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曾有齊白石，余墨尚存人世間。
若問余墨哪里求，白石山堂少白處！

陳師曾曾對胡佩衡講：“齊白石的借山圖思想新奇，不是一般畫家能畫得出來的，可惜一般人不了解，我們應該特別幫助這位鄉下老農，為他的繪畫宣傳。”于是,1922年竟自帶上齊白石的畫到日本東京去參加畫展。后來，方有吳昌碩說齊白石“竟成大名”一事。是年，齊白石有詩記其事，題為《賣畫得善價復慚然紀事》：

曾點燕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夸；

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

自注云：陳師曾壬戌春往日本，代余賣杏花等畫，每幅百金，二尺紙之山水得二百五十金。

齊白石的這段《自注》被胡適收入《齊白石年譜》而廣為流傳。因齊白石的詩與注其重點在于“賣畫”，而非“展覽”，對后來研究者介紹此次展覽造成了混亂。如文效、仁愷編的《齊白石簡要年表》稱：“一九二二年(夏歷壬戌)六十歲。陳師曾到日本開中國畫展覽會，他的作品也同時展出。”編者文效、仁愷，即胡文效、楊仁愷。其中胡文效是齊白石的老師胡沁園的孫子，為齊喜愛的弟子。他在《年表》中把這次“展覽”記為了“中國畫展覽會”；又如，黃苗子在《巨匠的光環—白石老人逸話》一文中稱：“1922年，老人的畫友陳師曾到日本去，帶了老人幾幅畫去賣。”黃苗子是齊白石晚年的弟子，竟把這次重大的展覽描述為簡單的個人賣畫活動；另外，還有著名美術史論家林木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一書中，也這樣敘述道：“1917年還一文不名的齊白石，經‘衰年變法’后，于1922年因和陳師曾聯展于東京，大紅于東瀛，而聲譽扶搖直上。”文中把這次展覽記為齊和陳的二人繪畫聯展。如此失誤的狀況，在齊白石研究中還存在。幸好，1936年齊白石開始自述其生平，由門人張次溪筆錄，斷斷續續，直至1948年為止。最后由張次溪整理為《齊白石老人自述》，始載于《傳記文學》1963年3卷1-3期。齊白石在《自述》中較清楚地說道：“民國十一年（壬戌﹒1922年）。我六十歲。春，陳師曾來談：日本有兩位著名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來信邀他帶著作品，參加東京府廳工藝館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他叫我預備幾幅畫，交他帶到日本去展覽出售。”《自述》中說明了這次“展覽”是“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由此可知，此展非中國的單邊展覽，也非個人展，而是中日兩國之間的一次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這次展覽的全稱應為：“第二回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查閱有關資料，這樣的“中日繪畫聯合展覽”共舉辦了四次：第一回展覽1920年11月在中國北京達子廟的歐美同學會和天津河北公園商業會議所舉行；第二回展覽1922年5月在日本東京府廳商工獎勵館舉行；第三回展覽1924年4至5月在中國的北京和上海舉行；第四回展覽1926年6月至7月在日本東京府美術館和大阪市公會堂舉行。這四次的中日繪畫聯合展覽，緣起于1918年12月，北京畫壇領袖金城、顏世清出面召集了北京畫家，在為旅中日本畫家渡邊晨畝舉行的招待會上，雙方決定了由中日畫家舉辦以兩年一次的聯合畫展一事。這四次的中日聯展，它發起于民間，其主要組織成員是中方的金城、周肇祥、陳師曾和日方的大村西崖、渡邊晨畝、小室翠云等。展覽的參加者匯集了中、日兩國大多數的重要畫家，最后在第四回展覽上，才得到了中日兩國政府的后援。因此，它應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美術史上的大事件。至于齊白石參加的“第二回中日聯合繪畫展覽”，在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所藏的文件是這樣敘述的：

……1922年5月，由于前述晨畝和十畝的在東京府廳商業獎勵館舉行了第二回日中繪畫展覽。之前，金紹城、吳熙曾、陳師曾攜北京、上海畫家的四百余幅作品來日。4月25日的《中央新聞》上發表了中國一行到達東京車站和西崖、晨畝、小室翠云前往迎接的大幅照片。12月，又有北京第一收藏家顏世清（海關長、外交部顧問、文人畫家）攜所藏古畫十幅來日。

齊白石對這次參展后的結果，也有段深情的敘述：

陳師曾從日本回來，帶去的畫，統都賣了出去，而且賣價特別豐厚。我的畫，每幅就賣了一百元銀幣，山水畫更貴，二尺長的紙，賣到二百五十元銀幣。這樣的善價，在國內是想也不敢想的。還說法國人在東京，選了師曾和我兩人的畫，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日本又想把我們兩人的作品和生活狀況，拍攝電影，在東京藝術院放映。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經過日本展覽以后……我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

其他畫家參展的情況怎樣呢？《中國名畫家全集·陳半丁》一書中是這樣記載的：“1922年，陳師曾攜陳半丁、吳昌碩、齊白石、王夢白、凌直支的作品在日本展出，半丁的十幅作品被購去了六幅。”《中國近代繪畫社團研究》一書中，也記載：“參加第二次中日聯合畫展，有吳昌碩、顧鶴逸、俞語霜、王一亭等南北畫家之畫四百余件。”

>>>齊白石 西城三怪圖

由此可知，1922年在日本東京舉辦的“第二回中日繪畫聯合展覽”上，其中最大的亮點是齊白石，他所有的畫都高價賣完，法國人還把他的畫送去參加巴黎藝術展覽會，日本人還要拍電影對他宣傳，由一位中國的無名畫家而一炮走紅，這是對他“衰年變法”的充分肯定，這也成了他藝術生涯的根本轉折點。至于國內的其他畫家，卻無這樣的幸運了。如陳半丁，他是中國畫學研究會發起者之一，當時在畫壇的聲望遠高于齊白石，這次在東京展覽中，他也只是“十幅作品被購去了六幅”，價格還未知。而中國公認的畫壇領袖吳昌碩，其作品在這次展覽上的情況更加不明，查閱吳昌碩本人所有遺留下的文字資料，都沒有言及他參加了這次重要國際展覽。現在能見到他朋友或后人為他編的《小傳》、《年譜》、《年表》，都沒有他參加了這次東京聯展的記載。與齊白石得意洋洋地又是作詩又是作文的宣揚來相比，吳昌碩對這次參展選擇了“無言的結局”。因此，可以這樣判斷：吳昌碩參加這次東京的中日聯展，其作品的社會反響遠沒有達到自己預期的效果！

現在再來回味吳昌碩說“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的這句話，就明白他那時是什么樣的心境了，不禁令人發出會心的一笑。（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