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慕尼黑》
自 2025 年 6 月 13 日以來,以色列與伊朗最新一輪沖突持續升級。截至 6 月 20 日,據伊朗衛生部稱,至少 430 人在以色列的空襲中喪生;以色列方面則表示,伊朗的攻擊已造成 24 人死亡。6 月 24 日,以色列宣布目標達成并接受美國的停火建議,伊朗仍持保留態度。
在此之前,兩國長期維持著一條“代理人沖突”的紅線:彼此不直接交火,而是借助各自支持的非國家武裝或盟友展開博弈。例如,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也門胡塞武裝等對以色列實施打擊;而以色列則頻繁發動空襲、定點暗殺和情報行動,壓制伊朗在敘利亞及鄰近地區的影響力。這一脆弱平衡在 2024 年春被打破。以色列空襲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造成多名伊朗軍事顧問死亡,此舉被伊朗視為對國家主權的公然挑釁。數日后,伊朗首次直接以本土力量對以色列境內目標發動導彈與無人機攻擊,正式開啟了雙方公開、正面的軍事對抗。
如今,中東地區全面戰爭的威脅仍未消散。但這場沖突并非孤立事件,它牽動著更深層的歷史結構:作為一個建國根基深植于猶太民族身份的國家,以色列自 1948 年建國起,便在以伊斯蘭教為主的中東世界中處于一種緊張且復雜的關系中。它數次卷入與阿拉伯鄰國的戰爭,其對巴勒斯坦領土的軍事與移民政策更使周邊敵意長期積壓。宗教、歷史、族群記憶與全球權力結構相互交織,使以色列成為中東乃至世界政治中最具爭議的地帶之一,也成為輿論焦點與情感投射的交匯點。
這幾天,我們查閱了大量資料,試圖透過9 個關于以色列的“不關鍵詞”,對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身份、爭議與想象展開一次多面向的探索,也希望與大家一同,隔著歷史塵煙,靠近一個更真實的圖景。
9 個關于以色列的“不關鍵詞”
撰文:Iris
01
“應許之地”
“應許之地”(ha-Aretz ha-Muvtachat),亦被稱為“流奶與蜜之地”(注:為方便閱讀理解,本文所有《圣經》引文皆出自和合本 2010 年版 )(《申命記》27:3),是《希伯來圣經》中上帝向亞伯拉罕及其后裔承諾賜予的土地。在《創世記》中,這片土地被描繪為“從埃及河直到大河,即幼發拉底河”(《創世記》15:18),其邊界在《民數記》與《以西結書》中亦有不同版本的詳述,大致范圍北至今日的黎巴嫩、南達埃及邊界、西瀕地中海、東臨約旦河及幼發拉底河流域。
地理邊界圖(來源:維基百科)
這片土地的主權幾經易手:從古代迦南人、以色列聯合王國,到亞述、巴比倫、羅馬帝國,再至阿拉伯哈里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直至 1948 年以色列建國。
在近現代的猶太復國主義語境中,“應許之地”的概念被用作民族回歸與國家建構的象征資源。有些極端復國主義者或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主張“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理念,認為《圣經》中描述的廣義地界應作為猶太國家的歷史邊界。而這一范圍不僅涵蓋以色列現有疆域,也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所主張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正因如此,這一概念在宗教、歷史與現實政治交匯的語境中,成為當代以色列國家認同與地區政治中最敏感的議題之一。
02
“與神和人較力”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窩一下。雅各的大腿窩就在和那人摔跤的時候扭了。那人說:“天快亮了,讓我走吧!”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讓你走。”那人說:“你叫什么名字?”他說:“雅各。”那人說:“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和人較力,都得勝了。
——《創世記》32:24-28
以色列(Israel)這一國名的來源最早可追溯至《圣經·創世記》。據記載,族長雅各在一夜與神秘之人摔跤后,被賜予新名“以色列”(Yisrael),意為“與神與人較力,都得勝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在 20 世紀初重新喚起這一名字,作為復歸“應許之地”的象征。
03
希伯來語
1947 年,在死海附近的庫姆蘭洞穴出土了現存最古老的希伯來文圣經抄本,學界稱之為《死海古卷》。抄本文字以希伯來語為主,也包含少量希臘語、阿拉姆語、納巴泰語和拉丁語。死海古卷不僅在宗教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揭示了第二圣殿時期(公元前 530 年至公元 70 年)猶太社會多語言并存的文化現實:宗教儀式以希伯來語進行,日常交流則多使用阿拉姆語,而外部交往則引入了希臘世界與阿拉伯部落的語言系統。
在那個時代,希伯來語已逐漸成為“神圣語言”,其使用主要限于經典文本與宗教儀式,日常生活中則日益式微。19 世紀末,隨著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語言的復興被視為民族重建不可或缺的一環。俄國猶太人本·耶胡達(Eliezer Ben-Yehuda)率先提出恢復希伯來語為現代民族語言的設想。他不僅自行編纂現代希伯來語詞典,還創辦報紙、推動學校教學,致力于將這一古老語言轉化為適應現代生活的表達工具。隨著這一系列的努力,希伯來語從典籍走向街頭,從復活走向更新,最終在建國之后被確立為以色列的官方語言。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代表作有《愛與黑暗的故事》《黑匣子》等)的父母精通多國語言,但在移居巴勒斯坦托管地后決心讓兒子只學習“新家園的語言”希伯來語。在《猶太人與詞語》(
J
ews and Wor
ds) 一書中,奧茲與女兒法尼婭·奧茲提出: 猶太人的歷史延續并不完全依賴血緣,而是依賴語言。文本構成了一個民族記憶與信仰的核心紐帶。 然而,這門語言的復興并非沒有矛盾。奧茲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提到,寫作時“你不想在討價還價的場景里召喚以賽亞、詩篇和西奈山”。現代希伯來語一方面承繼圣經語言的莊嚴感,另一方面又夾雜著依地語、波蘭語、俄語和阿拉伯方言的日常色彩。在奧茲筆下,寫作是一種“在巖石與沙礫之間雕刻”的勞動:一腳踏在圣經傳統之上,另一腳則踩入新興國家文化混合的社會語境。
電影《愛與黑暗的故事》
04
世界猶太人陰謀論
1903 年,一本名為《錫安長老會紀要》(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的小冊子在俄國刊發,聲稱描述某個秘密猶太組織“錫安長老會”策劃利用經濟、傳媒與政治權術控制全球。這部文本迅速被當作所謂猶太人“陰謀”的“證據”, 不僅在俄國國內傳播,也沿著人口流動和右翼網絡傳播至西歐、美國,最終在納粹德國被用于構建種族滅絕理念的理論基礎 。
1921 年英國《泰晤士報》和 1924 年德國《法蘭克福報》已揭露該書為偽造之作,主要抄襲自 1864 年法國作家莫里斯·喬利(Maurice Joly)的一部政治諷刺作品《馬基雅維利與孟德斯鳩在地獄的對話》(
The Dialogue in Hell Between Machiavelli and Montesquieu) 。
然而,其核心敘事仍在各種陰謀論中重現:如聲稱猶太人控制媒體、金融體系,甚至美國政府。這類論述之所以屢屢獲得公眾注意,也與當代國際政治格局密切相關。特別是以色列與美國之間牢固的盟友關系,使部分人更傾向于接受“猶太勢力影響全球政治”的隱性推理。美國是以色列最大的軍事援助來源國,每年提供數十億美元的安全援助與高科技裝備支持;兩國在情報、技術、外交乃至輿論等多個層面高度協作。在一些批評者看來,這種特殊關系令美國在處理中東沖突時缺乏中立立場,進一步助長關于“猶太游說集團”影響美國政策走向的臆測與陰謀敘事。
這樣的推論往往忽視了國家間地緣政治結盟的現實邏輯,將復雜的歷史、戰略與經濟因素簡化為單一族群操控的圖景,不僅遮蔽真實結構,也加劇了族群偏見。例如,2007 年的暢銷書《貨幣戰爭》描繪了一個由猶太國際銀行家,尤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操控全球金融、戰爭與政治命運的隱秘網絡。作者聲稱,從拿破侖戰爭、美國內戰到數位總統遇刺,皆是猶太金融寡頭通過操控貨幣發行與戰爭貸款所引發的結果。作者更將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美聯儲)描述為該家族的“私人金融武器”。這一敘述雖引發廣泛關注,卻也遭到眾多學者駁斥。亞伯拉在《貨幣戰爭中的猶太人》一書中指出,《貨幣戰爭》以“碎片化信息拼貼”為敘事策略,掩蓋了關鍵事實:羅斯柴爾德家族雖在 19 世紀一度權勢顯赫,但 20 世紀以來已逐步淡出主導地位,財富與影響遠不如傳言所言;聯儲為“公私合營”模式運作的機構,受美國國會監管,其決策并非由少數私人銀行家操控;1924—1931 年美國對德國的貸款,旨在支持魏瑪共和國履行戰后賠款,與納粹德國的崛起時間并不吻合。
05
《貝爾福宣言》
“國王陛下政府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內建立一個民族之家,并會盡力促成此目標的實現,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任何行為均不得傷害已經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猶太社群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以及猶太人在其他國家享有的各項權利和政治地位。”
——《貝爾福宣言》
1917 年英國的《貝爾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成為后來國際承認以色列建國的基礎性文本之一。宣言中用“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代替“國家”(state)。這個名詞在國際法未有先例,也無明確定義。有學者認為,這個模糊的定義對后來的以巴沖突歷史負有一定的責任。 2017 年 11 月,在《貝爾福宣言》發表滿 100 周年之際,約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3000 名抗議者聚集在英國領事館門口舉行抗議活動,譴責倫敦當局對巴勒斯坦人“長達百年的放逐”。
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國托管即將結束之際,猶太全國議會在特拉維夫宣讀并通過《以色列獨立宣言》。該宣言將猶太民族建國的合法性訴諸多個層次:歷史傳統、文化貢獻、圣經敘述、國際承認與難民經歷。在建國宣言宣布后僅 11 分鐘,美國即給予事實承認;蘇聯隨后也予以外交承認。然而,建國當天即引發第一次中東戰爭,周邊阿拉伯國家聯合出兵反對以色列建國,戰火自此成為地區政治的長期背景。
電影《伯納德行動》
06
巴勒斯坦人大流亡
“納卡巴”(al?Nakba,阿拉伯語意為“大災難”)一詞由巴勒斯坦人用以描述 1948 年以色列建國及第一次中東戰爭期間,約 75 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迫離開故土、流散至約旦、黎巴嫩、敘利亞及加沙地帶等地的歷史事件。
1947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181 號決議,建議在英國托管期結束后,將巴勒斯坦劃分為猶太國與阿拉伯國兩部分,并設立國際托管的耶路撒冷地帶。猶太領導機構接受該提議,而阿拉伯國家則普遍反對,認為該方案忽視當地阿拉伯人口的歷史居住與自決權利。
在此前后,海法、雅法、拉姆拉、里達等城市經歷戰斗、迫擊炮轟炸、軍事清場與恐慌宣傳,巴勒斯坦平民的流亡潮已然形成。1948 年 4 月的代爾亞辛村大屠殺中,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伊爾貢與萊希殺害了至少 100 名巴勒斯坦村民,成為大量阿拉伯人逃亡的重要心理轉折點。
關于這場流亡的性質,學界長期存在爭議。一方面,以色列官方傳統論述強調戰時混亂、阿拉伯國家指示撤離、個體恐慌等“自然流離”因素;另一方面,以色列“新歷史學派”學者提出更具批判性的觀點,主張 1948 年以色列軍方確實實施了系統性的“清理”與驅逐策略。
07
以色列國防軍
1948 年,以色列宣布建國,隨即爆發第一次中東戰爭。此后幾十年間,該地區沖突不斷:從 1956 年蘇伊士危機、1967 年六日戰爭、1973 年贖罪日戰爭,到 1982 年入侵黎巴嫩,以及近年針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與針對伊朗影響力的隱秘打擊,以色列幾乎在每個歷史階段都處于武裝對抗之中。
以色列實施全民義務兵役制度:大多數猶太裔公民(男性約服役 32 個月,女性約 24 個月)必須在 18 歲后入伍,服役結束后仍有多年后備役義務。在以色列,軍隊被賦予高度象征性。多數以色列人服完兵役后,才會進入大學就讀。軍中經歷不僅關系青年人的職業發展,也構成上層社交網絡的一部分,尤其在高科技、情報與網絡安全領域。
作為一個長年處于安全緊張狀態的國家,以色列維持著極高的國防預算,軍費常年占 GDP 的 4% 以上,并依賴美國的大規模軍事援助,包括高端武器、導彈系統與情報技術支持。據以色列媒體報道,近期對伊朗的打擊行動中通過無人機等武器的精準打擊,先后擊殺了伊朗九位頂級核科學家,而有關這些武器的詳細信息仍受到嚴格保密。
然而,這種高度軍事化的國家形態也伴隨著爭議與反思。一方面,軍隊為國家提供保護與動員力量;另一方面,持續的軍事行動和對領土的控制政策,也使得以色列在國際社會中面臨人權與占領合法性的質疑。對許多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國防軍(IDF)不只是安全力量,更是壓迫與限制自由的象征。在以色列國內,也有知識分子、退伍軍人和人權團體對軍隊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
電影《女特工》
08
大屠殺教育
1945 年之后,出于對二戰的反思,歐洲建立了一套以“記憶”為核心的道德框架,其中“反思大屠殺”成為認同現代民主的象征。納粹政權屠殺六百萬猶太人不只是歷史災難,更被塑造成道德震撼的原點,其不容置疑的地位組成了戰后人權教育、民主價值與歐洲統一的倫理基礎。
在這一框架中,“大屠殺教育”不僅是一門歷史課程,更是一種意識形態訓練:人們必須學會識別“反猶主義”的言論和潛在風險,并主動在公共言說中避免冒犯。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警覺可能演化為一種政治糾偏機制:任何批評以色列政策或質疑以色列國家行為的言論,若觸及“反猶”敏感詞匯,往往即被自動歸類為不正當,乃至仇恨言論。
近年來,以色列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軍事行動引發了全球廣泛批評,但一些學者指出,西方政治與文化界對大屠殺的反思進入了一種“道德例外狀態”。在這個狀態下,猶太民族的受難史被賦予了不容置疑的神圣地位,使得現實中對以色列國家的批評時常遭遇“歷史記憶武器化”的回應。
2023 年,德國哲學家比爾吉特·魏德林(Birgit Weydt)因批評以色列的行為被質疑為“反猶”,險些被取消其獲得的“漢娜·阿倫特獎”。這一事件反映出當前歐洲社會在處理以色列問題時的緊張心理:在“不能成為反猶者”的自我設限下,批評與反思的空間遭到壓縮。在當今的國際形勢下,或許歐美歷史書寫的下一步是探尋如何將大屠殺記憶從一種壓倒性的道德表述中解放出來,讓它重新成為反思政治、群體暴力與人類共存的起點,而非某種將現實凍結為二元對立的終點。
09
耶胡達·阿米亥
耶胡達·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是以色列的國寶級詩人,也是 20 世紀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希伯來語詩人之一。他生于德國烏爾茲堡,十二歲隨家遷至巴勒斯坦托管區。阿米亥一生多次參戰:曾加入英軍猶太旅參與二戰,親歷 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1956 年西奈戰役、1967 年六日戰爭與 1973 年贖罪日戰爭。他的詩作深受戰爭經驗的影響,既書寫創傷,也表達了對和平的強烈渴望。他曾寫道:“對于戰爭我無話可說,沒有什么補充,我感到羞恥。”在另一首詩中,他寫道:
把刀劍打造成犁鏵之后
不要停手,別停!繼續錘打,
從犁鏵中鍛造出樂器。
無論誰想重新制造戰爭
都必須先把樂器變成犁鏵。
在以色列與中東各國長期敵對的背景下,阿米亥的詩成為一種既內省又帶有爭議的聲音。“巴勒斯坦民族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曾這樣談及阿米亥:“他的詩歌對我提出了挑戰,因為我們寫的是同一片土地。他想依照自己所需來使用風景和歷史,而這基于我被摧毀的身份。 所以我們之間有一種競爭:誰是這土地之語言的擁有者?誰更愛它?誰寫得更好?”
兩位詩人以不同語言,寫下對同一片土地的愛與哀愁。阿米亥并不回避矛盾,而以一種溫和卻堅定的聲音回應暴力、信仰與歷史的糾纏。他曾自稱是“后現實主義者”,是做著“憂慮生意”的人。他不宣揚抽象的和平愿景,而是這樣總結自己對理想的理解:“我的口號,可以這么說,近年來一直是:不是‘是什么’,而是‘不是什么’。理想不是和平,而是沒有戰爭。”
紀錄片《五臺破相機》
參考文獻
1. BBC,《以色列伊朗沖突一周回顧:四大觀察要點,隔空互毆之后局勢會走向何方?》,BBC News,2025年06月20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5y25349delo/simp
2. 劉怡,《錫安重生之路:從〈貝爾福宣言〉到巴以分治》,《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48期。https://www.lifeweek.com.cn/article/7488
3. Gal Koplewitz. "Amos Oz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Hebrew Language".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2, 2019.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amos-oz-and-the-politics-of-the-hebrew-language
4. Podcast: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Information Schoo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ptember 29, 2012. https://ischool.uw.edu/podcasts/dtctw/protocols-elders-zion?utm_source=chatgpt.com
5. 胡不歸,《〈貨幣戰爭〉充滿爭議 歷史真相被妖魔化》,《中國青年報》,2008年04月08日。 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8-04/08/content_2134606.htm
6. 蔣亦凡,《險被剝奪的漢娜·阿倫特獎,和“歷史之外”的 大屠殺記憶》,《端傳媒》,2024年01月08日。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40108-international-hannah-arendt-prize-masha-gessen-israel-gaza
7. 林琮盛,《徵兵制的以色列,凝聚獨立建國的堅定意志》,《想想》,2015年4月23日。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977
8. 沈葦等,《從烏魯木齊到耶路撒冷》,《詩探索》,2015(04): 52-68.
編輯: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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