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 “九一三事件” 爆發，這一重大變故猶如一顆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在國內政壇掀起了驚濤駭浪。由于職位的特殊性，吳德、吳忠，作為北京衛戍區政委與司令，成為最早知悉這一驚人消息的人員之一。彼時，毛主席與周總理對局勢有著敏銳且深刻的洞察，鑒于吳德、吳忠所處崗位對于穩定首都局勢的關鍵作用，對他們予以了高度信任與重用。
周總理迅速代表毛主席和中央，緊急召見吳德、吳忠，神情凝重地向他們下達了至關重要的指令：北京衛戍區即刻執行緊急戰備任務。當時，整個局勢尚不明朗，諸多細節仍在迷霧之中，為避免引發不必要的混亂與恐慌，周總理特別強調，對于 “九一三事件”，在北京市范圍內嚴格保密，僅限吳德、吳忠二人知曉，嚴禁向其他任何人透露。當然，若其他人通過其他渠道偶然獲悉此事，與吳德、吳忠二人無關。
同時，為防止一些心懷不軌之人趁機渾水摸魚、制造事端，周總理進一步指示吳忠、吳德，在后續執行緊急戰備任務的過程中，所有行動僅向自己負責并報告。在此特殊時期，周總理僅調動了衛戍區這一支部隊，開展了一系列大規模行動，其中最為關鍵的便是封鎖北京所有機場，嚴格限制所有飛機起飛。
接到命令后，吳忠、吳德深知責任重大，絲毫不敢懈怠。他們迅速組織衛戍區部隊，以最快的速度進駐北京所有機場。到達機場后，部隊有條不紊地展開行動，在機場跑道上設置了大量障礙物，同時將所有飛機的油料全部抽光，并對機場油庫加強看守，部署了重兵。駐守機場的衛戍區部隊全員荷槍實彈，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周總理明確授權，若有任何一架飛機在沒有接到自己命令的情況下強行起飛，部隊有權開槍開炮擊毀。
吳忠，這位久經沙場的將領，在面對如此復雜且危急的情況時，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素養與果敢的決策能力。他深知此次任務的特殊性與嚴峻性，嚴格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對衛戍區的部隊調動進行了精心安排，打破了以往雷打不動的建制與指揮關系，重新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指揮體系。這一舉措雖然大膽，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卻極為必要。吳忠的這一決定，起初讓一些人感到驚訝，但他的理由充分且極具說服力，很快便說服了吳德以及后來參與此次行動的衛戍區政委楊俊生。
吳忠分析道，此次緊急戰備任務極為特殊，它并非通過常規的軍委、總部下達，而是周總理代表毛主席和中央直接傳達給衛戍區，并且特意強調只對周總理一人負責，這在以往從未有過，足以見得此次任務的特殊性與敏感性。此外，當時的總參謀長黃永勝、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他們與林彪的關系眾人皆知，且四人皆為軍委辦事組成員。倘若將此次行動報告給軍委、總部，他們必然會知曉，屆時他們可能會做出一些不利于穩定局勢的舉動，而衛戍區將難以阻止。更何況周總理的意圖十分明確，要求對 “九一三事件” 的消息嚴格保密，衛戍區的各項行動一旦上報，勢必會引發不必要的動蕩，各機關將出現各種猜疑和躁動，整個局勢恐將難以控制。
吳忠、吳德、楊俊生統一意見后，立即通知衛戍區作戰值班室，向衛戍區機關和部隊下達命令：從即刻起，只執行周總理辦公室以及他們三人的命令，對于軍委、總部的其他電報、電話，只接聽不回復，所有行動部署一律不上報。而在他們三人開會統一意見的同時，衛戍區部隊已經在之前下達的命令下開始迅速集結，各級主官也迅速進入相應的指揮崗位。隨著三人一聲令下，衛戍區部隊如猛虎下山般火速行動起來。在 13 日黎明時分，衛戍區部隊全部就位，成功完成了對北京嚴密控制的任務，為穩定首都局勢奠定了堅實基礎。
13 日，軍委下達命令，調某機械化軍和一些坦克師、炮兵師進京，以加強戰備力量，并指示所有進京的部隊歸衛戍區統一指揮。對于吳忠而言，這是他第一次指揮如此規模龐大、多兵種合成的機械化兵團，他的內心既激動又緊張，但憑借著豐富的軍事經驗和沉穩的性格，他沒有絲毫慌亂。畢竟，我軍首支機械化部隊便是由他一手建設而成，他曾擔任第一機械師師長長達 5 年之久，對機械化部隊的指揮有著深厚的功底。
“九一三事件” 后，雖然整體局勢并未出現大規模動蕩，但空軍內部還是暴露出了問題。陸軍由于規模太過龐大，除毛主席外，幾乎無人能夠完全掌控；海軍因為有肖勁光坐鎮，李作鵬難以肆意妄為；唯獨空軍，吳法憲深度參與空軍的創建過程，從空軍副政委一步步晉升至空軍政委，最后成為空軍司令，在空軍任職長達 21 年，受林彪的影響最大。
在 “九一三事件” 發生時，周總理迅速派出時任總政主任兼北京軍區司令的李德生，代替自己前往空軍，坐鎮作戰值班室。李德生在此次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穩定空軍局勢立下了大功，周總理對他的表現尤為感念。然而，在處理后續的一個問題上，李德生卻犯了關心則亂的錯誤。
在林彪所乘飛機北逃前，空軍司令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提前收到消息：取消第二天一早飛廣州的計劃，趕快找飛機北逃，到國外會合。可以說，周宇馳帶人搶奪飛機外逃的時間，與林彪北逃的時間基本一致。周宇馳帶著于新野等人，搶在衛戍區部隊進駐機場前，匆忙趕到沙河機場，乘坐直升機起飛。當時，禁飛令已經下發，但周宇馳手握林彪的手令。坐鎮空軍作戰指揮室的李德生最先收到這一消息，他立即向周總理報告。
周總理聞訊后，也顯得有些急切，語速極快地指示道：“這架飛機絕對不能讓它飛走！要讓它立即迫降，迫降不成就打掉，堅決打掉！” 接到指示后，李德生命令北京軍區空軍，派出 8 架戰斗機去攔截。然而，由于直升機與戰斗機的飛行速度相差太大，戰斗機難以接近直升機。見此情形，李德生果斷下令，戰斗機朝直升機開炮。在李德生部署戰斗機行動的同時，接到周總理命令的吳德、吳忠，也迅速調派衛戍區部隊和相關民兵前往附近地面待命，一旦直升機迫降，就立即進行控制，確保機上的一張紙都不能丟失。

13日凌晨5點左右，衛戍區渤海所向吳忠報告：發現直升機迫降現場，迫降現場已被包圍和嚴密封鎖，機上5人3人身亡、2人被抓，我們正在組織人員繼續搜尋現場和附近地區。

吳忠立即作出指示：“對迫降區域進行戒嚴，嚴密保護現場。沒有中央的指示，任何人不得接近。同時清點好直升機上物品，搜索附近地域，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問題的地方。”
1個小時后，一支空軍部隊來到直升機迫降現場，向負責戒嚴的衛戍區部隊提出：把直升機、直升機上的人和直升機上的一切物品，交給他們。衛戍區部隊收到的是死命令，肯定不愿交，所以氣氛有些劍拔弩張。
這支空軍小部隊見狀，連忙解釋自己也是收到命令行事的。戒嚴的衛戍區干部遂把此事上報到吳忠、吳德處。二人的意見很統一，那就是不交。
吳德、吳忠都認為：空軍出的事，這些人和事又交給空軍處理，顯然是非常不妥當的；而且周總理沒有指示，任何人、任何單位都不允許進入該區域。
而李德生那邊，聽聞衛戍區不讓空軍小隊執行自己命令，選擇直接把電話打到渤海所（沒通過吳忠等人），要求把有關直升機的一切物品，送到空軍司令部。而且這樣的電話他一連打了兩通。
吳忠收到渤海所報告后，更不敢放空軍的人進去了。他決定先斬后奏，把空軍的械繳了，再向周總理報告。周總理沒有責怪吳忠的膽大行為，反而大為贊賞，夸他處理得很好，并重申了一遍：衛戍區全權負責直升機迫降地域的警戒任務。
李德生因這兩通心急的電話，向毛主席、周總理作了檢討。吳忠后來回憶：我想不通這兩通電話為什么，猜測可能是經驗不足導致的。
從李德生后來一升再升的職務來看，那時確實是過于急切的無心之失，毛主席、周總理都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