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開放的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向西，有一處布滿簡易房的院落，這就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臨時辦公地點。歷經8年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如今工作人員從探方內回歸書案前仔細整理從遺址中發掘出的歷史信息，讓這座2000余年前的古城更加具象化。作為本市發掘出的規模較大漢代縣城遺址，路縣故城在歷史文化價值、保護展示應用、城市規劃等方面都為全國做出了良好的示范。同時，路縣故城遺址的考古發掘過程更是集結了田野考古、植物考古、體質人類學、冶金考古、陶瓷考古、文物保護、古建筑研究等眾多學科，每位工作人員用辛勤付出與專業知識，撿起一片片歷史拼圖。

證通州歷史千年不斷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孫勐最近總把自己埋進堆成小山的資料中，手邊的資料有書籍，也有在考古現場記錄的筆記，雙手在鍵盤上飛速敲擊，一行行歷史的吉光片羽躍然紙上。“路縣故城遺址從發現到現在館園開放總共歷經8年，考古人員在現場發現了大量的文物、遺址和墓葬。目前現場發掘工作告一段落，我們開始進行資料整理工作，為整個考古畫上圓滿的句號。”孫勐說。

參觀過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的觀眾會不禁感嘆，原來通州的歷史如此久遠，同時一個問題縈繞心頭：遺址發現前對于路縣故城了解多少？“非常少。”孫勐坦言，提及通州熟悉歷史的人想到的是大運河往來南北、漕運通濟，塑造了明清時期的繁榮景象，很少有人說起千年前通州的樣貌，而路縣故城也只是業內人士以及一些了解歷史的人才知道。

孫勐說：“大部分人知道路縣故城是通過清代通州本地學者劉錫信的《潞城考古錄》，里面提到‘通州潞河東八里有古城，周圍四里許，遺址約高五尺’簡單的一句話折射出兩個信息，首先劉錫信確定了路縣故城大概位置，其次劉錫信親眼看到了西漢時期的城墻，說明清代時漢代城墻還在地表以上。”不過對于路縣故城的了解僅此而已，雖然《通州文物志》中也標注了一些漢代的文物，但是孫勐認為，這些文物并不能說明路縣故城的存在，僅能證明漢代的通州是有人類活動的。“需要證明一個城址是非常麻煩的。首先需要歷史文獻與相應的遺跡和文物對應，其次要在遺跡中發現墓志銘等文獻，才能證明城址存在。”

2015年，路縣故城遺址外圍的考古發掘工作就開始了。孫勐說，當時在路縣故城城外，就是如今古城村一帶發現了大量從戰國到明清的墓葬，包含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雖說在墓葬中長眠的少有王公貴族，但是它們是歷史的“證人”，證明了通州地區從戰國到現在不斷檔的歷史。亦如博物館遺址展廳中的考古探方，從戰國土層到現代土層，“一眼望千年”通州的歷史就像博物館旁邊的北運河奔流不息。

而這些墓葬亦如時空隧道，每一處都有不同的故事。博物館中展出了一方唐代墓志銘，根據內容可知，墓中埋葬了一位老家在山東，名叫艾演的唐代幽州潞縣縣丞。其中寫著“古潞城南，一里平原”，這是艾演墓的位置。后期孫勐和同事們經過推算確定，將艾演墓向北推進唐代的一里就是西漢時期的路縣，而這塊墓志銘的出現也為定位路縣故城的位置提供了極強的坐標意義。

孫勐說，如此大規模墓葬的發現再加上古人的喪葬習慣，說明這里一定有個大型的聚落；同時結合通州區潞城鎮下轄有古城村，古城村旁邊的武夷花園小區在2000年時曾發現漢墓，眾多歷史線索與現實點滴交織在一起，孫勐當時感覺自己距離路縣古城很近了。

從2016年6月開始，路縣故城遺址考古正式開始，現場的一個個正方形考古探方像是盲盒，等待考古隊員的開啟。孫勐印象比較深的是在一處探方內發現了古人的廁所。他記得，在一個三四米深的探方里，露出幾段灰磚壘砌的殘墻，圍成四四方方一間“屋”，總面積大約6平方米。讓經驗豐富的考古人員瞅著新鮮的，是“屋”里有一個坑——兩邊用磚石砌高，中間凹下去。

“這處形制比較特殊。不像是普通房址，乍一看最容易想起的是現在廁所里的蹲位。”不只是孫勐，周圍的人都有這種感覺——四面墻，基本閉合的空間，靠西是一個“蹲位”。好幾個工作人員好奇地站上去試了試，坑寬正好是一個成年人蹲下比較舒適的寬度。“而且周圍沒有火燒過的痕跡，絕對不會是灶或者煙囪之類的遺存。”

墓葬內別有洞天

遼代磚室墓與金代壁畫墓是博物館中的熱門展品，它們是整個路縣故城遺址考古過程中發現的兩座具有很高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的墓葬。其中金代壁畫墓的壁畫更是保存相對完好，基于北京市的地質與水文條件是十分難得的。

距離兩座墓葬出土已經有些年頭了，但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尚珩依然對發掘與保護過程記憶猶新。發現兩座墓葬的區域在現今地鐵六號線東夏園站南側，當時考古人員在此發現了一處遼金墓葬群。首先發現的是遼代磚室墓，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考古隊員，磚室墓發現之初尚珩沒有抱太大希望。“遼代的磚室墓在北京地區比較常見，這種自晚唐興起，延續至遼金時期墓葬習慣，在京津冀、東北等環渤海地區比較流行。目前考古發現的磚室墓不是坍塌就是破壞嚴重，但眼前的這座遼代磚室墓卻非常難得。”尚珩說。

伴隨著發掘逐漸深入，尚珩發現這座磚室墓雖然墓頂出現了坍塌，但是周圍的墓室、墓道等保存完好。一點點清理后，考古隊員發現整個墓室的磚雕十分完整，正對墓道的是一處假門，兩側則堆疊出窗戶、柱子、斗拱等中國古代建筑元素，展現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狀態，重新復原其生前的生活場景。

由于這座遼代磚室墓整體保存較完好，具有展示價值，當時就考慮將墓室搬出探方進行展出。搬遷墓室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將墓室切割成若干部分再搬遷，但是一座完整的墓室只要切割就會有損耗，所以最終決定進行整體搬遷。

考古就像開盲盒，金代壁畫墓絕對是“隱藏款”。起初發現時，由于墓室破壞的十分嚴重，考古隊員沒有報以很高期待，但當僅剩的矮墻上清理出金代壁畫時，大家不由興奮起來。因為北京地區發現的壁畫墓極少，北京土質多為黏土，且通州地區多河富水，地下水位較高，這樣的地質與水文條件其實是不適宜壁畫墓保存的。

不過，大家也有些緊張，這處金代壁畫墓的發現時間實在不是個好時候。尚珩說：“金代壁畫墓是2019年深秋時節發現的，當時土層已經出現了凍融現象，而且周圍的水汽也會在氣溫的影響下凝結成霜，都會對壁畫造成損耗。”

難得一見的壁畫出土就要盡全力保護，一場與時間的競逐就在不大的考古探方內展開。當時考古隊員先在金代壁畫墓周圍搭建了考古大棚，讓壁畫墓周圍的環境盡可能恒溫恒濕。考古隊員兵分幾路，一邊開始用化學試劑給壁畫顏色加固。同時由于金代壁畫墓的地仗層已經消失，壁畫本體出現了空鼓，隊員向內注入高純度泥土，用以加固。當時來自陜西省的文物保護工作者作為外援也加入保護行列。還有一批隊員則開始為壁畫墓營造良好環境。他們將周圍土層全部挖開，斷絕土壤內的毛細水對壁畫墓的影響。一切保護工作就緒后，這座金代壁畫墓終于被完整遷出考古探方，并放置在一處專門空間。“這些保護工作都是在北京入冬前完成的，我們從時間手里搶回了歷史。”尚珩說。

搶回的歷史帶來巨大的驚喜。尚珩仔細觀察壁畫，發現上面不僅有備馬圖、掌燈圖等壁畫，一側還繪制了夫婦宴飲圖。他說：“夫婦宴飲圖中的男主人與常見的金代壁畫不太一樣。相較于之前大多是正襟危坐的形象，這幅宴飲圖中的男主人把一條腿搭在了椅子上，坐姿十分放松，這在金代壁畫中不常見。”遺憾的是，金代壁畫墓中沒有出土墓志銘，尚珩也不知道這位坐姿放松且有仆人備馬的墓主人是誰，但肯定是個有錢人。

水井下內含乾坤

參觀過路縣故城遺址的觀眾會發現，不管是公園內還是博物館內，水井及水井內出土的文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整個路縣故城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共計發現水井232口，分布在55000平方米內，平均200多平方米就有一處，密度很高。這些水井集中分布在路縣城南的區域，負責該區域考古發掘的孫勐介紹：“水井的出現不只是古代大量人口聚居的說明，更說明了手工業的發展。”

博物館遺址展廳中，9號木構陶圈井與15號木屋磚混構井的旁邊就是一個半倒焰型的陶窯，說明這兩口水井是手工業的輔助。展廳中從13號水井出土的戳印“亭”字陶罐是路縣故城遺址發掘的重要文物之一，其揭示了秦代實行的市亭制度，但其實13號水井本身也很值得一提。孫勐介紹，13號水井是在博物館區域發現的，共發現完整器物23件，其中有20件都是陶器。13號水井呈現出上圓下方的構造，內部的木板以榫卯進行組合，而且內壁光滑方便取水。“當時我們還在水井底部與土層之間發現了成捆的蘆葦葉，這是古人為了凈水而設置的。”

不只是戳印“亭”字陶罐，13號水井中出土的其他陶罐器身上也印有字跡，比如“臨姑”。這是秦代物勒工名制度的體現，根據要求當時商品的器身上應該戳印制作地點或是制作者姓名，孫勐推測“臨姑”應該是路縣置縣之前的名字。“山東臨沂等這些都是地理位置感很強的地方，我們推測‘臨姑’也是這樣。”

232口水井發現的可不只是陶罐，還有簪子、木器、漆器等。孫勐認為，陶罐應該是古代人們打水的器物，有些在打水過程中不慎掉入井中，簪子也是同理，可能是低頭打水時不慎掉入的。“有些井中東西更多，我們推測應該是當時水井廢棄后，考慮到水井很深有跌入墜落風險，所以人們把不要的東西丟入井內，將井口掩埋。”孫勐說。

除了器物，考古隊員還在井中發現過人骨，他們曾在一口井內發現了人類遺骸。“考古北京（2024）——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發布會”上曾公布此事，經過科學技術判定，確認這些骸骨具體年代為東漢中晚期。

研究發現，這批人類遺骸至少8個個體，年齡從兩三歲的幼童直至四五十歲的成年人，涵蓋幼年、少年、青年、壯年等各個階段；除2名未成年人性別不詳外，其余6人均為女性，DNA分析表明，此6人相互之間不存在三代以內親緣關系。

這些人類骨骼多處有創傷，顯示部分個體生前曾遭嚴重暴力傷害，結合硅藻實驗推斷其更有可能為死后被拋入井中。經比對觀察，推測顱骨等多處非致死性傷害可能為鉞戟類的銳器所致；胸椎刺傷、胸椎斷肢傷及股骨砍傷或為致死傷。胸椎斷肢傷疑為用鍘刀實施腰斬刑罰而致傷；股骨的砍傷與切割傷推斷是磔刑對肢體分解破壞而成。基于上述分析，井內多個個體的死亡原因極有可能與刑罰或連坐相關，但也不能排除戰亂、祭祀等其他因素。

遺址保護為全國示范

其實在路縣故城遺址開放同期，位于豐臺區的大葆臺遺址博物館也面對公眾開放，均為西漢歷史，關注度加倍。孫勐認為，大葆臺遺址由于出土了黃腸題湊，展現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理念；而路縣古城遺址是一座縣城，展現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場景。這背后是郡縣制對于中國歷史的影響。

作為北京市首個“館園一體”形式運行的考古遺址公園，路縣故城遺址的開放不僅是北京建設博物館之城的助力，更為全國的文物保護提供了示范作用。孫勐認為，路縣故城遺址在行政辦公區建設過程中被發現后，得到原址保護。這種新城建設文物優先的理念，在全國都是非常難得的。

北京城市副中心報記者：張群琛

攝影：常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