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務院而言，由于不能在英聯邦1950年1月中旬的科倫坡會議之前與軍方就媾和問題達成諒解，艾奇遜便不能向英國外交大臣貝文提交有關和約草案的書面聲明，這樣一來，貝文便不能以美國草案在英聯邦會議上討論媾和問題。

　　1、媾和問題的沖突

　　而在沒有取得英聯邦國家支持的情況下，艾奇遜也不能把和約草案提交遠東委員會討論。12月24日，艾奇遜只好和軍方領導人商量，先向英國方面提供一份解釋性的文件，在文件中表明美國政府尚未在對日基本政策上取得一致，國務院之外的其他機構傾向于以其他方法遏制蘇聯在日本和亞洲的擴張滲透，同時，美國也尚未找到確保使日本不再成為其他國家威脅的方法。

　　艾奇遜準備將解釋的重點放在蘇聯影響下的軍事安全問題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告訴艾奇遜，由于中國、東南亞和臺灣形勢不安定，目前不宜冒險制定和約，在6個月或1年之后，事態或許就明了了，或許重建日本武裝終究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應該為此做出安排。

　　布萊德雷還表示，如果國務院改變了反對向在臺灣的蔣介石提供軍事援助的立場，五角大樓將會進一步考慮對日安全條件但是，艾奇遜并不打算在對華和對臺問題上做出讓步。

　　對軍方最關注的東亞軍事安全問題，他只打算考慮接受軍方關于建立日本陸軍及占領結束后在日本駐留美軍并保持軍事基地的意見，當天，艾奇遜在會見英國大使弗蘭克斯爵士時表示，美國目前雖然暫不考慮重新武裝日本，但美國政府一致同意占領結束后美國有權在日本保留廣泛的軍事基地，即便這樣的條款必然會遭到中蘇兩國的反對；不過美國并不認為和約必須得到它們的認可。

　　杜魯門總統則試圖在國務院和軍方之間進行調和，他一方面支持艾奇遜對華政策的立場及其早日訂立對日和約的原則，另一方面也認為軍方所提出的軍事安全需求是必須要考慮到的。

　　12月29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審議NSC48號文件并討論中國問題時意見發生沖突，杜魯門表現出了對推遲對日媾和的擔心，他表示，蘇聯對擊敗日本沒有承擔任何重大責任，華盛頓可以不允許他們參加和約。不過，不論蘇聯參加與否，英美都可以進行和談。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NSC48/2后，12月31日，杜魯門發表了關于日本問題的講話，再次表達了上述意思。

　　杜魯門強調，美國是單獨占領日本，雖然蘇聯最后可能被邀請參加和約，但“毫無疑問，美國和英國可以商洽一個對日和約，不論蘇聯參加與否”。

　　國務卿艾奇遜從1949年5月以來進行對日媾和的努力實際上被軍方挫敗了，在這個問題上，他不能不感到失望。

　　對媾和再度流產失望的不止是艾奇遜，還有英國。因為美國對華、對日政策的總體不確定狀態直接關乎英國在亞洲的利益。英國既擔心美國對中共立場的僵硬影響英國在香港的存在及在華貿易，又唯恐美國將日本引入東南亞會損害英國在東南亞的利益，英國外交部遠東事務助理丹寧認為，美國陸軍副部長伏希斯在位一日，就不可能和談。

　　英國駐美大使弗蘭克斯則認為問題不在伏希斯，而在于美國似乎缺乏對整個太平洋的現實政策。

　　當中美關系在1950年1月惡化時、弗蘭克斯指出，日本成了目前在亞洲唯一“安全”的地區，杜魯門政府改進中美關系或反對五角大樓對日立場的任何行動，均將給共和黨以新的武器，攻擊已備受責難的遠東政策。在無法與美國達成一致的情況下，英國考慮到自身在東亞的利益，于1950年1月5日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2、日本的外貿出路

　　占領政策的“反轉”確立了復興日本經濟，以確保日本政治經濟穩定的基本方針。作為幫助日本經濟自立的重要舉措，1948年底美國政府通過盟總向日本政府下達了“穩定經濟九原則”，其后，又于1949年2月將底特律銀行家道奇，作為總統特命全權公使派到了日本，指導日本政府實施新經濟政策。

　　赴日后，道奇決心為日本經濟動大手術，一勞永逸地徹底斬除日本經濟建立在美援和政府補貼兩大基礎上的不良現狀，以振興出口為目標，把生產重點轉向出口，以啟動日本經濟。為此，道奇確立了日元對美元360：1的單一匯率，實行了嚴格的通貨緊縮政策，并編制了1949年政府財政超均衡預算方案。

　　但是，復興日本經濟、振興出口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原料來源和市場出路問題。二戰以后日本對外貿易崩潰，與東亞的貿易關系幾乎完全停止，對外經濟聯系基本建立在美援基礎上。自1946年恢復對外貿易后，1947年日本的貿易進口額為5.2億美元，出口額僅為1.7億美元，只有進口的三分之一，且其中進口額的77%，約4億美元來自美援，與戰前相比較，進口額只有戰前的18.6%，出口則只相當于戰前的4.3%。

　　要使日本經濟重新自立，便須徹底改變這種對美經濟依賴的狀況，并打開日本的外貿出路。

　　日本傳統的對外貿易對象主要是亞洲國家，其中，對中國大陸和朝鮮的貿易占據其外貿總額的一半以上。從傳統貿易結構來看，中日貿易應該是日本經濟復興不可或缺的基礎，據1949年11月日本外務省政務局經濟課，關于中日貿易水平的統計分析，在戰前1936年日本對外貿易總額中，對華貿易出口占總出口的24.88%，進口占12.63%（進出口均包括“滿洲”和“關東洲”，不含臺灣)；就同年的中國對外貿易而言，日本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國（地區），對日輸出占出口總額的14.24%，僅次于美國(26.3%)和香港(15%)，同時，日本也是中國的第二大進口國，占進口總額的16.26%，僅次于美國(19.6%)。

　　日本對華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品、鐵及鐵鋼制品、機械器具，以及棉、絹、人（造）絹、毛織物等紡織品，進口的主要是石油、鐵礦及其他礦產、棉花，以及大豆、菜油等農產品，雙方經濟互補優勢非常明顯。

　　二戰以后，由于日本經濟受限制加之中國內戰、經濟混亂、國民政府的控制地區日益縮小等原因，中日貿易狀況并不樂觀，1946-1948年3年間，日本對華出口總額僅為1100萬美元，進口總額也只有3460萬美元。但是，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全國節節勝利和對日經濟限制的逐步取消，急于復興日本經濟的美國以及日本本身都在探討日本與解放區開展貿易的可能性。

　　2、為何是和中國大陸貿易？

　　就美國政府而言，在著手日本經濟復興計劃的同時，便已考慮到應該恢復中日傳統經濟聯系的問題，這種考慮最初也與對中國事態發展的政治考慮結合在一起。

　　早在1947年9月，國務院的馬丁小組便指出，發展中日貿易既能促進日本經濟發展，也能在政治上軟化中共的極端思想。為此，美國甚至可以借鑒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做法，將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通過促進日本經濟復興而減少亞洲革命者對蘇聯的向往，盡管國務院不會采納如此極端的建議，但以經濟發展來抵制蘇聯和共產主義吸引力的思想觀念，卻成為后來一個時期國務院處理中日貿易問題的基本立場。

　　1948年12月，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提出了中日貿易的二大好處：一來因為它最便宜、方便，即便是經過香港轉運，也比東南亞更合算；二來中共對外經濟聯系越多，就越不至于早日實施極權主義控制；三來可以減輕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壓力，他同時還警告，以貿易限制為手段會使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付出更大的代價。

　　艾奇遜、凱南等人也都認為蘇聯尤法滿足中國所需的貿易和技術要求，這一點，決定了北京不論是對外還是對內都會轉向溫和、正是由于這些考慮，當中共在大陸的節節勝利和日本發展對外貿易的需要把中（共）日貿易問題提上桌面之際，國務院一直表示贊成與支持。

　　陸軍部的文官們從促進日本經濟復興的目的考慮，也不反對日本與中共的貿易。

　　1948年11月，陸軍部的經濟顧問瑞特提出了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區域經濟整合計劃，該計劃雖然認為日本貿易的長期目標應該建立在與非共產黨國家的貿易關系上，但卻承認進行中日貿易是有必要的，陸軍部民事組和計劃行動組認為，中日貿易對日本的國際貿易平衡有利，將會擴大日本取得非美元區域的市場，減少對美國經濟的依賴，民事組和陸軍部副部長德雷帕，都要求麥克阿瑟將中日貿易擴大至符合日本與共產黨控制區貿易所準許的最高水平，甚至陸軍部長羅亞爾也對中日貿易很樂觀。

　　1949年2月，他在國民黨全面潰敗之際與道奇同赴日本，羅亞爾表示，共產黨不足為慮，在中國大陸上恢復和平也許是“中國最好的事”，華盛頓和東京應該與中共展開貿易，只要北京面對的不是一個充滿敵意的美國，中共會成為莫斯科控制下“不聽話的嬰兒”。

　　3、反對中日貿易的人

　　在東京，盟總的經濟科學組曾于1948年11月提出被稱為藍皮書的日本經濟自立計劃。該計劃把日本經濟復興系于“在亞洲的天然市場地區”，找到“關鍵市場和不可缺少的原料來源”，鼓勵日本培養對美國無直接重要性的市場，以資本、設備和消費品交換“其所能提供的工業原料和糧食”，就麥克阿瑟本人而言，他雖然主張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禁止日本與中共官方貿易，也拒絕讓中共官方貿易代表團訪問東京，但卻一直承認擴大對華貿易對日本經濟的重要性，盟總對中日民間貿易實施的實際限制，甚至比華盛頓所要求的更少。

　　中日貿易的反對者主要是華盛頓軍方的對華強硬派，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長約翰遜以及以“中國幫”為代表的親蔣國會眾議員。

　　反對的理由主要是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進一步擴散，并保證美國在遠東廣泛的軍事安全利益。他們一方面主張對中共采取積極的敵對手段，對其實行嚴格的經濟制裁，禁止中日貿易；另一方面，則要求援蔣保臺，并且支持大陸上的反共力量。

　　1949年1、2月間，美國政府就對華政策進行了廣泛的討論。2月底和3月初，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杜魯門通過批準了的兩個關于對華政策的重要文件NSC34/2和NSC41，綜合反映了上述各種考慮。在NSC34/2里，美國確立的對華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等待塵埃落定”，并防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為達此目的，準許中美民間接觸，以便為未來中蘇關系打入楔子。

　　在此基本方針下，在專門針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而制訂的NSC41里，美國一方面開始把中國大陸列入與蘇聯、東歐并立的“R程序”類國家，對華實施貿易管制；另一方面，基于離間中蘇關系的基本目的以及各種現實政治因素的考慮，所規定的對華貿易管制又較之蘇東國家相對寬松，允許在適當的安全限制下，恢復中國與日本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普通經濟關系，以便至少能使日本在短期內從中國獲得對日本至關重要的商品，并讓美國私人企業在華得到某種形式的發展。

　　具體到中日貿易，則在鼓勵雙邊易貨貿易的同時，強調要避免日本在食品和重要原材料的需求方面對中國產生嚴重的依賴，提出日本應在“合乎經濟的基礎上尋找新的資源產地”。

　　4、中日貿易的進展

　　另一方面，中（共）日雙方對相互開展貿易均興趣濃厚。1949年4月，中共便與美國總領事克羅伯接觸，表示愿與日本重開貿易，特別是以煤、大豆及纖維交換機械設備。

　　日本與中共貿易原本須通過香港轉運，8月，天津港重新開通，其后，雙邊開始進行直接貿易。兩個月內，中（共）方便向日本輸出了21萬噸花生、6000萬噸羊毛、31萬噸棉實，并向日方表示，希望取得交通設施、動力設施等。

　　日本方面則對中日貿易更為積極。1948年11月，吉田在第二次組閣后不久宣稱，中共取得政權沒有太大關系，中共很快就會轉變成民族主義者，并像過去中國的政權一樣排外。他認為中共會削弱蘇聯在亞洲的力量，中日貿易可重建雙方共同利益。吉田還向一位美國記者表示，“不管中國是紅還是綠，中國是一個天然市場，而日本必須想到市場。”

　　1949年春天，在中國研究所和留日華僑總會的組織下，日本民間展開了中日貿易促進運動。2月，在東京的工業俱樂部召開了“中日貿易懇談會”，一些中小企業團體、文化人與文化團體、勞動組合、在日華僑及朝鮮工商業者參加，決定組建“中日貿易促進會”。

　　1949年5月4日，日本共產黨的野坂參三在丸之內工業俱樂部發起了“中日貿易促進懇談會”，聯合了社會黨、民自黨以及中小工商業者、產別等勞動組合和文化團體等，以敦促政府展開中日貿易為旗號，在東京和大阪等地召開懇談會、舉行講演，展開廣泛行動，5月底，參眾兩院議員結成中日貿易促進會議員聯盟。

　　6月7日，參眾兩院貿易振興議員聯盟、日本貿易協會在首相官邸共同主辦了“輸出貿易振興懇談會”，此會使得政府、議會與產業界聯合，政府方面以通商相稻垣平太郎、副相山本、通商局長武內為首，議會方面以北村德太一郎、苫米地義三、宮藤喜助等助勢，與日本貿易協會一起，共同致力于促進中日貿易，8月1日，醞釀半年的中日貿易促進會也正式成立。

　　早在1949年初美國經濟專家便估計，如果沒有政治阻礙，中日貿易額在1950年可以很快達到5000萬美元，而到1953年則可達到2.5億美元。

　　1949年11月，日本外貿通商大臣稻垣平太郎表示，希望日本外貿總額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為中日貿易。3日本外務省政務局經濟課在1950年1月也預測，單計日本從中國的貿易輸入，1950年也可能會達到3294萬美元。

　　從天然、傳統的貿易聯系出發，日本對日中貿易的前景充滿了期待。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