊上帝的地方，他都不放過，竭盡嬉笑怒罵之能事。他在無神論旗幟下召來兩個潑辣寫手——霍爾巴赫、達蘭貝爾，嚇跑了伏爾泰，也惹惱了盧梭。狄德羅之所以被捕，不在于他的文字有辱陸軍大臣的情婦，而在于他《給有眼人讀的論盲人的書簡》，觸怒了僧俗兩界，也觸怒了包括啟蒙派知識分子在內的法國思想界。無怪乎拉美特利有一次說到，狄德羅只借助一個盲人就開導了整個宇宙，而他自己卻被關進了漆黑的監獄。

200年過去，人是由上帝創造，還是從猿猴演變而來已成了一個愚蠢的論題，不值一辯。但是，因為真理的事后普及，也可能會造成一個歷史前置的錯覺：既是如此簡單之常識，那么當然是誰叫得最早，誰叫得最好。事實不然，法國革命當年因無神論激烈而出名，也因為無神論激烈而蒙受災難，付出了過多的代價……

代價之一，是激起了全歐洲的反動。篤信宗教的農民首先從旺岱起事，迅速蔓延至法蘭西全境。全歐洲僧俗兩界在“圣戰”的旗號下扭結起來，向無神論的巴黎宣戰！巴黎人坐守孤城，成了“一小撮”，成了“極少數”，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老鼠”再革命，“街人”再反動，力量懸殊卻是就此鑄成，怎么也扳不過來了。

代價之二，是使革命黨的革命哲學本身因此扭曲，從扭曲也走向“反動”。大革命摒棄宗教以后，社會動蕩，人心道德無所維系。革命黨不得不強化道德說教，強化政治與道德的聯系。凱撒與耶穌集于一身，反而出現了自己本身極欲反對的專制傾向：政教合一。羅伯斯庇爾說：“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沒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一時傳為革命名言，實際上包含著多少無奈，多少尷尬。

美德從前以對上帝的敬畏為基礎，上帝抽空，美德只能借人們對恐怖的敬畏而行。美德與恐怖結伴，既惡化了政治，也敗壞了美德。不道德，強迫你道德，不自由者，強迫你自由，實際上是制造假道德，偽自由。這與大革命之初衷人人生而自由相差何止以道里計？

百般無奈，左右尷尬，羅伯斯庇爾不得不自己穿上了袈裟。1794年5月，大革命推倒神龕，又設祭壇——建立最高主宰節，羅伯斯庇爾主祭開教大典。同一年，羅伯斯庇爾開始清算無神論。在一次拿破侖稱之為最出色的演講中，羅伯斯庇爾點出了百科全書的名字：

這一派人以極大熱情傳播唯物主義，遠遠不滿足于僅僅摧毀宗教偏見。實用哲學的很大一部分就淵源于此。它把利己主義變成體系、把成功看作正義和非正義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騙子手的資產。這一派人包含為數眾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騙子！

法國革命最熱鬧的場景，美國人形容為：“那全是帆，沒有一根錨。”法蘭西不是沒有維系人心的錨鏈，那是百科全書派過早過激的宣傳斬斷了這根錨。千帆競渡的結果，大革命堤潰水漫，一片汪洋。羅伯斯庇爾恨恨而言，那不是革命，那是“一場國內戰爭，國際戰爭，還兼一場宗教戰爭”。到頭來，最激進的革命黨，在革命最激進的階段，不得不反過來啃噬最激進的革命學說——唯物主義無神論，1794年的這一幕，不僅令狄德羅難堪，也令后世一切跟著叫的教科書作者難堪。

由此看來，伏爾泰說的“沒有上帝，也要創造出一個上帝”，雖然刻薄，不也道出了幾分大革命運行軌跡的客觀必然？至于這個“湖邊老土匪”所說——誰笑到最后，誰笑得最好，那更是至理名言。能不能類此推出狄德羅的邏輯呢？——誰叫得最早，誰叫得最好？那就不是邏輯了，那是狄德羅的教訓，那是狄德羅的遺憾。

一談到盧梭，感覺大變。是貶？是抑？是厭？是喜？——都不能達意。談伏爾泰時的輕松，談狄德羅時的譏誚，是怎么也保持不住了。

談點盧梭與啟蒙運動的分裂吧。

伏爾泰曾挖苦過盧梭：“讀尊著，使人渴慕四腳爬行”；狄德羅曾抱怨他的“每一個思想，都受到了盧梭的干擾”，說他們這群人與盧梭的分裂，“是天堂與地獄的分裂”。

是什么樣的分裂，使得這群人坐立不安，恨聲不絕呢？

盧梭

分裂之一，是盧梭的歷史哲學：他控訴文明進步的罪惡。這是最觸犯啟蒙學派忌諱的地方。啟蒙的旗幟是“理性”，啟蒙的基石是“進步”。而盧梭卻在森林中徘徊沉思，忽如狼嚎般狂吼：“文明是道德的淪喪，理性是感性的壓抑，進步是人與自然的背離，歷史的正線上升，必伴有負線的倒退，負線的墮落……”

分裂之二，是盧梭的政治哲學：洛克算老幾？英國代議制又是什么東西？殊不知他盧梭痛詆之物，恰是老伏爾泰最心愛的東西。伏爾泰終身不渝，信奉的就是洛克思想，英國制度。盧梭卻從本土笛卡兒那兒借得一塊先驗論資源，獨辟出大陸一派政治哲學：以第一原理演證政府與社會來源于一紙契約，既如此，有履約者悔約，就有訂約者毀約。于是，革命有理，造反無罪，老百姓就有了起義權、弒君權、推翻政府權、再訂契約權，等等等等……

分歧之三，是盧梭的社會哲學：老伏爾泰風度翩翩，出入于上流客廳；小盧梭則是風塵滿面，仆仆于街頭鼓動。伏爾泰欣賞有教養者的清明理性，那才是社會穩定的柱石；盧梭則鼓噪無套褲漢的洶洶怒氣，街頭自有活水來，有道德，有激情，方能蕩滌上流社會的污泥濁水……

法國大革命失敗，啟蒙運動灰飛煙滅。盧梭哲學成了下一個世紀、再下一個世紀的百年笑柄：

19世紀的德國歷史主義學派敲打著盧梭的廬墓，篤篤有聲：“拿出考古證據來，證明你的社會契約來源于遠古時分，有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書面合同！”

20世紀的英國分析哲學則指著希特勒的肖像，數典罵祖：“從雅各賓專政到沖鋒隊運動，歷史上舉凡浪漫主義的精神狂熱，哪一樣找不到他盧梭思想的罪孽？”

人們把法國革命的恐怖，歸咎于盧梭；把200年來舊大陸起義成癮，革命成瘋，也歸因于盧梭，歸因于狂想烏托邦，說大陸學派是潘多拉的盒子。

耳聞身后罵聲不絕，小盧梭冥府垂淚，當該繼續哭訴；老伏翁則應稱心如意，捻髯含笑了。可是，如果讓另外一群哲學家比如康德，比如羅爾斯，比如韋伯，來作評判，又該作何感想呢？

康德說：我沒有激情，卻能掂量盧梭的分量。我的客廳從來只掛牛頓和盧梭的畫像。牛頓指向理性數軸的無窮大，盧梭則指向同一根數軸的相反方向。你們都說，學哲學者必先通過我康德這座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康德首先通過了盧梭這座橋？

羅爾斯說：我積二十年心力，寫成《正義論》一書，本世紀70年代方才出版。我沒有改換盧梭政治哲學，只是移動了一下它的立論基礎，從杜撰一場遠古契約移到了嚴密的邏輯論證。假設也有一道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從頭罩下，社會中人誰也不知道自己在既存秩序中是受害還是得益，人們的選擇將會怎樣？我以數學方程演證出的模式，恰與盧梭當年用（契約合同）推測的結論相合：人們將不約而同，奔向盧梭那把大鎬，刨出社會老根，刨出一塊價值重建的空白起點。

盧梭以激情見長，他的契約論是詩；我以冷靜著稱，我的正義論是數學，想不到詩的語言和數學的結論竟不謀而合。由此可見，以法國革命成敗論盧梭、伏爾泰之成敗，以歐洲200年歷史成敗論大陸、英美學派之成敗，是否為時尚早？

韋伯說：經驗論、英美派根在歷史，或可稱為工具理性。先驗論、大陸派根在邏輯，或可稱為價值理性。可悲的是、人類理性有兩股源頭，社會發展卻只有一條河床。當兩條大河爭奪一條河床時，或是江河改道、或是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這就是法國革命式的悲劇。這樣的悲劇當然不該重演了。但是，人類切不斷歷史，也離不開邏輯。前者是長度，累計人類歷史之淵源；后者是寬幅，測量人類自由意志之探險，人類精神借此獲得二維空間。若要進入三維空間，向第三維——高度飛躍，必須歷史與邏輯的共同扶持：歷史作輪，提供足夠的滑行速度，邏輯作翼，提供應有的起飛升力……

必作如是觀，我們方能理解老黑格爾在啟蒙運動之后的殫精竭慮：他為何提出人類史當是一部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史？他為何留下那句睿智無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這句格言如今已被用糟用濫。其實黑格爾本意，有著當時具體的針對性，是站在第三維高度上發言，凝結著他綜合啟蒙運動分裂，綜合大陸、英美思潮分野的良苦用心：前一半總結的是經驗論、工具理性、英美學派、伏爾泰，后一半總結的是先驗論、價值理性、大陸學派、盧梭。

也就是說，你盧梭喝令江河改道，要出大亂子，你伏爾泰占著河床不放，一水獨霸，到頭來也會水源枯竭，河底焦裂。你們兩者齊力，一邊拓寬河道，另一邊疏浚淤泥，兩河并作一水流，方能雙源并下，交匯聚合，融入壯闊之海洋。

事實不也確然如此？

（本文初次發表于《讀書》1991年第11期，后收入《風聲·雨聲·讀書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