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些了解漢末三國歷史的人來說，應該有一個共識：即使大漢政權面臨著如此多的困境，甚至是群雄割據(jù)、地方割據(jù)政權四起，依然能夠在軍事上形成對周邊異族的巨大壓制。但當天下重新歸晉，三國歸晉之后，竟然迎來了五胡亂華的局面，最終導致了華夏大地的深重災難，甚至出現(xiàn)了第一次的衣冠南渡。這種歷史的變遷，速度實在是太快了。難道真的是因為所有名將都去世，沒人能打仗了嗎？當然不是。即使東晉的政權再弱，也依然有謝幼度；即使兩宋再軟弱，也有岳鵬舉；即使南明再混亂，也有李寧宇。所以，國家的強弱，真正的關鍵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

這個制度，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央集權，二是晉升通道。集權的問題不多談，今天我們重點討論的是晉升通道。

在漢朝時期，選官的方式主要是“察舉制”，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最常用的科目就是“舉孝廉”，也就是說，地方官員會推薦一些品行良好的人擔任官職。雖然這一制度的操作空間很大，往往被門閥大族用來互相討好，比如“今天你推薦我兒子，明天我推薦你兒子”，大家都能各取所需。這個制度的弊端也在于，常有人批評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盡管如此，這種選拔制度至少給了普通百姓一條晉升的路。雖然這條路可能不寬，但寒門出將的可能性并沒有被徹底封死。因此，被舉孝廉的人群里，不僅有像曹操、袁術這樣的豪門之后，也有公孫瓚這種小門小戶出身的庶子。

漢朝不僅有察舉制，還有其他幾種晉升途徑，比如軍功、外戚、宦官。先說軍功，盡管漢朝不像秦朝那樣明確通過軍功來授爵，但他們對出身并不完全看重。例如，趙充國是從普通士卒起步的，而吳漢也是亭長出身。到三國時期，更是不乏普通士卒成名將的 例子，比如蜀漢的五虎上將中，除了馬超，其他人的出身都不顯赫，甚至可以說是從基層做起。而這些武將不僅沒有像兩晉時期那樣低位，他們中很多人也會讀書，甚至成為了文官。

然后說外戚，漢朝最著名的外戚當屬衛(wèi)青和霍去病。衛(wèi)青是漢武帝的皇后衛(wèi)子夫的弟弟，而衛(wèi)子夫和母親是侯府中的奴婢。霍去病的母親，衛(wèi)子夫的姐姐衛(wèi)少兒，和霍家的一個衙役私通生下了霍去病，之后他被母親拋棄，霍光的父親也再次另娶。而這些出身極為低微的人，居然能夠嶄露頭角，在漢朝獲得了巨大的榮耀，成為冠軍侯。

再來談談宦官，雖然進宮并非唯一途徑，但如果能通過宦官的關系，確實也能夠飛黃騰達。何進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雖然他是外戚，漢少帝劉辯的舅舅，但他的妹妹之所以能夠進宮，主要是靠賄賂宦官，而他自己更是從一個屠戶起家，最終竟能當上權傾朝野的大將軍。

盡管這些選拔制度存在諸多弊端，甚至有些方式顯得不太光彩，但在漢朝，普通人依然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無論你是寒門學子，還是武力出眾的鄉(xiāng)村漢子，憑借自己的努力，階層上升的通路并沒有完全封死。因此，在漢朝，很多人有理由為國家效力，畢竟，學好文武藝，真的能賣得上價。

然而，這一切在魏晉時期發(fā)生了改變。公元220年，曹魏代漢之時，陳群向魏文帝曹丕提出了“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那么，什么是“九品中正制”呢？這是一種由中央政府派遣的“中正官”負責在各州、郡中進行選官打分的制度，分為九個等級。這一制度的初衷看似是想優(yōu)化察舉制，但它逐漸形成了嚴重的階級固化。

與察舉制不同，九品中正制中的“中正官”并非地方官員，而是中央任命的高官，通常要求是二品以上的京官。表面上，這似乎意味著選官的權力已經(jīng)收歸中央，減少了地方權力。但實際上，這使得普通百姓的晉升道路越來越困難，因為京官多是世家大族的成員，他們更傾向于提拔和自己家族背景相符的人選。于是，選官的標準開始以“家世”作為第一衡量指標，這無形中阻斷了許多寒門子弟的晉升機會。

魏晉時期，社會階層逐漸固化，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成了常態(tài)。無論你是否有才華，如果你是小門小戶，就永遠無法進入上層，而如果你來自大族，就算是個愚笨之人，也能夠安逸度日。比如，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不僅對自己的官職一無所知，而且他自己也無法理解為何自己能夠擁有如此地位。

這就是魏晉時期的階級固化狀態(tài)，世家大族牢牢把握著權力，而寒門子弟則難有出頭之日。在這種背景下，寒門百姓和世家大族的心態(tài)發(fā)生了極大變化。對于寒門來說，無論如何努力，似乎都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對于世家大族來說，誰當皇帝都無關緊要，反正他們的利益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這種階級固化的局面，甚至影響到了三國時期的政治態(tài)度。我們可以看到，蜀漢和東吳的許多貴族子弟，往往把家族利益看得比國家利益更重，這也是許多豪族紛紛選擇叛逃的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魏晉時期的社會結構和制度，確實讓許多人失去了為國效力的動力，也讓一些奇怪的現(xiàn)象成為了歷史的常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