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他因“蔣介石女婿”的光環，在政界軍界左右逢源，風光無限；解放后，他卻被披上“蔣介石女婿”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5年，受盡屈辱。

也許應了那句話，大難不死必有后福。

1996年，已是94歲高齡的他，在被世人冤枉詆毀了30余年后，終于守得云開日出。歷經磨難，苦盡甘來，晚年潑天富貴又從天而降，他又繼承了巨額遺產。

此前，一直默默無聞的他，開始走入公眾的視野，但這不是因為他蔣介石的女婿的名頭，也不是因為他獲得了巨額遺產，而是因為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做出的不為人知的特殊貢獻。

他是誰？他就是陸久之，一個不是中共黨員卻為黨在隱蔽戰線上默默奮斗了20多年的傳奇人物。

陸久之

• 背叛家庭，陸家大少做了“黨外特工”

1902年，陸久之出生于長沙。從明朝起，陸家就是官宦世家，家世顯赫。他的父親陸翰文武雙全，是官場“不倒翁”，前清時曾任辰州知府，辛亥革命后，先后榮登湖南財政廳廳長、全國煙酒專賣局局長的寶座，袁世凱死后，又擔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軍法處處長，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以后又做過浙江軍閥盧永祥的幕僚，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可以說，陸久之生活在這樣的大官僚家庭，是妥妥的官二代，標準的統治階級。

本來含著金湯匙長大的他，完全可以“坐吃山空”，做個紈绔子弟，悠閑悠哉地過完一生。但他的青少年時期，中國正在發生巨變，在新舊思想激烈交鋒時，他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大量地閱讀馬列書籍以及《新青年》等進步刊物，為此，父親大罵他叛逆，但他發誓一定要做個新青年。

此后，出生“羅馬”的他，開始厭惡軍閥出身和奢侈糜爛的貴族生活，一心想著去當“騾馬”，體驗感受底層人民的生活。

18歲時，他看到報上的招工廣告，就偷偷跑到上海，投考進入上海寶成紗廠當了一名練習生。

在紗廠，陸久之吃苦耐勞，為人正直，又不畏權貴，仗義執言，贏得了工友們的信任，并與蔡叔厚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不久，兩人在上海新閘路遷善里和吳淞路處創辦了上海紹敦電氣公司。

蔡叔厚

其實，蔡叔厚是中共地下黨員，紹敦電氣公司則是黨的重要的秘密聯絡站。經常出入這里的有周恩來、夏衍、葉劍英、劉曉、李維漢、邢西萍、吳克堅、李強等。就這樣，在這些早期的共產黨領導人的引導下，陸久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9月，陸久之經中共黨員徐梅坤的介紹，進入周恩來領導的上海市總工會秘書處工作，由此當上了周恩來的地下信使，即中間聯絡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蔣介石在上海利用流氓頭子陳群、楊虎等人組織工會統一委員會，任用青紅幫頭子常玉清擔任調查部長，他們到處搜捕革命志士，制造恐怖活動。

鑒于當時的形勢，黨組織安排陸久之以“工會調查員”的身份為掩護，打入魔窟，進行反跟蹤反偵察活動，刺探敵人的動向，為黨提供情報。

在南昌起義中，陳賡由于腿部受傷，被盧冬生救下送上海牛蕙霖醫生診所治療，不想這個消息被密探查到，報告給了調查組。陸久之得到這個消息后，當即報告了組織，結果特務們火急火燎地沖進醫務室抓人時，卻撲了空，陳賡已經被秘密轉移。

陳賡

還有一次，另一個特務發現了向忠發的地址，又是陸久之及時報警，他才逃出魔掌。

但幾次抓捕撲空，特務們開始懷疑陸久之是“內鬼”，但特一時半會又拿不出證據，就以改組為由，把他給解雇了。

為安全起見，黨組織就安排陸久之去廣州大浦葉劍英家里避難。一段時間后，確認他沒有暴露，葉劍英考慮到陸久之有官僚家庭的背景，又是孫中山摯友陳國權的女婿，在上海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對黨更有益處，便托曾任孫中山秘書的好友連聲海幫忙，介紹陸久之到上海招商局當了秘書，并兼任《航運半月刊》的主編。

自此，他在招商局，繼續為黨工作。

但陸久之總覺得師出無名，于是，便滿懷信心地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的要求。

不料，周恩來考慮到他這個富家少爺極度缺乏對敵斗爭經驗，委婉地拒絕了他：

“你要求入黨，我和趙世炎都可以做你的入黨介紹人。可你不入黨比入黨更重要，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可以單線聯系嘛！”

對此，陸久之一直想不通，直到1929年發生的一件事，他才改變了看法。

1929年6月，日本共產黨書記佐野學從蘇聯開會回國，途徑上海，周恩來派陳壽昌給陸久之布置任務，要他做好掩護工作。

佐野學當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為安全起見，他們便以師生相稱。佐野學在陸久之的公館里住了一月零五天，始終沒有引起懷疑。但后來佐野學在外出執行任務時不小心被發現，暴露身份后被押解回了日本。

幸虧陸久之不是黨員，否則后果不堪設想，但畢竟窩藏“共黨”，他也受到了牽連。

• 長袖善舞，日本人出錢打造了“多面間諜”

1930年1月，在黨組織安排下，陸久之逃亡日本。在日本的七年時間里，他先后進入鐵道學院和早稻田大學學習，這使他在留日學生中有了廣泛的人脈。

為了團結進步學生，陸久之便與廖承志等人組織了一個革命團體——“讀書會”，他自然也成了留學生中的明星人物，并且意想不到地有了四大收獲，這為他在日本和回國后更好地為黨工作打下了基礎：

第一大收獲，他成了共產國際的紅色特工。當時，蔡叔厚已由中央特科轉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由于陸久之在留學生中的影響力，在蔡叔厚的推薦下，黨組織安排陸久之參加了第三國際東方情報站的工作，并擔任遠東情報局東京站負責人，主要任務是收集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情報。

在流亡日本的沙文漢、陳修良夫婦等協助下，陸久之冒著九死一生的風險，混入上野圖書館偷拍到了日本軍事要塞地圖。

此外，他還通過日共獲得過不少日本軍、政界的重要情報。這些機密情報均由當時上海站負責人蔡叔厚帶回祖國。

第二大收獲，他開始為少帥張學良提供情報。進入早稻田大學學習后，名聲在外的他，被《申報》看中，聘為駐日特派記者。1930年暑假期間，他就以駐日特派記者的身份到沈陽采訪了少帥張學良。采訪中，他以在日的所見所聞，申述了日本早有侵略中國的野心。少帥從陸久之那里掌握了大量來自敵國的第一手重要情報，也激發了他的民族正義感，當場聘請他為東北文化社駐日特派記者，希望陸久之繼續將有關情況及時向他匯報。

回到日本后，他以兩個駐日特派記者的身份，廣泛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結交軍政界人士，為黨和張學良收集情報，從東京連連發回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動向的稿件。

第三大收獲，成為駐日大使館專員。1936年許世英出任國民政府駐日大使，因為他與陸久之的父親是舊交，陸久之主動攀上了這個關系，成為大使館的專員，有了這層關系，他收集情報更加得心應手。

第四大收獲，與湯恩伯成為莫逆之交。陸久之與湯恩伯早就相識，但私交并不深厚。那時，湯恩伯在日本明治大學學習法律，然而他卻對軍事專業頗有興趣，所以一心想要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但由于沒有人脈，一直無法成行。于是，他就找到了陸久之。陸久之二話沒說，就向父親陸翰求情。陸翰被兒子纏得沒辦法，就托人保薦，湯恩伯如愿進入了軍校學習。這也成了湯恩伯人生的轉折點，自此兩人成了莫逆之交。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陸久之也就隨著許世英重新回到上海。在上海，他利用特派記者的身份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1938年，經許世英介紹，陸久之混入了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站”，在軍統特務處王芃生手下從事情報工作。

上海淪陷后不久，他又迎來了新的機遇。

1940年的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在日本認識的好朋友沖野亦男。此時沖野亦男已是日本海軍武官府的一名大佐。昔日好友相見，沖野對他格外熱情，他告訴陸久之，南京汪主席正在用人之際，留日學生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如果他有意，自己愿意為他出面舉薦。但陸久之告訴他，自己無意官場，一直做記者，還是想辦報，干老本行，為中日親善和大東亞共榮做些工作。

陸久之的一番話，正中沖野亦男的下懷。經過沖野亦男的一番運作，日本人愿意出錢給他辦報。

對于這天大的好事，陸久之不敢怠慢，當即向地下黨負責人劉少文和沙文漢做了匯報。在黨組織的支持下，陸久之買下了上海租界《華美晨報》的發行權。他自任社長，聘請惲逸群做總編輯，于是，上海灘上出現了一張打著洋商招牌，利用日本人的錢，實際上是在黨的領導下，以“中日親善”為幌子，專門宣傳抗日，收集敵偽情報的奇特報紙。

在創辦《華美晨報》的過程中，陸久之還利用和沖野亦男的特殊關系，打入與日本海軍有密切關系的“海安公司”任總經理。

這期間，他利用與日本海軍的特殊關系，獲得準運證，通過瞞天過海的手段，源源不斷地把新四軍需要的重要物資運到根據地。

為了在上海收集到更多的情報，陸久之借著海安公司總經理的身份又在浦東大樓開設了“璇宮舞廳”，這樣的舞廳有日本人做后盾，自然有不少人光顧。作為老板的陸久之每天都在舞廳中“紙醉金迷”，趁機搜集大量情報，分別送往國民黨與共產黨手中。

這時候的陸久之，八面玲瓏，迎來送往，風光無限。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陸久之給新四軍送物資的事最終還是東窗事發，他被投入了憲兵司令部的大牢。在嚴刑拷打下，他堅不吐實，一口咬定自己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系，只是生意上的疏忽，最后，在沖野亦男的斡旋下，他被無罪釋放。

直到抗戰勝利，陸久之終于脫下“漢奸賣國賊”的外衣，將自己“軍統要員”的身份展露給世人。

• 喜結良緣，他成為老蔣的乘龍快婿

從事隱蔽工作，陸久之表面風光，但內心卻是痛苦的。他上不能告訴父母，下不能告訴妻兒，只能帶著面具生活，這就給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帶來了災難。

前文我們說過，孫中山的摯友陳國權是陸久之的的前岳父。陳國權不僅是孫中山的摯友，他還曾創辦并出任過“中美英聯誼會”會長，與伍廷芳等外交名人齊名，1925年陸久之娶了他的女兒陳宗蕙。

陳宗蕙

兩家都是名門望族，可謂門當戶對，起初兩人感情如膠似漆，舉案齊眉，婚后不久便有了第一個孩子，便是大女兒陸蓓莉。

但由于后來陸久之長期從事地下活動，出于保護自己以及方便收集情報，他開了舞廳，不得不混跡于三教九流之中，經常徹夜不歸，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由此也引發了家庭危機。但保密工作的需要，他又不能說出實情，以至于誤解不斷加深，陳宗蕙心靈備受煎熬，最終患上了精神分裂癥，抑郁而終。

陳宗蕙離世后，陸久之痛不欲生，每當夜深人靜，愧疚和孤獨就不斷地折磨著他。在痛苦的煎熬中，他度日如年，直到他遇到蔣介石的女兒陳瑤光并與她喜結良緣后，他才走出了喪妻陰影。

有人可能會有疑問，沒聽說蔣介石還有女兒，難道是私生女？

大家都知道，蔣介石一生共有四段婚姻，一生中只有兩個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蔣經國是他與原配毛福梅的孩子，蔣緯國身世則始終是個謎，據說他是戴季濤與日本護士重松金子的私生子。

1921年，34歲的蔣介石看上了浙江紙業大王陳鶴峰15歲的女兒陳鳳。癡情的他向陳鳳聲稱自己已經與原配及侍妾脫離關系，并許諾“你將是我獨一無二的合法妻子”。在巨商張靜江的撮合下，他抱得美人歸，并將陳鳳改名陳潔如。

蔣介石與陳潔如

婚后，兩人感情日深，但遺憾的是，他們一直生不出孩子。

在黃埔軍校期間，有次，一個期盼生男孩的華僑，又生了個女兒，就想送人撫養，正巧被去廣州平民醫院參觀的廖仲愷夫人何香凝遇上，她憐惜這個孩子，就抱回家中收養。碰巧陳潔如來家里拜訪，她看到此女后喜愛之情溢于言表，何香凝明白陳潔如很想要收養這個孩子，便忍痛割愛讓給了她。

蔣介石只有兒子，沒有女兒，這時得一乖巧可愛的女兒，很是高興，視為掌上明珠，特意取小名為“陪陪”，大名叫蔣瑤光。

蔣瑤光

1927年8月，陳潔如離開上海前往美國，她把養女交給母親撫養，1933年，陳潔如回到上海，此時已是物是人非。蔣介石出于政治考慮，娶了宋美齡，便解除了與陳潔如的婚姻關系。陳潔如將女兒改名陳瑤光，獨自帶著她居住于當時上海法租界的“巴黎新村”，母女倆相依為命。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時正值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早已陷落于日本人之手，蔣瑤光此時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情竇初開的她，愛上了一個朝鮮男人，并且不顧母親反對嫁給了他，還生了兩個兒子。

誰知這個姓安的朝鮮人是日本間諜，日本投降后，他懼怕自己的間諜身份被人發現，便匆忙逃回韓國，拋下了陳瑤光母子。

這段失敗的婚姻，對陳瑤光影響深重，她的人生也由此變得暗淡無光。

1946年秋，陸久之受邀參加湯恩伯的秘書長胡靜如的夫人周安琪舉辦的宴會，在這次宴會上，他遇到了比自己小20多歲的蔣瑤光，兩個同病相憐的人一見面，便心心相惜，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

由此，陸久之就成了“蔣介石女婿”。

• 臨危受命，冒死策反湯恩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漢奸”陸久之便以“軍統特務”的面目出現在世人眼中，不久，又搖身一變成為了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大員，這得歸功于湯恩伯。

前面我們說了，在日本留學時，湯恩伯與陸久之成為莫逆之交。陸久之這個人很講義氣，本著送佛送到天的想法，他決定好人做到底。在湯恩伯回國后，他又鼓動父親繼續動用人脈關系幫助湯恩伯。于是，他的父親陸翰就向蔣介石身邊的紅人并且歷任國民黨要職的陳儀極力舉薦了湯恩伯。在陳儀的運作下，湯恩伯得到了蔣介石的重用，成為他的三大寵臣之一。

陳儀

湯恩伯也是重情重義之人，抗戰勝利后，此時已是第三方面軍總司令的他，負責接收上海，就投桃報李，委任陸久之為少將參議，作為接收大員，專門負責對日僑日俘進行宣傳教育工作。

有了這個護身符后，他按照組織的要求，在上海成立了《改造日報》，一方面向戰犯們宣傳和平，另一方面則作為黨的傳聲筒對外宣傳黨的宗旨。為了掩人耳目，陸久之還邀請湯恩伯擔任日報的董事長。

但是，報紙對黨的宣傳，還是戳中了國民黨的“肺管子”。湯恩伯一氣之下，關停了事。

到了1949年初，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已經解放，鑒于上海是當時遠東第一大城市，黨中央考慮要首先爭取和平接管。

而當時坐鎮上海、手握重兵的關鍵人物就是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如果能順利策反他起義，解放軍便能順利渡過長江，京滬杭地區也就由此和平解放。

湯恩伯

這個重任再一次落在了陸久之的身上。

當然，陸久之深知有前車之鑒，自己此行無異于把“腦袋別在了褲腰帶”。

在此之前，湯恩伯的“軍師”周天繆因規勸湯急流勇退，進行起義，被其暗殺。而他的伯樂“恩師”、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陳儀，也因奉勸他能全軍起義，而被他立即向蔣密報，落得了被軟禁的下場。

但為了黨的事業和上海人民免遭戰火，陸久之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仗著與湯恩伯是“兄弟”，又是蔣介石的乘龍快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誰都知道他與湯恩伯的特殊關系，他就大搖大擺地直接去辦公室找湯恩伯，但幾次都落了空，于是，他索性在湯公館住了下來，終于在一天深夜等到了湯恩伯。

一見面，陸久之就單刀直入，問他一旦解放軍渡江，他將如何應對？此時，湯恩伯還抱有幻想，認為有長江天險和穩如泰山的上海防御工事，完全可以與共軍抗衡。陸久之隨即曉之于理，動之于情。他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希望湯恩伯效仿傅作義，順從民心，遵從民意。

當晚兩人坦誠相見，相談甚歡，湯恩伯有所觸動。

第二天一早，兩人繼續懇談，再次規勸湯恩伯希望他能早日下定決心，不要變成民族的罪人。終于湯恩伯說出心里話：

“上海是我從日本人手里接收的，我不想成為民族的罪人，我會將上海完整地交還給上海民眾的?！?br/>

4月23日南京解放，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直撲上海，陸久之也向湯恩伯做了最后的游說，敦促他盡快下定決心進行起義，做傅作義第二。

正在這個關節口，蔣介石也許嗅到了不同尋常，4月27日父子三人親自抵達上海督戰。

蔣介石父子

陸久之覺得形勢已經刻不容緩，便向湯恩伯再次獻策：

“太好啦！蔣氏父子三人的性命，都在您手里了，機不可失，希望你能當機立斷，那么你將永遠名垂青史了。”

就在此時，門外突然傳來警衛報告的聲音，進來的正是蔣經國，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也使得陸久之對湯的策反工作戛然而止。

后來，蔣介石把湯恩伯叫到停泊在長興島附近的軍艦上，陸久之再也沒有機會見到湯恩伯，對他的策反被迫中斷。

1950年4月，陸久之又接受了一項新的艱巨任務：

到日本策反國民黨政府駐日軍事代表團。

之所以選擇他，一是因為他在日本留學七年，二是他的叔父陸矩吾是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的機要秘書。

在他的努力下，代表團中的謝南光、鄭鼎安、吳文藻、吳半農等人宣布起義，他們果斷脫離了代表團，由日本經香港回到北京，受到了中共有關部門的熱烈歡迎。

1955年，陸久之因為潘楊案影響，被判處刑期十五年。后在周總理的干預下，1962年被提前假釋出獄。文革中，他又因是“蔣介石的女婿”，而被戴上了“潛伏特務”、“漢奸”的帽子，只能在街道上掃垃圾、在窯廠做苦工，逐漸變成了一位無家可歸的孤獨老人。最后在中央統戰部的協助下，他改名易姓躲藏了起來，并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

陳潔如和陳瑤光則在周總理的關心下，去了香港生活。在香港期間，陳潔如寫了回憶錄，詳述了她與蔣介石的愛情悲劇。國民黨為阻止其出版，指使某出版商將書稿高價買下，直至蔣氏父子去世后，這本書才得以出版。1971年陳潔如在香港病逝，其女陳瑤光繼承了她的巨額財產和圖書版權，同時，也繼承了《兩蔣日記》的出版權以及蔣家部分的家產。

1983年陸久之前去香港探親，陳瑤光希望他留在香港生活，共同繼承巨額遺產，被陸久之婉拒，不久他便返回上海。就這樣，夫妻二人一直分居生活。

直到1996年，高齡94歲的陸久之的革命功勞才被肯定，上海市委肯定了他的全部革命歷史和革命貢獻，參加革命的時間追溯到追隨周總理開始革命的1926年，并按照副市級待遇享受離休生活。

至此，陸久之的紅色特工傳奇才被世人所知并廣為傳頌。

2008年2月12日，陸久之在家中逝世，享年106歲。

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紅色特工，默默地為黨在隱蔽戰線上工作了20多年，既享受了榮光，又受盡了屈辱，依然不改初心，這是怎樣的胸襟和氣度呀，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致敬我們隱蔽戰線上的英雄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