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有些企業的底線是勞動法，有些企業的上限是日內瓦公約，有些企業則是根本沒有底線。

其實胖胖不舒服的一點，不是有些企業敢把違法寫進合同，而是有些職場語境中的一句話：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好像只要還有人肯低頭，這些條件就天經地義；

好像只要“市場有人愿意接受”，違法就變成了合理。

可問題是，法律存在的意義，從來不是看誰肯忍，而是用來守住底線。

勞動法不是“你情我愿”的備選項，更不是雇主和員工之間的討價還價。拿違法當條件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剝削。愿意忍，不代表合理；被迫接受，不代表公平。

最近，上游新聞就有一則報道：

6月24日，深圳一名網友趙女士（化名）反映，自己到一家甜品店應聘服務員，發現#合同上竟要求員工一天工作16小時，月休僅2天。

6月24日，該店負責人承認合同里的確有這些規定，甚至還振振有詞地表示：“是你情我愿的事情。”當地勞動部門表示，可以投訴處理。

趙女士透露，這家甜品店位于深圳龍華區東龍新村，合同上明確規定：“自行走人3天內沒有試工工資……所有崗位每月休息2天。如不安排休息算加班。

班次：中午11:00-凌晨3:00（包吃住）；

班次：中午13:00-凌晨3:00（不包吃包住）。”

期間嚴禁玩手機、睡覺，每次睡覺扣50元錢。

一天工作下來就只剩下八小時吃飯、洗澡、睡覺，還要小心別睡過頭被扣錢。

工資倒是寫得挺好看：普通員工6500元，優秀員工7000元，店長7500元。

但按時薪算下來，普通員工才13元左右，遠低于深圳市2025年2月24日最新公布的非全日制最低工資標準23.7元/小時。

趙女士最后沒有入職，坦言：“開出的工資在餐飲行業算高，但工作時長也高，折算下來就很低，這么規定誰干啊？”

而當記者以求職者身份聯系甜品店負責人，對方回應：“這你自己考慮吧。你情我愿的事，又不是勉強你來我這里上班。你可以去找那種按勞動法一天上8小時、月休8天的工作。”

看到這段話，胖胖忍不住搖頭，法律在他們口中已經變成了“理想狀態”，像是一種可望不可即的奢侈福利，而現實就是：

你要是想活著，就得接受這種盤剝。

“你情我愿”這種話，在這種場合下最讓人惡心。

因為說出這句話的人，心里很清楚，這根本不是平等博弈下的自愿，而是資源差距懸殊下的被迫。

餐飲行業大量用工，流動性極強，門檻低、招人成本低，正是依靠著這種龐大的、被迫低頭的勞動群體，某些企業才能把違法規定堂而皇之寫進合同。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們必須厘清一點，勞動合同法本質上是用來限制用人單位權力的，它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弱勢一方的基本權利。

它不是一個市場自由博弈的籌碼，而是防止雇主利用供需不平衡，壓榨勞動者底線的防火墻。

可是有些企業為什么敢明目張膽違法？

說白了，就是因為違法的成本太低。

即便勞動監察部門說可以投訴、可以仲裁，可這些手段對于普通打工者來說，并不容易。

按理說，投訴要提供充足證據，你要留存合同、錄音錄像，很多打工者根本不懂這些流程；

而仲裁周期長、流程復雜，一般人耗不起這個時間和精力；

最后，仲裁結果也未必能百分百執行，尤其是對方耍賴跑路的情況并不少見。

所以，很多人連投訴的勇氣都沒有。

因為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用人單位，還有生活的壓力。

房租要交，孩子要養，老人要看病。

你要他怎么斗？他根本沒有退路。

當違法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守法成本卻很高時，一些企業自然就會滋生出試探法律邊界、甚至無視法律的沖動。

在這個事中，甜品店的負責人反復強調“你情我愿”，其實就是赤裸裸的市場強權邏輯：

反正市場上總有人比你更窮、更愿意忍、更缺錢。你不干，自有別人來干。

這種邏輯背后，其實潛藏著一種社會毒瘤：

把“生存壓力”當成企業剝削的資源。

說難聽點，法律是給誰定的？

從理論上說，法律當然是為所有人制定的。

法律是社會規則的總和，規范所有人的行為，保護每個人的權利，維護秩序。無論你強還是弱，理論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從現實功能上說，很多法律的存在，其實是 專門用來限制強勢一方濫用資源、保護弱勢一方免受傷害的。

尤其像勞動法、消費者保護法、環境法、反壟斷法等等，本質上就是為了解決不平等的問題。

比如勞動法：

雇主和員工天然是不對等的。雇主控制資源、資本、崗位，員工只能出售勞動力。

如果沒有法律，雇主可以隨意制定條件，員工幾乎沒有議價能力。

所以，勞動法的很多規定（比如工作時間、最低工資、安全保護、解雇條件等）實際上就是強行劃出一個紅線，限制強勢一方，保護弱勢一方的生存權利。

因為強勢群體天然有能力去討價還價，弱勢群體才需要制度托底。

勞動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在雇傭雙方權力極度不對等的前提下，強行規定一些紅線，告訴資本：

再怎么缺人、再怎么供需不平衡，你也不能這么干。

而在現實里，勞動法的這種保護性往往被一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輕易瓦解掉。

表面看起來勞動法沒有被廢除，但在實際操作中，被“市場選擇”偷梁換柱掉了。

當然，很多被剝削的人自己也逐漸接受了這種邏輯。

“大家都這樣”，“起碼比別家高”，“有吃有住”，“不做這個也沒更好的工作”。

長期困在低收入陷阱中的勞動者，逐漸把法律底線當成“理想國”，把違法條件當成“現實主義”。

而當違法成為行業潛規則，整個市場競爭邏輯就徹底扭曲了。誰更敢違法，誰反而成本更低。合法守規的企業反而被逼成了競爭劣勢。

這也是為什么在某些行業，“拼狠、拼黑、拼壓榨內卷”能成為成本優勢。

你看，這家甜品店提供的所謂6500元工資，看起來還比市面上某些同類崗位的4500元、5000元高出不少，實際上是用超高工時換取的“虛假高薪”。

很多企業招人時都跟你說得好聽：“我們這工資高、福利好、食宿全包。”但真正進去干兩個月才知道：扣這扣那，休息日比上學還少，扣錢罰款也密集，最后算下來，實際時薪低得可憐。

而監管部門呢？你仔細看新聞里勞動部門的回應：“可以帶上身份證復印件、有效的勞動關系證明和老板電話過來投訴。”

很明顯，還是需要有人去舉報，才被動介入。

而大量違法行為正是利用了監管的“被動性”生存下來的。

這種監管邏輯，本身就是對法律意義的消解。

法律本來就不該靠受害人主動舉報才能執行，而應該是主動查處、定期抽查、威懾性執法。

否則，那些敢違法的企業就形成了這樣的心態：

“只要沒人舉報，就當合法。”

到最后，勞動法成了“只寫在紙上”的擺設，成了“愿打愿挨”的裝飾，成了企業口中那句“你可以去找按勞動法來的崗位”的諷刺調侃。

可實際上，勞動法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約束，而是最低最低的生存底線。

就像你不能說“你不愿挨餓，可以去找能吃飽的工作”，因為你壓根沒資格去剝奪別人正常吃飯的權利。

那在這個新聞中，胖胖會覺得底層勞動者的議價權越來越弱，而違法企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大，有些部門的執法積極性越來越低。

而這三點合起來，就是剝削型用工模式長期存在的土壤。

當這種邏輯長期存在下去，還會制造出一個畸形的社會認知：認為勞動法本身是拖累企業發展的障礙，是“畫地為牢”，是“脫離實際”。

有些自媒體和企業界人士就常常發表這種“苦口婆心”的觀點：“勞動法這么嚴，企業活不下去，勞動者反而沒工作。”

這種論調，恰好是剝削邏輯最狡猾的包裝。

因為他們永遠不會說：勞動法之所以顯得“嚴苛”，正是因為有太多企業本來就習慣了無底線的用工方式。

一旦讓所有企業都遵守法律，競爭反而回歸公平軌道，那些守規矩的企業反而能有空間。

換句話說，不是勞動法太高，而是很多企業的底線太低。

趙女士選擇不入職，曝光合同，發出提醒，這是少數勞動者在現實壓力下，仍然愿意維護底線的一次努力。

她的曝光讓更多求職者看到了問題，提醒了社會關注，也給有關部門提供了監管線索。

但歸根結底，不該讓每個勞動者去做“曝光”。

守法，本就該是企業的義務；執法，本就該是監管部門的職責。

這家甜品店的行為，只是冰山一角。

這背后，還有多少打著“食宿全包、工資高、工作輕松”幌子的用工陷阱？

背后又有多少打工者，把辛苦與委屈硬生生吞下去，根本不敢說一個“不”字？

而當剝削行為長期存在，當法律成為擺設，當“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變成公共語境時，這個社會的勞動尊嚴感也正在被慢慢蠶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