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古典文獻學微刊”公眾號，原載楊牧之《 古籍整理與出版專家論古籍整理與出版》（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題作“培養文獻學研究生的經驗體會”。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我從1979年開始為陜西師范大學培養碩士研究生，先是中國古代史專業（唐史方向）的，前后已培養了6屆20名，從1982年起又培養了歷史文獻專業碩士研究生5屆22名，研究生班1屆11名。除在學的古代史8名、歷史文獻學3名外，均已畢業并取得學位，研究生班除1名因休學1年畢業后未申請學位外，也均申請并取得學位。歷次主持答辯的校外教授、專家對他們的質量均比較滿意。畢業工作后有2名已晉升副教授，1名已破格晉升教授，如期晉升講師及相應職稱的更多，尚未作統計。目前陜西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人員，除我這個所長以及2位本科畢業生和1位大專畢業生任資料員外，承擔主要研究任務的3位講師、5位助教全都是我培養的已取得碩士學位的畢業研究生。

下面，談談我培養研究生，主要是文獻學研究生的經驗體會，以期取得同志們的指導和幫助。

一、課程設置的考慮安排

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碩士研究生還得強調課程學習。因此課程設置得當與否，我認為是能否培養合格研究生的一個重要關鍵。

課程設置不能隨便拼湊，湊夠學分就了事，而應該根據培養要求和學生實際水平作整體的考慮。

從培養要求來說，除公共課外，和業務課程設置有關的主要是對“才”或“智”的要求。現在文獻學這個專業用了兩個名稱，一曰“中國古典文獻學”，一曰“歷史文獻學”，前者屬于文學，后者屬于歷史學，我認為這在道理上既講不通，在實踐上又有困難甚至有害（對此我另寫有專文論證，將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4期上發表），我認為，不論冠以什么，文獻學的研究生必須既懂古代的文，又懂古代的史（古代的哲自亦包涵在此文、史之中）、也就是要培養成文史兼通，并具有文獻學尤其是古籍整理所需要的專門學問的人才，當然同時也應是能獨立從事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才。

從新錄取研究生的實際水平來說，與此要求顯然有較大的距離。按規定，錄取的研究生應是大學本科畢業生中的較優秀者（現在提倡在職人員報考，但水平仍不能降低）。但對口的大學本科古文獻專業全國只有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杭州大學四家，他們的古文獻本科畢業生沒有一個愿意來報考地處西北的陝西師范大學。我所招到的研究生多數是本校和外校的歷史系本科畢業生（這“歷史文獻學”的“歷史”兩字易于使報考者誤解為和歷史系對口），也有一些是中文系本科畢業的，他們對文獻學尤其是古籍的知識很少掌握。加之建國以來文史截然分家，學史的不讀文，學文的不讀史，而學文的所讀古典文學僅限于若干選本，學史的所讀古代史書僅限于“歷史文選”課的若干選篇，均無通讀文史古籍的習慣，先秦諸子等哲學方面的古籍更少接觸，科研能力也就理所當然地缺乏，畢業論文多數不夠理想。

從這四方面考慮，我對文獻學碩士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作如下的安排。

(1)文獻學尤其是古籍整理方面的基礎課程，開設“目錄學”，使研究生對四部要籍有個全面的了解；“版本學”，使研究生初步學到古籍版本的知識及鑒別方法；“古籍整理概論”，包括校勘、標點、注釋、今譯幾部分，可以使研究生對古籍整理有基本的了解并掌握相應的技能。

(2)其他輔助課程，已開設的有：“文字訓詁學”，這門課程有的專家認為應列為基礎課程，但如不以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為方向，則略知文字訓詁以至音韻的大概，并能利用工具書即可，不必大力專攻；“碑刻學”，這對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均有用處，但大學本科不開，所以得補課；“唐史史料學”，這本為中國古代史（唐史方向）研究生開設，文獻學專業學了，對如何從古籍中找史料也有好處；“日本的中國學”，因為國外研究我國古文獻還算日本有點成績，可資參考借鑒。

(3)專書研究課程，這是為了補救本科生不看古籍原書的缺陷。文的方面已開有“韓昌黎文集研究”，使研究生真正懂一點古文并學做幾句古文；“吳梅村詩集研究”，使研究生懂一點詩并學做幾句詩，從而弄清楚押韻、平仄等;“太平廣記研究”，使研究生懂得怎樣研究古典小說并兼懂一些民俗學。史的方面已開有舊唐書研究”，使研究生學會讀正史。以后還考慮開一二門先秦諸子以及經部書，使研究生學會對先秦古籍的閱讀和利用。

專題研究課程，已開設有“文史專題研究”，即選擇我已有研究成果的若干文史專題給研究生講授，這不是要他們記下其中的某些結論，而是要他們從中學會如何獨立從事科研、撰寫學術論文的方法，因為他們也將撰寫畢業學位論文，雖然文獻學研究生也可以整理一種古籍作為論文，但所寫的整理前言實際上也是一篇學術論文。

在以上的設置安排中，有些地方還得結合資料設備和導師的實際能力來考慮。如專書研究中，文的開哪些，史的開哪些，就只能憑導師有否研究來決定，無法強求一致，但文史以至哲都得開一點則是肯定的。又如輔助課程中開“碑刻學”而沒有開“敦煌學”，則是因為前者有資料，導師也有研究，而后者導師雖有研究卻缺乏資料。但決不能全憑導師能力和興趣來設置課程而不考慮培養要求和研究生實際水平，也就是說大框框要從整體出發，個別具體課程則可機動靈活。

二、課堂講授和自學指導

設置了課程，是以課堂講授為主，還是僅指定些必讀書，叫研究生自己看，有問題才解答。其他專業我外行，至少文獻學這個專業還得以課堂講授為主，而且主要課程最好多數由導師親自來講授。理由有兩條：

一條是如前所說，新考上的碩士研究生底子不足，對多數課程缺乏自學的能力，如不講授，光叫看書不得法門，引不起興趣，學不下去。

再一條是研究生的導師有責任傳授自己的研究心得，傳授自己獨到的學術見解，如叫研究生光看人家的書，自己不講課傳授，要我這個導師干什么？當掛名導師豈非極大的失職！自己寫了文章，寫了書，還得親自講，因為自己的構思、方法不可能統統在書和文章里表達出來，在課堂上講才能使人家領會。

因此，前面所開設的各類課程，除“文字訓詁學”和“日本的中國學”兩門因為自己無研究而請北京大學的裘錫圭教授、嚴紹璗副教授分別承擔外，所有的都由我親自講授，一般每學期要講2門至3門，每周上課8至12小時，這比起建國前以至建國初每個教授必須同時講三門課來說，負擔并不算過重。

怎樣講課,也可以說兩點：

（1）要有教材，要自己寫教材。且不說所設置的課程幾乎都沒有現成的教材，即使有，也是人家的，學術觀點、思路結構和自己不可能一樣，寫得壞的不用說了，即使有價值的，也只能叫研究生閱讀參考，不能圖省氣力拿過來替代自己撰寫。我對幾門基礎課程和輔助課程都按自己的思路結構和研究成果寫了教材，除“目錄學”教材交給兩位新接我課的青年講師補充后付印外，其余均先后打印分發，有的如《古籍整理概論》已正式出版，《古籍版本學》、《唐史史料學》也將修訂出版。專題研究課，則所有專題均已撰寫過論文，可作為講義印發給研究生。只有專書研究課有些要逐篇講解，不好寫成書或文章，但至少要寫出講授提綱，決不隨便講一些應付差事。

(2)有了教材又不宜照念教材，要脫離開教材用口語講。這樣才能使人家聽得進去，念教材非打瞌睡不可。講時注意三點：①對別人某些正確的東西，尤其是特別精采的東西，要介紹要引用，并講清楚這是哪位先生哪本書哪篇文章里的，鼓勵研究生課外找來看，以期開闊眼界。②對錯誤的東西，包括某些權威名人欠妥的東西，也要對研究生講清楚，這是為了讓他們明辨是非，訓練清晰的頭腦，而不是為了貶低別人抬高自己，即使傳出去暫時引起點誤會也沒有什么，日久人心自見。③寫教材以后自己的新見解新東西，即使尚未寫成文字的，也要講，決不留一手，不怕別人揀了去寫文章。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他要揀總說明我的東西還是正確的，有用的，通過他人之手來幫我傳播正確的東西，有什么不好？至于揀，或曰“掠美”，那是他個人的問題，一笑置之，不值得計較。

研究生光聽課當然還不夠，決不能養成上課記筆記、考試背筆記的情況。應鼓勵他們自學，即自己看書，并加以適當指導。這又可分兩方面來講：

(1)看點什么書？①基本課程要看所指定的必讀書，如“目錄學”指定要看《書目答問》和《四庫提要》，后者當然一時看不完，先看一部分也好，能用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對照看更好。②專書研究課要看原書，看不完看一部分也可以，但要掌握看的方法，這在專書研究課上要著重指導。③鼓勵雜覽，當然是雜覽古籍和文史方面的好文章好論著，勸說少看水平不高的時髦書。我認為雜覽才能擴大知識面，當了三年研究生才知道一點點東西是最大的失敗。因此，我還鼓勵他們有空就去摸《四庫全書》，這樣可以較快地摸出學問來。

(2)怎樣看書？有些研究生說看了記不住，我說誰叫你死記硬背。看時放松點，尤其雜覽時可以和看小說一樣，有個印象就可以，日后要用，自會從頭腦里跑出來。再是在課題論文未定以前，不必抄卡片，一部古籍有多方面的資料，你都抄，不把你整死才怪。只有到了課題論文已確定之后，在搜集資料時才需要抄卡片，抄在本本上也可以。但讀書筆記必須寫，這是老前輩史念海教授提出來的好辦法，我照此辦理，即叫研究生把每天看書的心得體會寫在筆記本上，多可寫幾頁，少則一二行，過一些時候導師要檢查，要批閱，這樣記上一二年，心得多了，學位論文的題目也就容易出來了。

三、嚴格要求和平易近人

先說嚴格要求，可以講三點：

(1)要加強管理。現在有些研究生自由得很，隨便回家，隨便外出，不請假，無故遲到，聽課時思想不集中，混時間，不愛護公物，浪費水電，這統統不行，一概制止。犯者或在課堂上指名批評，或找來個別談話，嚴重的要寫檢查，檢查寫得馬虎的退回重寫。否則，大家心一散，形同“散兵游勇”，前面所說的種種培養措施就會落空。

(2)業務上把好關。一是把考試關，除個別課程可用考査或交課題論文外，都得考試，考試不來所謂“開卷”，絕對不得交頭接耳，因而杜絕了作弊的惡習，使考試真正起到復習鞏固的作用。再是把學位論文關，題目一般得由研究生自己提出，經我同意，不同意就得重找，在第二學年的第二學期開始時必須把題目定好。這個學期終了時向我報告大綱和主要見解，不合適要返工。第三學年第一學期要全部寫出來，寫得好的稍加修改即可付印，不行的仍得返工，最后認可了才能付印。一般第三學年第二學期開學不久即全部付印完畢，五六月份如期答辯。因為事先重重把關，不行決不讓蒙混過關，所以最后一道答辯關也就比較順利地通過。

(3)抓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做端正學術思想的工作。這幾年改革開放，是大好事，否則沒有出路,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帶來一些思想上的混亂，這當然不必大驚小怪，但也不能聽之任之，否則怎么叫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怎么叫培養“四有”人才，怎么叫“既教書又育人”。辦法無非還是講道理，在課堂上結合講課講，平時個別談。總的是要他們認識既要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聽信“全盤西化”即“全盤資本主義化”，要他們認識到現時正是做學問的大好時機，要樹立為學術、為四化事業獻身的信念，不要因暫時的“體腦倒掛”而喪失信念。學術思想上，這幾年海外的東西進來了不少，好的當然要吸取，不好的不合用的則不能盲目相信。前幾年搞歷史的頗有人提倡“三論”，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正好美籍友人汪榮祖教授來西安看我，講起歐美史學家并沒有講“三論”的，我就請他給研究生作報告，又請香港青年學者劉健明講師作海外史學流派的報告，做點正本清源的工作。

在嚴格要求的同時，還要做到平易近人，不能使研究生對我望而生畏，敬而遠之。

(1)不擺教授或所長的架子，不會擺，也不想學著擺，自己無非在學問上暫時比學生多一些，人格上可是平等的，并無高低貴賤之分。這樣盡管要求嚴格，他們中多數人仍愿和我接近，到辦公室或宿舍里找我談學問，談思想，說點心里話。我再忙也得放下手里的工作和他們交談，不僅談學問，也談自己的思想，也對他們講心里話，可以互相談笑風生。所謂“代溝”不敢說絕對不存在，至少在這里不太嚴重。

(2)不擺架子，還得主動地幫助研究生解決點實際問題。我對每個研究生的家庭、經歷、已婚未婚、有無對象、有無家累，都大體有所了解，有問題能解決的立即幫助解決。如有小孩牽累的可以特許晚上回家照料。有的大齡研究生要求結婚，立即親自去人事處商量給予批準。有2名研究生先后得肝炎，1名研究生得豬囊蟲病，后者要致命的，都及時中止他們聽課，得肝炎的親自送傳染病院，得豬囊蟲病的幫他辦了手續轉北京治療，都得以轉危為安，繼續完成學業。這樣就使他們感覺不到有什么官氣、衙門氣，而官氣、衙門氣正是大家深惡痛絕的東西。

據說有的研究生講：“黃先生對我們比對自己的孩子還關心。”我想這不算什么，一則帶研究生是我的本職工作，人總得有點責任心，黨員總得講點黨性。再則只要學問有人繼承發揚就很好，何必非傳給自己的兒子不可，現在又不搞封建領主和門閥士族的世襲制。

文獻學專業研究生至少目前還迫切需要招收培養，不能視此為長線而縮減。以陜西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為例，建所時部批編制35人，六年來僅發展到12人，還缺編23人，應該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分批補足。而培養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所則是充實人員的主要且可靠的來源。為此，希望近幾年較大幅度地增加我所招收研究生名額，可以明確定向留我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