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煒的新作《唐伯虎傳》是他十多年來完成的第5部重要人物長篇傳記，這部書也實現了他的心愿，即為“劃時代的藝術大家”“首屈一指的明代兩大才子”唐伯虎、董其昌分別立傳。在給董其昌立傳時他說：董其昌是“一位連遠足都須向人借錢的窮書生”，最終卻成為“德高望重的文壇領袖”，但“這個人實在太撕裂，有人夸他藝術大師，有人罵他流氓惡霸”，“注定他是一個極為重要又很復雜的人物。”而今次為“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唐伯虎立傳，孫煒同樣選擇了一個復雜而重要的傳主。與董其昌相比，唐伯虎還是一個被深度“符號化”的人物。因為唐伯虎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家喻戶曉式的“先入為主”，給傳奇化、刻板化和概念化了。為他立傳，必須有更充分的史料、更多耐心、花更大力氣去“剔除浮相、還原真相”。孫煒為此耗費了十余年心血。

說到唐伯虎，民間印象就是“點秋香”，就是“風流一段誰消受”的青樓夜眠，就是“迎娶青樓沈九娘”的離經叛道，就是“酒醒只來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的桃花塢，就是“睥睨一切”的淺薄輕狂和玩世不恭。或者正好相反，他是少有的“一第不足畢其長”的當世奇才，“首領明后期畫壇”的劃時代書畫大師。總之，五百年民間演繹，唐伯虎已披滿“奇光異彩”。而后世文章著作、戲劇影視，更“過猶不及”地按照“民間意愿”“市井趣味”進行再定義、再塑造，進一步將之“臉譜化”和“深度概念化”。在民間，唐伯虎已不是豐姿楚楚、倜儻瀟灑的“風流才子”，而是只剩“風流”兩字。

《唐伯虎點秋香》劇照

與以往同題傳記明顯不同，孫煒更多地用“學者般”詳實的史料、“作家般”全景的描繪、45萬字之巨的傳記體裁，嚴肅嚴謹地還原了一個復雜人物，跌宕有致地描繪了一個獨立靈魂，并通過最大程度的史料收集，再現了人物的歷史真實，就像學者何家英評論的那樣“或是所見唐寅傳記中最接近歷史真實的一部”。

在孫煒筆下，唐伯虎是一個天授奇穎、平民出身、性格放浪的天才少年，然而他命運多舛。25歲，唐伯虎就“哀亂相尋”“喪車屢駕”，一年多時間“六口之家”痛失四位至親。好在行為放浪卻“嘗負凌軼之志”。29歲達到人生光耀的頂峰，榮膺解元。但禍從天降，30歲即身陷“會試舞弊案”，人生突現“懸崖式跌落”。在歷經“迷惘幻滅”的重大精神打擊、徹底失去天下書生視之為唯一“正途”的“進身之路”后，33歲的他不得不“末路求生”，通過“鬻書賣畫”走上職業書畫家的“拓荒之路”。不過，這一“無選之選”讓他“甜嘗”了書畫創作的才情迸發，也“苦嘗”了生活的艱辛起伏。然而他注定是個“人言死后還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場”的不凡人物，內心深藏的“科場不甘”，仍使他在45歲時險些在“寧王之亂”中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可幸的是，他的非凡才華與刻苦精進，不僅創造了劃時代的藝術成就，也救贖和慰藉了他一生未變的“名不顯時心不朽”的人格精神。但個人力量終究無力抗拒一個時代和個人命運的狂風巨浪。晚年唐伯虎一方面“年來避事縮如龜”，一方面“只當漂流在異鄉”。54歲去世時，還需要親友湊錢為他安排后事。

寫唐伯虎，難點并不在他人生的跌宕多變，真正難點反倒是他始終搖擺于矛盾與沖突的兩面。才情橫溢又命運不濟，深省自勵又肆意放縱，腳踏實地又淺薄狂傲，精研詩畫又迷戀青樓，安命順變又不甘平凡，反叛世俗又難舍正途。孫煒的成功，恰恰是看到這絕然相反的兩面，恰恰在于他直面這些矛盾的本身，并深究細研這些矛盾產生的起因和根源，特別是追尋和破解“矛盾何以統一于傳主一身”的深層原因。比如，他不吝筆墨描寫了唐伯虎高中解元后“人來瘋”般的亢奮。在某尚書一句“當以魁解處之”的贊語后，連珠炮似地撰寫數十篇《廣志賦》，以竭力自薦、展露才華。以及滯留南京的數月中，忘乎所以地整天出沒于“繁花流鶯”之地。而相反，在誤入寧王府面臨殺身之禍后，又不惜裝瘋賣傻、自辱示人，以求逃過一劫。更“反常”的是，他在近50歲的知天命之年，竟然反拜與之同齡的好友文徵明為師，“寅師徵仲，惟求一隅而坐，以消镕其渣滓之心耳”。而其時，唐伯虎是“天授奇穎，才鋒無前”，文徵明是“三十多年科考，八次落榜，大器晚成”。唐伯虎就是這樣，幻滅時“盡把金錢買脂粉”，覺醒后“鏡里自看成大笑”，失落時“半醒半醉日復日”，勵志后“再挑燈火看文章”。他充滿情緒，充滿反復，也充滿真實。孫煒正是通過種種對立的矛盾反差和沖突對比，讓筆下的傳主豐滿而真實、沖突而可信。

唐伯虎《秋葵圖》扇頁

在這本書里，孫煒還精心鋪陳和解開了一個“縈繞在讀者內心的重要謎底”，那就是像唐伯虎這樣一個行為放浪、性格反叛、狂傲不羈、情緒起伏、“許多性格行為都與天才因素強烈對沖”的“末路之人”，為什么反倒會獲得巨大和前所未有的成功？他的成功除了不可忽略的“狂生非真狂”的個人因素外，深層次的時代和社會因素又是什么？唐伯虎在跌宕起伏、幻滅重生的人生中，其背后重要的推動力量是什么？這些問題往往是人物真實和歷史可信的關鍵支撐，是人物傳記作品的重要底色，也是此類作品避免“流水賬式生平書寫”的最大難點。孫煒與其他作者不同，他恰恰在這方面投入了極大關注、傾注了濃重筆墨、展現了獨特視角。比如，他看到了明中期“政治開明、社會穩定、民間生活相對富裕”的特定時代背景，發現了弘治年間“年均財政收入是永樂年間的8倍之多”的強勁經濟支撐，梳理了當時藝術創作和藝術品收藏興盛的必備條件，描繪了明中期商品經濟萌芽背景下“書畫藝術品市場從萌芽狀態徹底蘇醒、呈現出勃勃生機”的市場環境，解釋了職業書畫家“以畫謀生”得以生存發展的現實可能。同時他還清楚地看到蘇州地方“名士主持、俊士薈萃，鴻儒碩彥、代不乏人”的文化氣象，蘇州書畫界“名家林立、前映后照、詩畫成就、引領全國”的人文氛圍，蘇州文壇“前輩汲引后進，而后輩亦皆推重先達”的溫良士風，蘇州文士間“突破地位、年齡、輩分的限制，以文會友，以文求師，互相提攜”的文化傳統。尤其看到了少見的蘇州“文人圈”前輩對后進甚至“浪子”近乎“親子般”的社會包容。像文徵明之父、蘇州士紳文林，對唐伯虎“視之如子”“一聞寅縱失，輒痛切督訓”；蘇州狀元吳寬，以二品老臣的身價為“會試舞弊案”后的唐伯虎寫求情關照的《乞情帖》；對傲氣十足甚或冒犯的唐伯虎，吳寬非但不生氣、反而驚呼“蘇州還有這等人才”，等等。蘇州的同輩好友也都赤膽真心、直面規勸。像祝枝山，喊出“褫襕幞，燒科策”來警醒和棒喝混日子的唐伯虎；文徵明不惜與之絕交來反對和規勸他的“大逆不道”，等等。正是基于這樣的豐富史料、獨特視角和關鍵剖析，書中的唐伯虎才抹去“人為光環”而變得現實，剔除“傳奇夸張”而變得真實，也讓讀者真正找到唐伯虎得以重生的本質原因。這也是這本傳記的著力之處、成功之點和價值所在，也是作者孫煒獨到的審視眼光和深厚的研究功力。

唐伯虎《行書致款鶴》手札

其實寫人物傳記，致勝法寶還是對史料的充分占有和對史料的深層發掘與發現。現在寫史普遍“四缺”：缺一手史料，缺客觀可信史料，缺基礎和活態史料，缺對現有史料的甄別。而孫煒的成功，就在于他成功擴大了一手史料，有效擴充了可信史料，廣泛補充了旁證史料，甄別剔除了訛傳與演繹史料。孫煒閱讀與參考的史料十分廣泛，從明代正史到地方文獻、從傳主文集到年譜尺牘、從人物小傳到家族宗譜、從詩畫題跋到旁人評價、從傳主主線到關聯人物、從當世記述到后世評說、從歷史館藏到境外收藏，幾乎無所不包、盡可能覆蓋。孫煒甚至從同學孫思和家里的一本厚厚“賬薄”，發現了唐伯虎于某一時期集中創作的“作品清單”。如此了得的細致功夫實在令人稱奇。尤其值得一說的是，孫煒還超越一般傳記作者“就文字找史料”的慣常做法，花更大功夫去尋找和開拓另一種“觀察路徑”，即通過“錨定遺存至今的那些重要作品”去“追尋那些已經遠去的人物與事件”，讓“不會說話”的書畫作品“竭盡全力還原他們真實的樣貌”。比如，正德元年唐伯虎所繪的《王濟之出山圖》，不僅在作品中看到了他“樹石學李唐，人物仿公麟，而車中傳神，不減長康”，用心繼承歷代前輩傳統畫風的藝術追求，而且延伸解讀了唐伯虎與名相王鏊之間深厚的師生關系，以及當年唐伯虎“借船追隨”“千里禮送”王鏊進京上任的名人軼事和歷史名場面。此外在作品長卷及題跋中，還深入發現了蘇州名流圈祝允明、徐禎卿、張靈、吳奕、盧襄、朱存理、薛應祥等人物的題詠作品，側面反映出當年“名士雅集”的社會風尚和文人圈的人物關聯……由一幅作品讀出如此之多的歷史信息，這是以往單純文字史料完全難以達到的效果和高度。而對此種“紀事類書畫手卷”的細膩解讀，全書比比皆是，自然也驚喜迭出。這可能也是這部傳記的一大顯著亮色。而這亮色，又完全基于作者30多年在藝術品收藏鑒賞界的長期扎根和深厚積淀。

唐伯虎《枯木寒鴉圖》扇頁

孫煒是一位藝術收藏史研究學者、資深媒體人，但同時也是一位深諳文學之道、著有長篇小說的實力作家。他憑借作家特有的駕馭“多人物、多場景、多線索”的復式敘事能力，使這部“帶有史料考證”的人物傳記較一般作品更厚實，也更具文學性和可讀性。全書布局既按時間線、心理線，又按事件線索、情緒發展，多線統一、靈活穿插。這樣，不僅打破了刻板的時間走線和按生平大事單線鋪展的機械枯燥，又時刻抓住讀者的關注力、求索欲和興奮點。從全書章節名稱看，也是虛實相間、靈活多樣。有寫實的“南京解元”“會試舞弊案”，也有寫虛著意的“生活不相信眼淚”“人生如戲不是戲”。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多人物線設置”的蘇州文人圈群像塑造。在整個作品中，真人實名的人物多達數十位，上到政壇名流、文壇領袖吳寬、王鏊；下到秀才布衣劉嘉、朱存理；橫到書畫大家沈周、李應禎、祝允明、仇英，縱到與唐伯虎命運交織的至親好友，張靈、文徵明、徐禎卿、都穆、徐經、王寵等，蘇州文人圈幾近“一網收盡”，而且都“貫穿成線”。而從敘事線索看，他巧妙地將“明中期政治經濟社會的演變、蘇州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生活生態、明代科舉制度的形式內涵、中國繪畫史至明代的脈絡線索、吳門畫派的師承關系、中國書畫收藏第二高峰期的興盛變化”等廣泛的背景線索，復雜而清晰地交織于主脈主線，豐富而厚重地展開其“龐大的時代敘事”。這也使得這部作品除了人物傳記的本體外，還可以當作明代經濟社會史來讀，當作文化史、書畫藝術史、藝術品收藏史來讀，甚至可以當作明中期蘇州地方文化的“精致讀本”來讀。在寫作手法上，更是靈活多樣。比如，大篇幅使用“反襯”手法。傳記中特別鋪陳描述了一批唐伯虎同時代的“圈中人物”，像同樣是才子但比唐伯虎更“放浪”的酒友張靈、與唐伯虎同列四大才子但“大器晚成”的文徵明，等等，孫煒通過精心設計的“對比敘述”甚至“交織描述”，通過對他們性格特征、處世特點、志趣追求、價值選擇以及成長軌跡的對應描寫，反向突顯唐伯虎與他們的差異區別，塑造唐伯虎更為鮮明的人物個性和獨立行為。其中對同陷“會試舞弊案”的同行考生徐經、主考官程敏政“悲涼結局”的對比描述，更反襯了唐伯虎及時“摒棄功名、投身書畫”的正確和明智選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伯虎最終成功的因果必然。這是高超的敘事駕馭方式與功力。

唐伯虎《步溪圖》軸 請橫屏觀看

作為作家，孫煒還有一種對人物心理變化細膩捕捉的獨到能力。歷史人物離我們已經遙遠，捕捉收集他們生平中的重大事件，可能比較現實。而要捕捉他們微妙的心理變化，似乎不太容易。但孫煒具有作家特質，他完全不滿足于僅對人物“粗枝大葉”的事件描寫。那種對人物傳神出彩的情感捕捉、對人物形象的深刻塑造，才是他更為著迷的追求。全書中，孫煒以他厚實的功底、充分的前期準備，在唐伯虎每一個重要人生時刻都找到了相應的最具意味的細節史料。比如，父母雙亡后的內心打擊“殺身良不惜，顧乃二人憐”，高中解元后的忘乎所以“紅綾敢望明年餅，黃絹深慚此日書”，進京會試前的志在必得“功成事遂，身斃名立，斯亦人士之一快”，“會試舞弊案”后的悲忿無奈“人生不忍將奈何？”，人生低谷時的精神迷惘“是非顛倒人間事，問我如何總不知”，職業選定后的內心平靜“生意宜從穩處求，莫入高山與深水”，創作進入高峰期的暢懷得意“千金良夜萬金花，占盡東風有幾家？”正是這些對“感情起伏”的細膩捕捉，使得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且可與之對話的鮮活人物。可以說，所有的真實都沒有情感更真實，所有的史料記錄都沒有情感記錄更生動。這也是這本書與眾不同的亮點。

孫煒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對歷史疑點的求證甄別。這本是史家的任務。但作為歷史人物傳記，尤其是已被民間“帶偏走遠”的傳奇人物，“正傳不正、正傳存疑”總是缺憾。比如，作為唐伯虎人生重大轉折的“會試舞弊案”，其告密者究竟是誰？是明清文人筆記中紛紛指向的同科考生都穆嗎？為求證真正的告密人，孫煒從“會試后唐伯虎與都穆的關系變化、受害者徐經家族和唐伯虎的師友們如何看待都穆、唐伯虎女婿王陽的說法是否可信”等多個關鍵視角進行嚴密論證，儼然是一篇學術論文和探案小說。再比如，已被民間完全強加附著的“唐伯虎點秋香”，他也同樣以詳實的史料和可信的邏輯進行了“正本清源”，找到了“張冠李戴”的“張家”與“李家”。特別是孫煒還找到了后世杜撰者之所以將之“混淆拼湊”的起因和由頭。而從人物傳記寫作的本身來看，這種融史學考證與文學描繪于一體的寫法，也事實上拓展了傳記寫作中新穎的具有思辨和力量感的書寫樣式。

《唐伯虎傳》是一本耐讀的傳記。它根植于史學與藝術史、收藏史等研究的基礎土壤，同時又充滿文學創作的塑造力；它堅持從還原人物“歷史真實”出發，透過時代的迷離曦光，一路穿行于紛繁特殊又起伏多變的轉型年代；它以蘇州為舞臺，聚焦并呈現了明代蘇州具有“現象級”意義的一方社會世象。

（作者：李亞雄，常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