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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記憶中，我們在上學時或多或少聽說過“孫權勸學”的故事。這段故事中，三國東吳集團的將領呂蒙在聽了孫權的勸導后發奮圖強用功讀書，最終成長為一代名將，令魯肅刮目相看的事跡一度被傳為一段佳話。然而，時至今日，這個故事中的主角之一呂蒙的風評似乎急轉直下，不少人在提及他時經常將之冠以“小人”“鼠輩”“沒有大局觀”等名號。那么，歷史上真實的呂蒙到底能不能擔當起“名將”之號，他的評價為什么到近幾年會變得如此糟糕呢？

爭議不斷的奇謀

一談到呂蒙，我們想到的除了他的那一大堆相關成語外，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他那標志性的奇謀“白衣渡江”了。這是他一生中軍事水平巔峰的體現，卻又成了他人生中最具爭議性的一個“污點”。

關于“白衣渡江”，最具爭議的有三點：一是關于這個計策是否是一個具有長遠戰略眼光的決策，二是它是否足夠講“道義”，三是它是否帶來了極其不好的影響。

在第一點上，有部分人認為，“白衣渡江”看似成功為孫權撈到一個荊州，實際上對于東吳的長遠規劃而言，是一步實實在在的臭棋。畢竟當時劉備在西邊已經拿下了漢中，關羽在襄樊攻勢猛烈，威震華夏。此時南方經過孫劉二人的經營已經逐漸變得兵強馬壯，比起內部矛盾正逐漸爆發的北方開始逐漸顯現出優勢來。此時的孫權不借著這個優勢去進攻他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重鎮合肥，反而去偷襲荊州，致使南方的聯盟破裂，孫劉兩家的力量沒法擰成一股繩，從此永遠失去了北伐的機會，這是相當不明智的。

應該說，這種說法確實說對了一半，孫劉聯盟的這一次破裂確實是后來兩家北伐一直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這真的只是因為那一葉扁舟上的白衣兵導致的嗎？

事實上，孫劉聯盟從一開始就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聯盟”。諸葛亮給劉備定的戰略規劃是“隆中對”，這個規劃需要劉備據有荊、益二州才有效果。而魯肅給孫權制定的規劃“榻上策”則是要讓孫權“全據長江”，即除了原本的江東之地外，還需要進一步掌握荊州。可以說，這兩家從根本上就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能夠暫時結成同盟也純粹只是因為曹操這個共同的強敵罷了。

在“白衣渡江”之前，孫劉兩家已經鬧過不止一次矛盾了。當兩家還在“蜜月期”時，劉備向孫權借了南郡用來攻打益州，在打下益州后又遲遲不還，又拖到打下涼州。孫權自然是一眼看穿了劉備的“老賴”把戲，但為了維持聯盟又不好徹底撕破臉，就搞了不少的小動作。先是讓與劉備結成政治婚姻的孫小妹劫持了阿斗，然后又派呂蒙奪取了荊州的三個郡，這又引發了后來的“單刀赴會”事件。

到這時，孫劉之間的關系早已成了個火藥桶。盡管在“單刀赴會”后，兩家暫時締結了“湘水之盟”，但雙方都清楚這不過是權宜之計，兩家恐怕在北伐成功前就遲早要為荊州問題而大打出手。

引燃這個火藥桶的火星不止一個，關羽在孫權提出聯姻時怒罵孫權之子為“犬子”，又擅自搶了東吳的糧米，這一系列的外交災難讓兩家的關系幾乎降到了冰點。不過從道義上來說，關羽的行為盡管有很強的敵意，但也確實沒有開戰的信號。孫權襲取荊州的行為再有理，也算是違背了“湘水之盟”。

回到第一點上，呂蒙在蜀漢北伐形勢一片大好之時奪取荊州，究竟是不是失策呢？這點就要從孫劉聯盟的根本利益說起了。

之前已經談到過，兩家聯合的主要動機是曹操。因為兩家誰也不能單獨對抗強大的曹操，這個聯盟才得以維持下去。

然而，當關羽威震華夏時，這個平衡被打破了。曹魏的戰略重心自從劉備奪取漢中以來出現了明顯的西移，東吳已經不再是他們的主要威脅。而關羽的“水淹七軍”，又明顯標志著蜀漢方面有了獨自抗曹的實力。到了這時，聯盟以及東吳的作用已經逐漸變得可有可無了。

一旦放任劉備北伐成功，那接下來孫權即將面臨的對手便是坐擁整個華夏中原和西部，囊括南北無數資源及重要城鎮的巨無霸。即便孫權真的趁勢拿下了合肥和徐州，他的能掌握的東南沿海地區相對于人文歷史悠久的中西部在當時也只能算是蠻夷之地。而相比于孫家，劉備還有著天然的血統優勢，那么孫權一旦失敗，劉備誅他九族都是合情合理的。面對這么危險的情況，孫權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斃。

事實上，在魯肅還在堅決執行“聯劉抗曹”策略時，呂蒙就已經早早看出了關羽的威脅，早早提出了諸多應對之策。或許在那時，“白衣渡江”的計劃就早已成形了。這些策略連魯肅這樣的“親劉派”看來，也是極具戰略眼光的。畢竟，魯肅的“榻上策”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全據長江”，而到后面魯肅的行為卻更像是讓聯盟全據長江。這樣或許對整個南方的北伐有利，但對于孫吳集團而言肯定是弊大于利的。

某種程度上來講，襲取荊州的決策可以說是孫權政治軍事生涯中做出的最正確決策之一了，正確程度或許僅次于赤壁之戰前夕的聯劉抗曹。

而在亂世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面前，所謂的“道義”就顯得一文不值了。畢竟，劉備和曹操為了自己的生存，也沒少做過背信棄義之舉。有點心機，在亂世可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至于“白衣渡江”的“不良影響”，主要是有人認為這一行為開了“軍人假扮平民”的不良先河，從而使得后面三國都加強了對商人的盤查，使得商人沒法正常做生意，又使得在后面的戰爭中出現了更多的無差別屠殺，甚至還影響到了商人后面千年的歷史地位。這種說法完全可以說是無稽之談。

在“白衣渡江”之前，《左傳》中就記載了晉國名將荀吳扮作米商滅掉鼓國的故事。到了后世這類計策更是屢見不鮮。到了近代，解放軍也采取過類似的計策，對國民黨軍隊進行打擊。這可以稱得上是“前有古人，后有來者”，呂蒙也只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使用了正確的戰術而已。

或許“白衣渡江”的確在短時間內影響了荊襄地區的通商，但在整個三國時代這點影響真的可以說是無足輕重。在這之后蜀漢政權甚至還利用蜀錦和直百錢跟魏吳兩國打貿易戰呢。

而所謂“白衣渡江”引發更多無差別屠殺更是無中生有的“罪名”。如果一定要比較一下，包含“白衣渡江”在內的襄樊之戰加上后來的夷陵之戰可以說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在這之后三足鼎立的局勢基本穩定，各大戰事基本上都被控制在局部范圍內，戰役中的平民傷亡顯著減少。這當然算不上“白衣渡江”的功績，但也足以從客觀上說明“白衣渡江”根本不是什么“萬惡之源”。

無可挑剔的名將

既然呂蒙最大的“罪名”都是子虛烏有，那么他“遺臭萬年”的說法又是怎么來的呢？

首先必須得說的是，呂蒙在歷史上確實背負過罵名，現在在互聯網上也同樣“臭名遠揚”，但說他被人詬病千年就純屬偽命題了。

從撰寫《三國志》的陳壽開始，歷朝歷代的杰出人物對呂蒙幾乎是清一色的好評。盡管從“魏晉正統”這個角度來看，呂蒙從屬于孫吳這個“地方割據勢力”，但他無論是人品還是用兵，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都可以稱得上是無可挑剔。

據記載，呂蒙作戰勇猛，治軍嚴明。可以為了大局不計前嫌地舉薦人才，又因為出身寒門的緣故對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抱有同情。他能夠虛心采納他人的意見，有著極強的積極進取心，據說連做夢都手不釋卷。

從作戰風格來看，呂蒙在很多時候都更傾向于“精準打擊”。在保證完成任務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傷亡，只擊殺首要目標。這在那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屠城跟家常便飯一樣的漢末亂世是極其難得的。

呂蒙的一生中，少數可以稱得上“污點”的，或許就只有他在年輕氣盛時曾因為他人的辱罵而殺人。在那個年代，像他這樣草根出身的人多少帶點匪氣，但在他后來的軍旅生涯中呂蒙成功克服了過去的種種缺點，這種匪氣幾乎蕩然無存。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吳的另一名大將甘寧，他年輕時當過河賊，參軍后的行事風格依然我行我素，品行也十分惡劣，這也使得作戰勇猛的他最終只能成為一個將才而非帥才。

呂蒙這樣一位能文能武、品行優良、有很高道德底線、深受上司信任、同事喜愛、下屬愛戴的模范將領，在歷史上的評價可一直都不低。哪怕是以劉備勢力為正統的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都不吝筆墨地用三首贊詩來稱贊他，這對于一個非蜀漢勢力的配角可以說是很高的待遇了。

有的人可能會說，歷史上絕大多數關于呂蒙的正面評價都出自于各種精英人士，他在民間的評價恐怕一直都不太好。

這么說也不是沒有道理。要知道，《三國演義》尊劉貶曹的基調，很多都出自于過去民間流傳的一些三國小故事。而在演義成熟之前的各種元雜劇中，這一傾向也相當明顯。據說當時的老百姓在看戲時，一看到劉備勝利就開心，一看到劉備失敗就難過。而關羽的形象更是在各種民間傳說中一步步被神化。

而民間對呂蒙的評價，盡管正史和野史上都沒什么記載，不過我們在一些其他方面也能看出些許端倪。

在京劇《走麥城》中，呂蒙的臉譜是藍尖三塊瓦。這樣的顏色一般代表著剛強和驍勇，可能會有些心計，但與奸詐、陰險和無恥之類的品性是完全不沾邊的。這點基本可以反映民間對呂蒙的總體印象了。畢竟一個在攻占新地盤后與當地軍民秋毫無犯，能夠做到“不拿人民群眾一個斗笠”的將領，普通老百姓很難有什么惡感。

呂蒙的評價變差，可能是從清朝開始的。彼時中央集權空前加強，統治階級極其注重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因此大力宣揚“忠義”觀念。關羽被封為武圣，幾乎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謀害關羽的“元兇”呂蒙自然就逐漸成了反派。在那時出版的“毛評本”《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給呂蒙的贊詩都被刪了個干凈。

到了近現代，隨著封建勢力的消退，呂蒙又逐漸被“平反”。毛主席就曾經公開稱贊過呂蒙在征戰之余還能勤學苦讀的事跡，并且還號召全軍及公安戰士都要讀一讀《呂蒙傳》。開國名將劉伯承更是直接給兒子起名“劉蒙”以表達自己對呂蒙的仰慕。

總而言之，呂蒙的歷史評價盡管有點波折，但總體還是相當積極的。那種“詬病千年”的說法肯定是不成立的。

商業社會的“犧牲品”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呂蒙在最近幾年被扣上了“遺臭萬年”的帽子，在互聯網上被大規模聲討呢？

眾所周知，在如今這個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流量為王。一些傳播度較高的人物往往很容易站在舞臺中央，無數媒體人為了賺取流量將鏡頭對準那些“偶像”，因此便逐漸形成了“飯圈”這種21世紀的獨特產物。

起初，“飯圈”還只存在于娛樂圈中，隨著互聯網走進越來越多的人的生活，“飯圈”也逐漸蔓延至各個領域中。

而如今，“飯圈”思維的一個“重災區”便是歷史圈。要知道，我國有泱泱五千年歷史，各種英雄層出不窮，每一個英雄都有著不少的“粉絲”崇拜，而在互聯網時代又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于是各個歷史人物也就逐漸形成了各自的“飯圈”。

明星偶像們有大有小，有的舉世聞名，有的粉絲只能“圈地自萌”，歷史名人也是如此。經過各種演義、戲劇和民間傳說加工的“武圣”關羽自帶頂級流量，在互聯網的加持下自然也就成了無數粉絲擁戴的大神級偶像。

和娛樂圈的偶像一樣，歷史圈的粉絲們也會不遺余力地維護自己的偶像，那害死關羽的呂蒙在這樣的環境下毫無疑問地就成了眾矢之的，甚至還被安上了些許莫須有的罪名，獲得了“無恥鼠輩”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標簽。

至于這些為什么是在這幾年發生，筆者認為，或許是因為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商的門檻越來越低，不少人輕輕松松就可以在平臺上注冊一個網店，這也給了不少經濟困難人士一個人生的希望。做生意最希望的當然是發財，武財神關羽便成了很多人的精神寄托。呂蒙在歷史上不僅害死了關羽，同時還落下了“假扮商人”這樣的把柄，引發了當代人很多不好的聯想。因此，在這個時代呂蒙不受待見也就不奇怪了。

結語

歷史洪流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立體的，不是一兩個像“圣人”“鼠輩”這樣的詞就能概括的。對于這些人的評價不僅會因為人群而不同，同時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十年前的圣賢，十年后或許就成了奸賊。事實上，這些評價的變化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一種時代的需求，根據需要去評價某個人物也是一種樸素的唯物歷史觀的體現，倒也無可厚非。不過如果想要了解一個完整的歷史人物形象，恐怕還得真正帶入到那個時代背景中去，才能挖掘出在層層謗譽的面紗后的真面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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