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邵昀】

在俄烏沖突持續、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的背景下，歐盟正加速推進軍事化，試圖借擴軍擺脫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并刺激本土工業復蘇。然而，美國《紐約時報》6月30日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這種激進的軍備擴張思路，不僅難以達成歐洲設想的戰略目標，反而可能成為歐盟的一個“歷史性錯誤”。

今年早些時候，有著77年歷史、曾被視為“歐洲之都”象征的奧迪布魯塞爾車廠，因席卷全歐的工業危機被徹底關停。文章作者、來自比利時的牛津大學政治學講師安東·耶格爾（Anton J?ger）指出，在最近幾個月，這座奧迪工廠的故事幾乎成了整個歐洲的縮影——兩者同樣陷入困境，面臨被本世紀新的地緣經濟浪潮席卷的危險。

按照比利時政府的初步規劃，被關停的奧迪工廠將被改建為武器生產基地。該改建方案的支持者認為，這既能提升歐洲的戰略自主性，同時也能為比利時創造3000個新的就業崗位。

文章稱，這也與當前歐洲希望通過提高軍費，來同時解決其地緣政治脆弱性、經濟低迷兩大危機的整體戰略思路一致：一方面，歐洲國家認為需要以此應對俄羅斯的“威脅”，擺脫對美國的依賴，鞏固其“強權”地位；另一方面，這一舉措也被寄希望能重振因中國競爭對手和不斷上漲的能源成本而承壓的歐洲本地工業。

然而，耶格爾認為，受財政資源、社會風氣等多種因素影響，歐洲試圖“一石二鳥”的希望很有可能落空。而該戰略一旦失敗，其代價將十分慘重，很可能釀成“歷史性錯誤”，讓歐洲社會“不進反退”。

當地時間2025年6月25日，荷蘭海牙，荷蘭皇家憲兵隊在海牙世界論壇北約峰會現場 視覺中國

耶格爾指出，歐洲的這種戰略其實有其歷史原型，通常被稱為“軍事凱恩斯主義”（military Keynesianism）。該概念最初指的是20世紀中葉各國政府為應對經濟衰退而增加軍費支出的做法，據稱最早由納粹德國于1930年代首創，后由美國在1940年代加以推廣。

但他認為，歐洲目前的舉措還難說是否真能稱得上是“軍事凱恩斯主義”，因為歐洲當前增加的軍費既達不到能引發規模效應的“強刺激”程度，只是回到了1989年前的水平，也缺乏凱恩斯主義的內核，即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和赤字，來刺激需求。

文章稱，雖然德國對財政赤字的限制略有放松，但歐洲政策制定者普遍仍不愿大舉舉債，反而是犧牲社會服務預算去養軍費，這更像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里根主義”——軍費暴漲、民生受限。

比利時國防大臣特奧·弗蘭肯（Theo Francken）是“奧迪軍工廠”改造計劃的主要倡導者，他此前就公開表示，一個國家若想同時削減赤字和增加軍費預算，就必須減少福利支出。“社會保障金太肥了，”弗蘭肯說，“從2000億的預算中抽走幾十億，這算不上什么不人道的事，不是嗎？”

耶格爾直言，在歐洲社會的普遍不滿情緒已經滋生出極右翼勢力，以至于威脅到歐洲內部凝聚力的當下，這種觀點可謂目光短淺。

當地時間2025年3月22日，德國柏林，德國極右翼分子集會游行 視覺中國

此外，歐洲試圖“重新武裝自己”的戰略也面臨著其他挑戰。

文章提到，許多傳統工業部門一旦轉向軍工，對海外戰爭就有了既得利益訴求，因為軍火生意顯然不像汽車制造那樣有穩定的消費市場。另一邊，軍費增加也未必意味著軍力提升。正如英國經濟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所指出，歐洲國家雖然集體砸下大筆軍費，卻只養出了“僵尸軍隊”，在人力和裝備上產出甚微。比如，在全球十大國防企業中，沒有一家是歐洲公司。

再者是堪稱歐洲特色的協調效率問題，這在歐洲援烏彈藥供應停滯中就有所體現。耶格爾指出，由于歐盟各國長期在武器采購決策上“各自為政”，在軍備本就成本高昂的背景下，其分散化的決策模式只會進一步推高成本，各國將爭搶軍火合同。

耶格爾表示，其中諷刺的是，在歐洲各地軍工廠尚未建成之前，第一批軍購支出極可能流入美國軍火商的口袋。據英國《金融時報》上周報道，越來越多的美國軍工企業瞄準了歐洲國家不斷增長的軍費，正試圖擴大與歐洲企業的合作，提前搶占市場。也就是說，歐洲“戰略自主”的最初受益者，很可能不是歐洲人，而是美國人。

上周的北約峰會，除了西班牙以外的北約成員國承諾，在未來十年內將軍費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

據西班牙《國家報》報道，西班牙國防大臣羅夫萊斯6月27日在參議院表示，達到5%的軍費目標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她強調，這不僅因為財政壓力，也因為歐洲軍工產能有限。“我們可以說任何我們想說的漂亮話來包裝（此事），但是沒有工業能夠承接它，不管是5%還是3.5%，美國不行，歐洲更不行。”

更深層的障礙，則是歐洲在社會風氣和文化上對戰爭動員和軍事化生活的抗拒。文章指出，許多歐洲國家在21世紀初廢除了義務兵役制，如今即使想恢復也遭遇強烈抵觸。最近，在德國有關義務兵役制的討論中，一名年輕的德國播客主持人兼自由記者就公開反對擴軍，表示：“我寧愿活著，也不要去死。”他還寫了一本名為《為什么我不會為我的國家而戰》的書，強調自己“不會為了所謂西方價值觀犧牲”。

因此，在耶格爾看來，盡管歐洲擴軍戰略的本意是軍事獨立和經濟復興“兩手都要抓”，但從現實層面來看，這兩個目標都難以實現。相反，他認為，歐洲激進擴軍會讓布魯塞爾陷入“兩頭落空”的局面：經濟上復蘇乏力，增長前景渺茫；軍工企業拿到大量資金，卻不足以讓歐洲與真正的強國抗衡。“若以犧牲其他領域為代價專注于國防，可能使歐盟倒退而非前進。”

對此，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晨楓在北約峰會結束后曾撰文表示，歐洲“重新武裝自己”的戰略缺乏明確、完整、協調的計劃和目標，雖然增加軍備從表面上“針對”的是俄羅斯，“實際上，歐洲更在意的是感覺”。

晨楓分析，除了支持烏克蘭繼續打下去，歐洲并沒有明確的計劃，歐洲的工業界也對轉產軍工不起勁。他表示，歐洲軍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作為美國軍工的延伸，這不是問題，但要自成體系，需要大規模的整合、集中，這會遇到數不清的國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問題。

他指出，有民調結果顯示，如果德國遭到入侵，只有9%的綠黨支持者愿意拿起槍來戰斗，是所有黨派支持者中比例最低的；同時，他們也不愿增加國防開支，北約標準的GDP占比2%都是喪失理智的過分措施。

“實際上，反戰、厭戰、懼戰思維在德國很普遍，大部分德國人即使國家遭到入侵，也不愿拿搶保衛家園，有40%甚至拒絕在任何情況下戰斗。在至少曾經有過尚武傳統的德國尚且如此，重新武裝歐洲就不只是槍炮坦克飛機導彈的問題了。”晨楓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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