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羅·肯尼迪（Paul M. Kennedy）

英國歷史學家，曾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任皇家歷史學會會長。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重點研究和講授當代戰略和國際關系，是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的客座研究員和客座教授，出版有多部有關海軍史、帝國主義、英德關系、戰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在世界史學界享有頗高聲譽。

這一章的節標題，不僅包含著年代的變化，更重要的還意味著方法論的不同。即使是最近的過去都已成了歷史，盡管偏見和資料的問題曾使前10年的歷史學家很難把事物的暫時現象和本質區分開來，時至今日，歷史學家卻依舊根據同樣的學術原則行事。然而，論述當前如何向未來演變的著作，即使是討論業已出現的趨勢，也不能自以為它就是歷史的真理。從以檔案材料為依據的專著到經濟預報和政治預測，不僅原始材料發生變化，而且所寫的東西是否正確也不能肯定。在處理“歷史事實”時，盡管經常遇到許多方法論方面的困難，但過去的事件，如皇太子被刺殺和軍事失敗等，事情畢竟確已發生。而關于未來，我們能說的連這樣的確實性也沒有。預料不到的事情，純粹的偶發事件，發展趨勢的突然中止，都可以使本來最合理的預測歸于破滅。如果不是這樣，那也只不過是預言家走運罷了。

《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沖突》（上下冊）

[英] 保羅·肯尼迪 著

王保存 王章輝 余昌楷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3年2月

那么，我們只能根據當前全球經濟和戰略的趨向做出合理的推測，而這些也只能是暫時性的和猜測性的，不能保證所有的（或任何一項）推測都成為現實。過去幾年業已發生的美元國際價格的起落和1984年后石油價格下跌（對蘇聯、日本、石油輸出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給我們提出很好的警告，說明不能根據經濟動向來做結論；而且，政治和外交世界是從來沒有直路的。許多著作中論述當代事務的最后章節，僅僅在幾年之后就要根據后來的認識加以修改。要是本書這一章能經久不改，完美無瑕，豈不怪哉！

對過去5個世紀以來大國的興衰作一簡要回顧，也許是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本書的一個論點是，世界上有一種變革的動力，這個動力主要由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所驅動，然后對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軍事力量與各個國家和帝國的地位都產生影響。世界經濟變化的速度之所以快慢不一，就是因為技術發明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本身是參差不齊的，它們受著各個發明家、企業家，以及氣候、災害、戰爭、地理、社會結構等情況的制約。同樣，由于技術、生產和貿易方式的變化，以及對增加生產和財富的新方式的接受能力不同，世界不同地區和社會都有過或快或慢的增長速度。世界一些地區崛起了，另一些地區則相對或者（有時則是）絕對地落后了。所有這些都不足為奇。由于人類具有改善自身條件的本能，世界的發展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人類智慧從文藝復興時起取得突破，后來在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中受到“精密科學”的推動而飛速發展，這一事實足以表明，變革的動力將日益具有比以往更加強大的威力和自身持續發展的能力。

本書第二個主要論點是，經濟增長速度不均衡，對于國家體系中許多成員國相對的軍事力量和戰略地位都產生了決定性的長期的影響。這也是不奇怪的，而且，人們以前就多次這樣說過，盡管強調的方面和表述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世界不必等到恩格斯時代才知道，“沒有什么比陸軍和海軍更依賴于經濟條件的了”。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君主和對今天的五角大樓一樣，事情非常清楚，軍事力量要靠足夠的社會財富來支持，而財富來自生機勃勃的生產基礎，來自健康的金融財政和先進的技術。如上所述，經濟繁榮并不總是而且不會直接轉化為軍事實力，因為這要取決于許多其他因素——從地理、民族志氣到軍事領導和戰術才能。盡管如此，事實仍然是，世界軍事力量對比的所有重大變化，都是隨著生產力對比的變化而變化，而且，國際體系中各帝國和國家的興衰，同主要大國之間戰爭的結局是一致的。在這些戰爭中，勝利通常屬于擁有最雄厚的物質資源的一方。

下面要談的是預測，而不是歷史。因此，這里的討論是以過去500年的主要趨向仍在繼續這樣一個似乎合理的假設為基礎的。國際體系，不管一個時期內受6個大國還是僅僅受兩個大國所主宰，它仍然處于無政府狀態之中，沒有什么比主權，即利己的民族國家具有更大的權威。在每一個特定時期里，都有一些國家在世俗權力中所擁有的分量或者在擴大或者在萎縮。世界到了1987年或2000年，不會再停留在1870年或1660年的狀態中。相反，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國際生產與貿易的結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變化著：農產品和原料產品在相對貶值，工業“生產”同工業“雇工”在相互脫鉤，知識密集型產品在所有先進的社會里正在占據主導地位，世界資本的流動與貿易方式在日漸分離。所有這些，加上科學上的許多新發展，必然影響國際事務。總而言之，如果沒有上帝的干預或災難性的核戰爭，由于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推動，世界力量將繼續處于動態發展之中。如果關于計算機、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的預測是正確的；此外，如果關于“第三世界的”綠色革命（其結果，印度甚至中國將成為糧食的純出口國）將會成功的預測最后證明是對的，那么，到21世紀初，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將富裕得多。即使技術進步不那么快，經濟增長還是可能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及其對需求的影響，如同資源被更充分利用一樣，對于實現這一點將起保證作用。

同樣清楚的是，由于變革的條件不同，這種增長將是此快彼慢，不平衡的。正是這一點，而不是任何別的什么東西，使預測具有暫時性。例如，不能保證40年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的日本經濟在今后20年一定能繼續發展；而蘇聯經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增長率不斷下降，但如果蘇聯國內經濟政策和機制發生變革，那么，在90年代其增長速度再度回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目前的發展趨勢證明，上述兩種結果都不大可能。換言之，從現在到21世紀初期，如果真的出現日本停滯不前，而蘇聯經濟欣欣向榮，那么，這也只有在條件和政策發生的變革比目前根據現有證據所做的合理假設要急劇得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對今后15至25年內世界變化的估計確實可能有誤，但這并不是說，人們寧可接受難以置信的結局，而不相信以當前廣泛的發展為依據所得出的合理的預測。

例如，當今眾所周知的一個“全球性發展趨向”——太平洋地區的崛起。對這個趨向將會繼續發展做出肯定的預測是合理的，因為其發展的基礎十分廣泛。它不僅包括日本強大的經濟，而且包括中國這個急速變化著的巨人；不僅包括為人們所公認的繁榮的工業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且包括像中國臺灣、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以及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其他成員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在工業化方面新近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廣而言之，它還包括美國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這一廣大地區的經濟發展，由于各種因素的巧妙結合而得到了促進，即一些地區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生產迅速上升，反過來它又導致外貿、航運、金融各業的巨大增長，新技術以及更加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長足進步；由于巨大而富有成果的努力，使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和副食品）增產的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增長。每一項成就都產生良好的相互作用，從而創造出遠遠超過傳統的西方強國的經濟增長率，同時近年來也超過了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的經濟增長速度。

以生產總值為例，1960年亞太地區各國（美國除外）國內生產總值僅占世界生產總值的7.8%；到1982年其所占比例翻了一番以上，達16.4%；此后，這個地區的經濟增長率以更大的幅度超出歐洲、美國和蘇聯。到2000年，這個比例很可能突破20%，相當于歐洲或美國的產值。即使其增長率低于過去25年已經取得的速度，也會達到這個比例。在這同一時期里，環太平洋的這種勢頭在美國本身的經濟對比中也得到了體現。1960年，美國同亞太地區的貿易額僅占它同歐洲（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貿易額的48%，但到了1983年，上升到美歐貿易的122%。與這一變化并行不悖的是，美國人口的分布和收入的分配也向泛太平洋地區轉移。盡管有個別國家的發展速度減緩，或一些問題影響某一工業的發展，但總的趨勢在繼續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有一位經濟學家滿懷信心地預言，目前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總數43%的整個太平洋地區，到2000年其所占比例將高達50%，他還得出結論：“亞太地區已成為世界經濟力量的主要中心之一，世界經濟的重心正向該地區迅速轉移。”這絲毫也不奇怪。當然，這種說法自19世紀以來就多次聽到過。但是，只有自1960年以來該地區的商業和生產取得了大規模發展之后，這種預測才成了現實。

同樣，設想今后幾十年將會出現一個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卻更加廣泛的趨向，也是合乎情理的。這一趨向是：由于昂貴的新武器系統和國際上的抗爭，軍備競賽的耗費呈螺旋式上升。人們評論說：“歷史上少有的經久不變的事情之一，是軍費的投入總是上升的。”如果這一論斷對于軍事技術發展緩慢的18世紀的戰爭與軍備競賽（即便有短期的起伏）是正確的，那么，它對于每一代新的飛機、戰艦、坦克都昂貴空前，甚至薪金也受通貨膨脹的影響的20世紀來說，就更是千真萬確的了。愛德華七世 時代的政治家們現在驚訝地發現，1914年以前的一艘價值250萬英鎊的戰列艦，如今要用一艘價值1.2億英鎊以上的護衛艦來替換。20世紀30年代后期曾樂意為生產數以千計的B-17型轟炸機撥款的美國國會議員們，在今天當五角大樓估計生產100架新型的B-l轟炸機就要耗資2000億美元時，也顯得縮手縮腳了。在所有軍事領域，費用都在攀升：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相比，目前轟炸機的價格是過去的200倍，戰斗機是100倍，航空母艦是20倍，主戰坦克是“二戰”時的15倍。“二戰”時期一般G級潛艇的造價，每噸僅5500美元，而今三叉戟潛艇則每噸需160萬美元。

綜合考察一下這些問題就會發現，今天的軍火工業正日益脫離商業和自由貿易市場的生產軌道。軍火工業通常集中在少數與本國國防部門有特殊關系的大公司（無論美國、英國、法國都是如此，在蘇聯的計劃經濟中更是如此）。國家在市場管理中經常通過轉讓專有合同和對產品提供超成本保障等方式，給軍火工業以保護，因為這種產品只有國家（和友好國家）是買主。這些公司，即使是像IBM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這樣的大公司，僅僅為了在瞬息多變的國內外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都必須在殘酷無情的競爭中奮斗。在這樣的市場里，質量要求、消費者的胃口和價格都捉摸不定。為了滿足軍人獲得當前最先進的武器、使軍隊能在所有可能的（有時也許是十分難以令人置信的）戰場上作戰的愿望，國家要生產愈加昂貴的復雜的但數量更少的產品。在對家庭用品或辦公室電腦產品的最初原型進行大量投資后，因為要進行市場競爭和爭取大批量生產，各公司都把產品的平均成本費用壓低。與此同時，19世紀后期以來，新科技的迅猛發展不可避免地促進了軍火制造商與政府的聯系。這種與“自由市場”準則背道而馳的聯系，目前已發展到令人吃驚的地步。玩世不恭的人們預言，到2020年，一架飛機就可以一口吞掉整個五角大樓的預算。美國關于“軍事改革”的各種建議也許能阻止這種情況的出現。但即使采納這些建議，更少的武器需要更多的費用這一趨勢是不可能逆轉的。

當然，這主要是由于武器裝備不可避免地日趨復雜。比如，一架現代戰斗機的部件可多達10萬件。同時，也因為地上、海面、海底、空中和外層空間的軍備競賽在繼續進行。如果說最大的競賽是在北約組織與華約組織國家之間（這兩個集團，由于有兩個超級大國，其軍備投資占世界總數的80%，擁有世界60%～70%的飛機和艦艇）進行的話，那么，在中東、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從伊朗到朝鮮的亞洲地區，也存在著雖然規模較小但卻值得注意的軍備競賽，至于戰爭就更不用說了。其結果是，第三世界軍事費用急劇膨脹，即便最窮的國家也是如此，而且，軍火交易大幅增加，并轉向這些國家。1984年，世界武器交易額高達350億美元，超過同年世界糧食貿易額（330億美元）。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后的1985年，世界軍費開支總額達9400億美元，大大超過全球比較貧窮的一半人口的總收入。更有甚者，武器裝備費的增長，比全球經濟和大部分國家的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還快。在這方面，占據首位的是美國和蘇聯。美蘇兩國每年各自的國防費用都大大超過2500億美元，在最近的將來，很可能突破3000億美元。大多數國家花在武裝部隊上的費用在政府預算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還在上升，只有在經濟困難和缺少硬通貨等情況下，而不是出于真正的裁減軍備費用的承諾（只有少數例外，如日本、盧森堡等），這種趨向才會中止。正如“世界動向研究所”所說的，“世界經濟軍事化”正以比30年前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著。

一個是不均衡的發展方式伴隨著全球生產力對比傾向太平洋地區，一個是武器和軍事費用螺旋式上升，這兩個趨勢當然是獨立發展的。但與此同時，非常明顯的是，二者很可能越來越互相影響，并且事實上現在就已在互相影響了。二者都由技術和工業變革的動力所推動（即便是單個的軍備競賽項目也都有其政治和思想動機）。二者都嚴重沖擊著國民經濟：一是促進財富和生產的不同速度增長，并促使某些社會比另一些社會更加繁榮；二是消耗國家的資源——不單純從投資和原材料方面來衡量，而且（這也許是更重要的方面）要看與國防有關的生產部門同商業和以出口為導向的生產部門相比，占有多少科學家、工程師、研究與開發人員。雖說防務開支能產生某些經濟副產品，但過多的軍備支出將妨害經濟發展。要反對這一觀點看來是越來越困難了。軍費負擔沉重的當代社會所經歷的困難，只不過是重蹈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國和希特勒德國的覆轍。龐大的軍事建設，就像一塊巨大的紀念碑，對于敏感的觀察家來說，它看起來很具誘惑力，但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一個生機盎然的國民經濟），將來就有倒塌的危險。

因此，從廣義上說，這兩個趨勢都具有重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意義。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滯緩，可能引起民眾情緒低沉和不滿，并激化公眾對政府財政分配的議論；另一方面，技術和工業的高速發展也將產生影響，對迄今仍未實現工業化的社會尤其如此。大規模的軍備開支，其本身對國民經濟中的某些工業是有利的，但它也會導致社會其他集團的資源發生轉移，從而削弱國民經濟應對其他國家商業挑戰的能力。除非大敵壓境，否則一個國家實行高額國防開支幾乎總是要激起關于“大炮與黃油”的爭吵。對我們來說，更有意義的是，這將引起關于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的適當關系問題的爭論，盡管這種爭論不那么具有廣泛的群眾性。

因此，今天一個國家會在下述關系上出現緊張問題，這在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些關系是：國家既要在盡可能寬松的軍事–政治世界中存在，又要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世界中存在。一方面國家要尋求其戰略安全，表現為向最新式的武器系統投入資金，向武裝部隊投入大量的國家資源；另一方面，國家要獲得經濟安全，表現為促進社會的興旺，而這取決于經濟的發展（來自生產和創造財富的方式的革新），取決于生產的增長和國內外旺盛的需求——過大的軍費開支對所有這些都會造成損害。正因為過于沉重的軍費負擔會減緩經濟的增長速度，導致國家在世界工業產品出口總額中的比例以及在世界財富和力量中所占的分量下降，所以，整個問題是一個如何權衡供養龐大的武裝部隊以獲取近期安全，與發展生產、增加收入，以取得長遠安全的問題。

這種存在于相互矛盾的目的之間的緊張關系，到20世紀后期可能會特別尖銳，因為在公眾面前有各種“模式”可供仿效。一方面，有極其成功的“貿易型”國家和地區——主要在亞洲，諸如日本和中國香港，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得益于世界生產大發展和1945年以來相互依存的貿易，以及它們所強調的同其他國家實現和平貿易關系的對外政策。因此，它們在不危及國家主權的情況下，千方百計把防務費用保持在盡可能低的水平上，從而解放了國內高消費和投資所需要的資源。另一方面，有各種類型的“軍事化”經濟——戰爭曠日持久的越南、伊拉克和伊朗，以色列和它滿懷猜疑與嫉妒的中東鄰國，以及蘇聯本身——所有這些國家每年都撥出超過（某些情況下則大大超過）其國民生產總值10%的財力用于防務，它們堅信這樣高的防務開支對于保證其軍事安全是必要的。顯然，這些國家因把用于生產與和平目的的資源轉做他用而吃了苦頭。介于商業型和尚武型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國家，絕大多數是這樣的：它們既不相信世界太平到了可以把軍費降到日本那樣的低水平，也對大規模的軍備給經濟和社會造成的高額消耗感到不安，而且意識到，在短期的軍事安全與長期的經濟安全之間是可以作某種變通的。對于那些在海外承擔廣泛軍事義務的國家來說——這同日本再次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個問題更需作綜合考慮。而且，許多大國的領導者強烈意識到，他們必須把武器費用的螺旋式上升同生產投資和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特別是整個人口中不同年齡的人群的需求）加以平衡，這又使得對財政開支輕重緩急的確定比以往更加困難。

因此，當世界邁向21世紀的時候，世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強國所追求的偉業具有三重性，即同時要實現三項目的：為國家利益提供軍事安全（或者可供選擇的可行的安全），滿足老百姓的社會經濟需求，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其中最后一項，無論對于提供當前所需的大炮和黃油這個積極的目的，還是對于防止相對的經濟下降以免損害人民未來的軍事與經濟安全這個消極目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技術和商業發展速度不平衡，國際政治出現難以預料的動蕩，要在一個長時期內實現上述三點將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而只實現頭兩項或兩項中的一項，而沒有第三項，必然導致在更長的時期里出現相對黯淡無光的前景，而這一直是那些未能適應世界力量變動、發展緩慢的社會的命運。正如一位經濟學家嚴肅指出的：“真難以想象，一個國家如果在一個世紀之內生產力的增長以1%的速度落后于其他國家，其地位就會改變，如同英國從無可爭辯的世界工業國領袖地位降到了今天的中等經濟國家的地位一樣。”

世界主要國家將如何實現這個任務，是本章其余各節要探討的焦點。無須強調，防務費用與軍事安全、社會與消費的需要，以及為發展經濟而進行投資，這三者都要爭奪資源，要解決這個緊張關系，沒有絕對的萬全之策。也許最好的辦法是使這三者保持大體的協調。但如何達到這種協調，總要受到國家的各種條件（而不是均衡論的定義）的巨大影響。一個處于敵對鄰國包圍的國家與一個相對沒有感受到威脅的國家相比，它就會認為在軍事安全方面最好多花點錢；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支付大炮和黃油的費用都會感到容易些；一個將發展生產以趕上其他國家作為主導思想的社會，同一個瀕臨戰爭邊緣的社會相比，對各項事務的輕重緩急會有不同的財政支出安排。由于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原因，一個國家的“方略”永遠不會跟另一個國家完全相同。盡管如此，一個基本的論點仍是存在的：如果在防務、消費和投資這三個相互競爭的需求中沒有大致的平衡，一個大國就不可能長久地保持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