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奧多·阿多諾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會批判理論的理論奠基者。生于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晚年在瑞士維斯普度假時猝死于心臟病。 阿多諾是人類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德國近現代思想史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他更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影響了一大批左翼思想家，塑造了德國乃至世界20世紀60年代之后批判理論的版圖。阿多諾的全部著作和重要通信收集在由他的學生蒂德曼主編的《阿多諾文集》（20卷）以及正在出版過程中的《阿多諾遺著集》和《阿多諾通信集》之中，由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

論否定之否定

在上一講中，我開始著手回答這個問題，即為什么否定辯證法這樣的一個概念是必要的，以及鑒于否定性在辯證法中的決定性作用，它是否不是同義反復——各位應該還記得。首先，我簡略地提出了為這一 反對意見辯護的因素，正是通過那些因素，在黑格爾的辯證法構想中思維自身被等同于否定性。但現在我想至少暫時性地嘗試，向各位作出對這一非常重要的反對意見的回應。各位必須明白的是，黑格爾的理論在哲學史上被冠以客觀唯心主義的名稱并非偶然，它與作為主體性的否定性概念背道而馳；黑格爾辯證法中的這個否定性概念并不是最終結論，相反，黑格爾的辯證法，如果用非常時髦的話說，是肯定的辯證法。各位必須首先記住一個十分簡單明了的事實——這么說吧，容我指出一個還在第一學期、剛從中學升上來的新生的情況——那就是在算術中學到的負負得正，或者換句話說，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是肯定之物，是確定之物（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這實際上是黑格爾哲學普遍依據的假設之一。如果各位最初是外在地在三段論圖型意義上來理解黑格——關于這個圖型我在上一講向各位說過一些黑格爾的不友好之處，那么各位將碰到這樣的思想過程，即否定之否定是確定。這里所指的東西，或許能夠在黑格爾對他稱之為抽象主觀性的東西的批判上最好地揭示出來，這個批判是他通過在這種抽象主觀性的對立面樹立起來的社會客觀性的建制和形式來實現的。這個思想已經在《精神現象學》中被反復提出了，盡管其重點大相徑庭，之后又以我剛向各位說過的非常明顯的形式出現，首要地是在《法哲學》中，這個思想就是，主體，作為批判既定制度的思維主體，首先是精神解放的因素；并且主體，作為走在從單純自在存在向自為存在的道路上的精神解放的因素，陳述出其關鍵性的諸階段。這是說：在這里達到的這個階段，在其中精神將客觀性，尤其是社會的客觀性對置為獨立的和要緊的東西，這個階段首先被承認為必然的因素。但是黑格爾會指責精神，說它由此限制了自己，由此目光短淺；它將一個因素，即在其抽象性中的精神提升為唯一真實的，并由此產生如下誤解，即這個抽象的主體性（其典型如康德純粹實踐理性的主體，但在一定程度上，費希特自由的本原行動的主體性同樣也是）——也就是，主體性將自己絕對化為一個單純的因素；它罔顧這樣一個事實，它自己應該歸功于它本身的實體，歸功于它的諸形式，歸功于它按照其定在的客觀形式，歸功于社會的客觀定在；只有它將表面上與它無關的甚至是壓制性對立的制度理解為同它一樣的東西，只有它將它們理解為主體性并在其必然性中理解它們的時候，它才獲得自我意識。因此，且不說是決定性的轉變之一：黑格爾哲學的一個決定性的狡計在于，單純的自為存在，這是說：批判地思維著的、抽象的、否定的主體性——事實上在這里才出現否定性的概念——必須否定自身，必須內化它本身的限制性，以通過這種方式在它否定的肯定性中，也就是在社會、國家制度，在客觀的和最終絕對精神的制度中揚棄自身。

那種肯定的否定性大約都是這個模式：否定之否定作為新的肯定（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它就作為一個模式建構起了黑格爾的哲學。順便說一句，黑格爾哲學的一個非常引人注目，但依我看來在黑格爾闡釋中其含義還完全沒有得到澄清的特征是，盡管它是一種極其動態的思維，因此它不能將范疇看作固定的，而是看作生成的（ｇｅｗｏｒｄｅｎｅ），由此也是變化著的；但實際上它在自身中包含著無限多個不變的概念結構，包含著比它承認的要多太多的不變之物。這些不變之物，在一定程度上與這種哲學的意圖相左，一次又一次出現在如下事實之中，即某些論證的類型——如果可以這么叫的話，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以及《精神現象學》中，不斷再現。我是這么認為的——考慮到各位之中會出現未來的專業哲學家，如果我可以這么說的話；我相信，我已經多次指出這一點——，這是一項特別重要的任務，即通過對論證關聯的重復，在黑格爾的哲學中找出指示性的恒常之物。我剛剛向各位說明的因素，就是這樣的一個恒常之物，各位總是可以在黑格爾那里以不同的形態不斷發現它；特別是在黑格爾那些與內容性事物有關的，因此不是與邏輯或自然哲學的單純范疇相關的部分中發現它。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這個事實具有某種關鍵特征，這個特征或許與我今天希望各位理解的東西相反，那就是這個否定之否定，這個被黑格爾設定為肯定性的東西，在它確切的名稱之下，在實定性或實定之物名稱之下，在諾爾（Ｎｏｈｌ）所稱的《神學青年著作》中遭受了青年黑格爾最嚴厲的批判。這些青年著作的核心內容是對實定性的攻擊，尤其是對宗教和神學的實定性的攻擊，在這種實定性中，主體不是在其自身的存在，它是與主體相對的陌生之物和物化之物；并且這些作為物化之物、外在之物和各別之物的東西根本不可能是絕對之物，但這些范疇卻作為絕對之物出現：此外，后來黑格爾既沒有放棄也沒有否認這個思想，而僅僅是重新解釋了它。他總的來說很少放棄或兌現他的動機，相反只是轉變了重點；雖然有時候是以一種賦予它們完全相反的意義的方式。

我向各位簡述的論證，各位仍然可以在整個后來的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規劃中找到，比如在我剛剛給各位指出的，在所謂的“差別論文”《費希特與謝林哲學體系的差別》中再次找到。因此，根據這個批判，相對于單純思維著的和確立于自身之上的主體性的否定，肯定性在《法哲學》中得到了辯護；的確，我們今天可以說：這種強制的情況實際上是埃米爾?涂爾干的術語社會約束（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ｅ）所描述的情況的表達。現在黑格爾正確地指出了，制度是對批判著的抽象主體性的批判，這就是說，它是必要的——更確切地說，對于主體維持自身而言它也是必要的。單純的自為存在、相信自己是建立于自身之上的主體的直接性，事實上只是一種單純的幻覺。實際上，人類在這個意義上是政治的動物，即他們只有依靠社會，并且最終只能依賴被設立的社會建制才能夠生活，之后人們才將自身作為獨立的和批判的主體性與社會建制對立起來。必須首先強調的是，黑格爾通過對假象的批判，即一個次一位的東西，也就是向來本己的自身和他的意識，現在據說事實上也是絕對基礎的和首要的東西，通過對這個假象的批判，黑格爾在對社會、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洞見上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如果沒有這種黑格爾的洞見，我們今天向各位指出的那一種社會理論就根本不可能出現。因此我說，他摧毀了主體的自在存在的假象，并表明它自身就是社會客觀性的因素。并且，他進一步推導了這種必然性，即與這種抽象的主體性相對，社會因素應該作為更強有力的東西得到貫徹。但是——正是在這一點上，我想說，恰恰必須開始著手對黑格爾進行一種批判性的思考，這些思考真正來說是為一種否定辯證法這個表述作辯護——應該提出的問題是，它是否事實上被表述為必要的條件，以及抽象主體所從屬的客觀性是否事實上是更高的東西；或者它是否仍然是黑格爾年輕時候批評的東西：外在之物、強制性的集體；是否向這個被信以為真的更高的機關的撤回，并不意味著歷盡苦痛才終于贏得了其自由的主體的倒退。一種強迫機制將主體性和思維與跟思維相對立的客觀性結合起來，鑒于存在著的依存關系，并且鑒于（我想說）事實的邏輯，它之后會導向客觀性的勝利；無法看清的是，為什么通過對這種強制機制的洞見，這個客觀性就必須被必然合理地維持。這其中有一個違背良心的因素，這是我在與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爭論的時候，也就是在我們的青年時代與格奧爾格?盧卡奇的爭論中最強烈地感受到的東西；他那時正好與他所在的政黨有沖突，在這種情況下，他跟我說，他的政黨對他的處理是對的，即使他在他的思維和論證中對政黨的看法是正確的，因為政黨代表了客觀的歷史狀態（Ｓｔａｎｄ），而對他來說以及根據純粹的思維邏輯，他的更進步的狀態是落后于這個客觀狀態的。我想我不必向各位描述那意味著什么。也就是說，它僅僅意味著，更成功的、自我實現的和被普遍接受了的東西，在辯證法的幫助下，相較于由此看透了虛假性的意識具有更高的真理地位。實際上，東方的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動機塑造的。這會進一 步導致意識自己阻斷自己，放棄它自己的自由并且簡單地使自己適應更強大的陣營。在我看來這個行動是不可能得到貫徹的。

這就是我為什么會說，一般而言——我現在只使用一個這樣的模式向各位舉例說明——這個命題，即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性，是肯定，是確定，并不能成立（的原因）；否定之否定不是，或者不會自動地，并不是毫無困難地導致肯定性。今天，人們處在這樣一種狀態中，一方面人們私底下深感所有的東西都是可疑的，另一方面，這種感覺是如此強烈，以至于人們相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與之對抗，或者可能事實上沒有能夠與之對抗的東西，在普遍流傳的意識之中——與黑格爾批判的抽象主體性或抽象的否定性相反——占統治地位的是這樣 一些像抽象的肯定性的理想的東西，其意義各位已經通過卡斯特納那可敬而又相當具有男子氣概的（ｒｅｃｈｔｖｉｒｉｌｅｎ）的機智熟悉它了，他在一首詩中寫道：“卡斯特納先生，肯定的東西在哪里呢？”毫不隱瞞地說，在我看來，肯定性概念的可疑性首要地產生于流亡生活之中，在那里人們必須在十分極端的關系中使自己適應社會壓力，然后為了能夠作出這種適應，為了使對他們具有強制性的過高要求成為合理的，例如鼓勵地說——他們如此有條理地被打上了記號，就像他們必須完全認同攻擊者一樣：是的，他或她是如此積極……這意味著，一個有文化教養和靈魂細膩的人卷起袖子洗碗，或者做其他據說是對社會有用的工作。所有的東西越是溶解在對意識而言實質上是預先給定的內涵中，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形態能夠從中借鑒的就越少，所有意識形態就必然變得越抽象。對納粹分子而言，他們仍然是這樣一個種族，即使是最愚蠢的人實際上都已不再相信他們。我認為，在倒退的意識形態的下一階段中，它將是單純的肯定之物，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應該相信它，就像人們認為婚姻廣告中的“積極的生活態度”的表達是完全值得特別推薦的一樣。我甚至知道有一個叫“積極生活態度聯盟”的機構。并不像各位可能認為的那樣，是我虛構出了這么個東西，并不是這樣，它是實際存在的。毫無疑問，這個“積極生活態度聯盟”實際上變成一種訓練，通過這個訓練，人們可以丟掉比如他的語言障礙，并十分愉快地變成一個在上帝和他人面前能干的賣家。這就是從肯定性的概念中產生的東西。在它背后的是如下信念，即積極的東西自在地應該就已經是一個積極的東西，而無需詢問被接受為積極之物的東西是什么；以及是否由此簡單地得出錯誤結論說，存在于此的東西和在被設定、在此存在著的意義上是肯定的東西，由于它的不可避免性就被包裝上善的、更高級的和贊同價值的屬性——那些屬性與“肯定的”這個詞產生共鳴。如果允許我作一些語言形而上學的計算，那么十分重要且有趣的是，肯定之物這個概念的確具有雙重含義。也就是說，一方面被給定的、被設定的和在此存在著的東西是肯定的——就像人們說實證主義是遵循數據的哲學那樣。但同時具有贊同價值的、善的、在某種方式上是理想（Ｉｄｅａｌｅ）的東西也應該是肯定的（積極的）。我認為，詞語中的語義星叢極其確切地表達了在無數人類意識中發現的東西。此外，在實踐中也是如此，比如當有人被告知“肯定性的批判”是必要的；這就像我幾天前在萊茵地區的一個酒店對酒店經理說的，他應該為了隔絕可怕的噪音而安裝雙層窗戶，除此之外，他的管理是非常好的；他之后向我解釋，縱然有諸多更好的理由，但裝雙層窗戶是完全不可能的，然后他說：“但當然，我總是非常感謝肯定性的批評。”當我談到否定辯證法時，我絲毫沒有簡單地將肯定之物拜物教化這種動機，但我認為這種拜物教化具有意識形態的效果，并且與某些哲學思潮的進步相關，對此這些哲學思潮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想要以最為尖銳的方式與之相區分。必須問的是，什么是被肯認的，什么應該是被贊同（ｂｅｊａｈｅｎ）的，以及什么應該是不去贊同的，而非“是”（Ｊａ）本身已經被提升為一種價值，就像尼采在所有對生活的說是（Ｊａｓａｇｅｎ）中展示的那樣，那無疑同樣是一種抽象，叔本華那種對生活的說不也一樣，尼采的相關段落就是針對叔本華的這種對生活的說不。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可以辯證地說，恰恰是那種作為肯定之物出現的東西本質上是否定的東西，也就是有待批判的東西。這就是否定辯證法的構想和術語匯編的動機，本質性的動機。

我現在就這個模式向各位所作的解釋，是黑格爾哲學全部結構的特征，甚至在嚴格意義上，也是他的哲學的總體性的特征：就是說像人們所說的那樣，這是黑格爾哲學的秘密或關鍵點所在，所有包含于這個哲學中的諸否定的總概念（Ｉｎｂｅｇｒｉｆｆ）——不是作為它們的總和，而是作為它們共同構成的過程——應該變成肯定性，在這個著名的并且各位都熟悉的辯證法命題的意義上變成肯定性，即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正是這一點，也就是辯證法的肯定性是整體的肯定性；因為即便直到整體的每一個環節都是非理性（Ｕ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的，人們仍然能夠將整體認作是理性的——由此整體被認為是有意義的，但在我看來，它實際上已經變得站不住腳了。１９世紀黑格爾的實證主義扁平化（Ｖｅｒｆｌａｃｈｕｎｇ）就已經反駁了這一點。但是不得不說，在這個反駁中，它的結論是如此草率，并且完全沒有理解，整體的肯定性并不簡單地是指所有的一切都極好地被安排好了；而毋寧說，正是這個肯定性的整體，它無限地在自身之中得到中介——盡管如此，必須承認的是，實證主義哲學在１９世紀對黑格爾的普遍命題的批判有它的合理之處。但在今天，這個肯定性的假設，即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存在著的東西有它的意義，已不再可能了。因此存在者的總概念在一種其他的意義上被證實是有意義的，而不是一切都應該通過一個確定的、自身統一的原則，即自然統治的原則來解釋——這已經變得絕對不可能了。我不知道，在奧斯威辛之后不再能夠寫詩這個說法是否還應該維持。但在奧斯威辛之后，人們不能再嚴肅地說，一個在其中寫詩的世界曾是可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每天都面臨著相同或不同形式的新危險，我想起了越南，很可能這種危險此刻就在發生，說這樣一個世界是有意義的——對于現實的這樣一種整體狀態，人們據說能夠斷言，它是有意義的，這在我看來是一種玩世不恭和輕浮，是的，讓我告訴各位：即便在前哲學經驗的意義上這個想法也不應該被持有。一種對這一點視而不見的哲學，是帶有精神的愚蠢傲慢的哲學，這種精神沒有在自身中接納現實，這種哲學會如此斷言：盡管如此，它還是一種意義（Ｓｉｎｎ）——在我看來，對于一個還沒有完全被哲學弄蠢的人來說（因為與哲學的許多其他功能一樣，它毫無疑問能夠成功地行使讓人變愚蠢的功能），這個意義并不值得期待。在這種關聯中，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在第三帝國驟然崛起之前不久，在一個我和蒂利希共同開設的初級討論班中，一位女同學曾非常激烈地反對生存意義的概念，當她說，“生活對我來說沒有意義，我不知道它是否有意義”時，已經能夠聽到研討班上的納粹—少數派十分激動地表示不滿。我并不是想說，納粹的叫囂證明或者反駁了什么，但它畢竟十分典型。我想說，對于思維與自由的關系而言，這是一個關鍵點（Ｎｅｒｖｅｎｐｕｎｋｔ），即它是否能夠忍受認識到一種給定的現實是無意義的，能夠忍受在其中精神無法重獲自身；或者是否意識變得如此虛弱以至于如果不一再勸說自己相信一切都井井有條，就根本不再能夠自處。出于這個原因，我認為，將肯定性當作所有否定的總概念的理論建構已經不再可能了——除非哲學希望將其與世隔絕的那個壞名聲變成榮譽，如果它表現出與世界特別親密的關系，并給予這個世界以某種肯定性的意義，那么它在大多數情況下就會值得這個名聲。

通過我所說的，各位應該已經明白，辯證法的概念、否定辯證法的概念將是批判的——這也應該證明“否定的”這個術語選擇不是無關緊要的；因而它是這樣一種辯證法，對它而言重要的不是像晚期黑格爾要求的那樣，在所有的否定中找到確定之物，而是相反——它必須以批判的方式來對待這個確定之物。在此我想首先以一種完全一般性的方式提出這個論題，即我必須向各位闡明其要素和理念的否定辯證法，在本質上與批判理論是同一個東西。我認為，批判理論和否定辯證法這兩個術語指稱的是相同的東西。確切地說，或許有一個差異，那就是批判理論實際上只描述了思維的主觀方面，因此它指稱的正是理論，而否定辯證法不僅僅勾畫這個方面，而且也描述它遭遇到的現實；因此過程并不僅僅是思維的過程，而且同時也是在事物自身中的過程——這是十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這個批判特性應該被分解為一系列的因素。首先是我在上一講中已經試圖向各位闡明的那個因素，即概念與它的對象之間的關系的因素——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我們稍后還會談到這一點。我們會遇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概念與對象之間的同一性命題其實是唯心主義思維的命脈，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傳統思維的命脈；這種對概念和對象的同一性的主張與現實本身的結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否定辯證法作為批判首先意味著對這種同一性主張的訴求，這個訴求當然不能運用在壞無限中的每一單個事物上，它只能運用在本質性結構上，而哲學的興趣發現這些結構與自己相對立，并通過哲學的主題對之進行中介。此外，辯證法作為批判，意味著對作為絕對第一者和絕對承載者（Ｔｒａｇｅｎｄｅｎ）的精神的實體化（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ｅ）的批判。我記得，在流亡期間我曾有一次向布萊希特提出過這個思想（即辯證法是對哲學的批判），布萊希特對此的反應是（他當時想到的只是唯物主義辯證法），這種思想通過討論早就已經了結了，由此人們將思維轉回到一種分歧，而這種分歧已經由于虛幻的歷史進程而過時了。這個觀點我不能認同。一方面，在我看來，他利用的著作，即列寧關于經驗批判主義的著作，在對精神的實體化或唯心主義的哲學批判的意義上，完全無法實現它的理論意圖，相反它是一部徹徹底底的教條主義著作，它只是不斷地用斥責和類似的方式提出論點而完全沒有進入論證的關聯。我認為，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在如此可疑的意義上已經成為一種世界觀，而不是它一度希望成為的東西，即更高意義上的科學，真正最先進的知識狀態，這一事實與這種教條主義息息相關。但除此之外，我相信，現在有太多的理由對精神的實體化進行真正的哲學批判，因為對哲學來說，它自己的中介就是精神；就它自身而言，哲學只是并永遠只在精神之中運動——精神的這種實體化是不可抗拒的東西。我相信，每一個真正體驗過偉大哲學的人都會認識到精神第一性這個命題的暴力，就像它被包含在每一種所謂的第一哲學（ｐｒｉｍ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中那樣。一種逃避這種經驗的思維，不是在這種經驗變得可疑之后，對其自身來進行衡量，并用其本身的力量使之運動起來——任何一種這樣的思維都是非常無力的。各位不要忘記，正是因為思維發生在概念中，概念的器官，也就是意識從一開始就在一種優先位置（Ｐｒｉｏｒｉｔｔｓ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上被操縱；即使是在最輕微的意義上承認精神的優先性，無論是在作為感性數據被給予精神的給定性的形態中，還是在范疇的優先性的意義上，即使只是受到這個原則最為輕微的影響，事實上也無法再從中脫身了。黑格爾巨大的威力，就是我們今天仍然對之印象深刻的那種威力，天知道我對它是多么地印象深刻，以至于我意識到，我在這里向各位闡釋的思想，至少在傾向上，沒有任何一個不是也包含在黑格爾哲學中的。

（選自《否定辯證法講演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