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德國大眾和保時捷兩大汽車巨頭高調宣布進軍國防工業時，歐洲輿論嘩然，全球資本市場也短暫震蕩。在人們還沉浸在“綠色出行”“智能駕駛”的幻夢中時，這些昔日象征工業文明與消費文化的品牌，卻正悄然將產線導向軍火制造的方向。這不是突發奇想，而是冷靜精算下的戰略大轉彎。大眾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在一個戰火逼近、盟友分裂、能源焦慮重塑全球格局的時代，“造車”已不再是最安全的生意，“造武器”才是真正的通行證。

這一輪“民轉軍”，不是企業逐利行為那么簡單，而是整個歐洲體系性的戰略轉型縮影。從歐洲理事會批準馮德萊恩提出的“重新武裝歐洲”8000億歐元計劃開始，傳統秩序的界限已悄然被打破。特朗普在今年重返白宮的強硬政策，更像是擊碎幻想的重錘，令歐洲各國在安保領域猛然驚醒：北約不再是“保命保險”，美國承諾隨時可能變卦。面對現實，歐盟開始系統性投入構建“自主安全”的機制，而車企進入軍工，恰恰是這一機制最前線的體現。

大眾的表態堪稱劃時代。將民用工廠轉為軍工用途，不僅是對產能閑置的再利用，更是對國家防務的一種政治性響應。作為德國制造的門面，大眾此舉無疑打破了產業的傳統邊界。保時捷的200億歐元投資計劃也非心血來潮，而是早有準備的“硬轉向”。特別值得警惕的是，這些民用品牌本就有深厚的軍工基因：大眾在二戰中為納粹生產軍車，保時捷設計過虎式坦克，寶馬起家于戰斗機引擎……如今不過是“歸隊”。

這場轉型的底層邏輯遠比市場表面信號更加冷峻。一方面，歐洲傳統汽車產業正陷入泥沼，電動化轉型滯后，智能化方向被中美遙遙領先，尤其在電池、芯片、算法三大核心領域處于結構性劣勢；另一方面，新能源革命打破了燃油車長期穩坐的成本—利潤平衡，大眾在歐洲的諸多工廠正面臨“產能空轉”與“人力冗余”雙重危機。

大眾的奧斯納布呂克工廠年產能40萬輛，卻只運行三成。寶馬、奔馳的全球市占率降至17.3%，創五年新低。這種局勢下，繼續在電動車戰場硬拼，無異于戰略自殺。而反觀德國軍工企業，如萊茵金屬，訂單爆棚、股價十倍飆升，簡直成了資本眼中的“戰爭金礦”。與其死守夕陽，不如換道“殺入”風口。這不是投機，而是企業自救。

當然，這場轉型并非沒有風險。首先，歐盟政策本身就存在不穩定性，南歐怕財政崩潰，東歐不滿貸款機制，各國對“重新武裝”計劃分歧重重。一旦內部扯皮拖延，資金分配不公，傳統車企的轉型計劃很可能陷入“半拉工程”的泥潭。其次，軍工門檻遠高于普通制造業：北約認證耗時長、流程復雜，訂單獲取周期至少兩年起步，零部件與原材料供應早被老牌軍工企業預先鎖定，大眾們只能靠邊站隊。更別提技術壁壘與信任體系，軍方從不會輕易將訂單交給“新兵蛋子”。

但即便如此，大眾和保時捷仍義無反顧。為什么？因為這是整個歐洲傳統產業的“生死選項”。汽車業與軍工的技術關聯度極高，底盤、引擎、傳感器甚至自動駕駛系統都有直接移植可能。據麥肯錫測算，將現有汽車廠改為軍工產線的成本僅為新建軍工廠的35%。這意味著，車企有望以極小的投資撬動極高的利潤率。這種“輕裝上陣”能力，是它們少有的優勢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民轉軍”并非歐洲獨創，美國、日本甚至俄羅斯都有相似經驗。馬斯克的SpaceX就是軍民融合的典范，日本三菱依靠民用制造成功打造軍艦與導彈系統。唯有俄羅斯Optron-Stavropol因政治制裁折戟，成為負面教材。這說明，在一個充滿博弈與不確定性的世界，誰能迅速完成民軍技術轉換，誰就可能在新一輪軍備競賽中占得先機。

本質上，大眾與保時捷的選擇，并非“偏離商業邏輯”，而是緊貼全球戰略邏輯的順勢而為。當產業全球化的黃金時代落幕，歐洲發現“和平紅利”正在枯竭，必須尋找新的增長點。而軍工，不僅是現金流穩定、利潤率極高的藍海市場，更是地緣政治護城河的一部分?？梢灶A見的是，未來將有更多“制造業老炮兒”轉向軍火賽道，軍民邊界將日益模糊，企業不再只是市場主體，更是國家戰略的行動者。

大眾的軍車一旦駛下生產線，意味著歐洲民用產業結構將徹底改寫。這場“從車輪到炮管”的戰略躍遷，不只是歐洲車企的生死實驗，更是一個舊時代退場、新博弈格局登臺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