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廣州應試，落榜后當即病倒，被人抬回家中。

他臥床不起，以為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向家人訣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快死了。父母啊！我不能報答大恩，不能一舉成名顯揚父母了。”說罷，他閉上眼睛，全身癱軟下去，意識也不知飄到了何處。

他做了一個斷斷續續的奇怪的夢。

上帝降臨廣西

洪秀全夢見一龍一虎一雄雞走進房間，將他抬到天上。有人為他洗凈全身，除去污穢。又用刀剖開他的身體，拿出五臟六腑，再換上鮮紅的內臟，合上傷口。

之后，他來到一個大廳，前方的寶座上端坐著一位金須黑袍的老人。老人流淚道，他生育了世間人類，但人們不尊敬他。老人給了洪秀全一把劍，要他斬妖除魔，又給了一方璽印。

他還夢見一個中年人，這位“長兄”帶他遨游世界，助他殺妖。又夢見老人痛斥孔子沒有向世人講清楚道理，孔子只能低頭認錯。

臥床四十多天，洪秀全時而在房間里跳來跳去，口呼“斬！斬！”，對著空氣一頓亂舞，時而唱歌、罵人。家里人都以為他瘋了，請來巫師作法，驅除邪祟。

洪秀全康復之后，一切似乎恢復了正常。但他的族弟洪仁玕敏銳地發現，兄長完全變了一個人——眼光銳利、氣力強健、心思機敏，仿佛重獲新生。

▲洪秀全畫像。圖源：網絡

到了1843年，洪秀全帶著對科舉入仕的眷戀，最后一次踏上赴廣州應試的旅途。結果依然是名落孫山。若循著這世上絕大多數讀書人的軌跡，他的余生恐怕就剩下兩件事：一邊當塾師養活自己，一邊繼續應試。

就在冥冥之中，他翻開了一本名為《勸世良言》的布道小冊子——早在1836年，他第二次到廣州應試時，有個傳教士塞給他這本小冊子，但他當時草草一閱便束之高閣。

《勸世良言》規勸世人信奉上帝，宣傳天堂永樂、地獄永苦，恰巧與洪秀全夢中景象對應上了。這個巧合帶給洪秀全極強的心理暗示：老者是上帝，長兄是耶穌基督，而他是上帝派來拯救天下的使者，至于不能保佑士人高中的文昌、魁星兩像、以及其他無用之偶像，皆是妖魔。此后，洪秀全從一個眷戀仕途的讀書人轉變為一個虔誠的上帝信徒（當然這是他自己理解的）。

皈依上帝后，洪秀全自行施洗，撤掉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同年，他回到家鄉，說服鄰居馮云山、族弟洪仁玕接受了上帝信仰。很快，三位信徒開始布道，對象是自己的親族和至交。他們時常聚在一起，研讀《勸世良言》，讀到洪水泛濫、末日審判等情節時，都會心生恐懼。

村子里很多人不信，兩方起了爭斗。洪仁玕因拆除孔子牌位沒了收入，挨了親戚一頓打，遂憤怒地說道：“我是不是老師呢？孔夫子死了許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為什么迫我拜他呢？”

在家鄉，洪秀全的布道事業難有起色，于是他和馮云山決定去廣西傳教。洪仁玕因家人反對，只得留在廣東。

1844年5月，洪秀全一路跋山涉水，終于抵達廣西潯州府貴縣。

此時，洪秀全的布道充斥著“上帝”“天堂”“地獄”等基督話語，但仔細一看，基本還是孔子的教義——仁義、廉恥、忠孝。他想要改變世界，又想不出什么好辦法，只能要求人們做君子、走正道。

雖然“普天之下皆兄弟”，但洪秀全認為，對于上帝來說，“君長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強暴是其頑子”。換句話說，等級制是合理的。人們可以平等地拜上帝，卻不可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當然，洪秀全并非全然沒有反抗的意識。1845年，洪秀全回鄉，洪仁玕發現他開始怒斥滿人：“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為界，猶如父親分家產于兒輩”，“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業耶？”

1846 年，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聽說有兩兄弟自行傳教，十分意外，便邀請洪秀全來廣州一見。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與洪仁玕來到廣州，在羅孝全的教堂里第一次讀到《圣經》。羅孝全非常驚喜：“現在他們每天都在這里學習，我幾乎相信，是主送他們來這里的。”洪秀全很快提出入教的申請。然而，羅孝全的兩個助手害怕洪會搶走自己的飯碗，便慫恿他在面試時詢問自己的生活待遇。

當天，羅孝全提醒說：“成為教堂的一名成員并不是某種雇傭，也與金錢的報酬無關。我們不應出于邪惡的動機而加入教堂。”洪秀全懵懂地回答：“我窮，沒有生活來源，加入教堂將丟掉我的職業，我不知以后將怎樣維持生活。”因為入教動機不純，洪秀全受洗一事就拖延了下來。

洪秀全覺得前景渺茫，決定重游廣西。歷史在此恍惚了一下，走上一條岔路：廣州教堂里少了一位虔誠的信徒，但廣西山區卻多了一位叱咤風云的“洪先生”。

當初，馮云山與洪秀全在貴縣分別，只身一人深入紫荊山，經過兩年多的經營，竟然發展了兩千多名信徒，成立了“上帝會”。馮云山是洪秀全最忠實的追隨者，他每到一處，都渲染那場神奇的夢，使得每村每戶雖沒見過本人，但都知曉“洪先生”的存在。其中，涌現出一批實力人物，比如紫荊山的楊秀清、蕭朝貴，金田村的韋昌輝，貴縣的石達開等。

洪先生眼見本已黯淡的信仰竟然在紫荊山落地生根，很難不生出一股洶涌澎湃的志氣：身為上帝使者，怎能忘卻斬妖除魔之重任？

▲馮云山。圖源：影視劇照

暴力的淵藪

再次入桂僅兩個月，洪秀全便遠赴象州，搗毀了甘王廟，確立上帝的權威。

甘王是桂東南一帶的神祇，人稱“甘王爺”。洪秀全斥責甘王犯下十款大罪，命人搗毀神像，“將妖眼挖出，須割去，帽踏爛，龍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斷”。但在當地人看來，這些“罪狀”實在是荒誕，比如“愛聽男女淫詞蕩曲”，本身就是廣西土著和歌擇偶的習俗。

然而，此事之后，洪秀全聲名大噪，信徒暴增。讓人不禁懷疑，上帝信仰真有這么大的吸引力？

明中期以來，中國南部山區存在著人口瘋狂遷入與暴力瘋狂溢出的雙向進程。伴隨著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可在丘陵種植）的推廣，人口迎來大增長，百姓們紛紛涌入高海拔地區開荒，直至當地生態惡化，一部分人口再繼續遷徙。土著和先來者聚族而居，后到者沖擊堡壘，引發日常性的武力對峙。

同時，為滿足江南的煤鐵和木材需求，商人涌入山區大肆采掘砍伐，破壞當地生態，加劇外人與土著之間的矛盾，導致流血沖突不斷。這也解答了一個問題：江南明明是人口最密集、剝削最嚴重的地區，卻不怎么出大亂子，因為它通過商業網絡將一部分的苦難和戾氣轉移到了南部山區。

16世紀初，閩粵贛山地爆發大規模匪亂，王陽明平“山中賊”。18世紀，秦巴山區陷入動蕩，催生了白蓮教起義。19世紀的廣西，盜匪橫行，天地會從中作亂，全境烽火四起，上帝會不過是其中一支冉冉升起的勢力。

上帝會信眾大多是以燒炭為業的貧苦山民，平時在礦區、山區游走，無所依靠，比如楊秀清、蕭朝貴等人。這些人又多是被土著排斥的“來人”（客家人），遭當地村社排擠，不能在村里蓋房子、開發荒地，就連村里的神明也不能拜。另外，韋昌輝、石達開雖是“富厚之家”，卻與當地大族有矛盾，同樣無法融入村社。

這些“異類”猶如待開墾的荒野，一旦有人種下美好的愿景，即可生成一定規模的暴力團伙。這時，洪秀全、馮云山高呼“上帝是世間唯一真神”，宣布所有村社神明乃是邪魔，迎合了這些失意人群的心理。他們對于甘王之類的神明，非但不尊敬，更可能深惡痛絕。既然上帝可以將這些邪神掃除，并且帶給他們一個“地上的小天堂”，那有什么理由不信仰它呢？

洪秀全向“邪神”開戰，勢必要與地方勢力起沖突。當時僅是普通信徒的李秀成回憶道：“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和（伙），團練與團練一和（伙），各爭自氣，各逞自強，因而逼起。”

1847年末，紫荊山石人村秀才王作新率團練抓走馮云山，被教徒盧六搶回。王作新不甘心，便向官府舉報馮云山結盟聚會、不遵守清朝法律、踐踏社稷神明。或許是因為上帝會與“洋教”頗有瓜葛，桂平知縣不敢輕判，反而認為王作新有誣蔑之嫌，于是傳喚馮云山、盧六對質。王作新見事情不對，離家躲避風頭。

1848年2月，洪秀全為救摯友，奔赴廣州，準備向兩廣總督耆英和外國教會求助。上帝會教眾也集資營救。5月，官府將馮云山發回原籍，馮云山在途中說服兩名解差入教，返回紫荊山，隨即又趕往廣東尋找洪秀全。而洪秀全求救無果，從廣州返回紫荊山，二人剛好錯過。

此時，上帝會群龍無首，有人利用民間的降僮術大搞分裂。先是，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傳言，借此攬權，馮云山知道后沒有揭穿他的把戲。到了10月，蕭朝貴假托天兄下凡傳言，與楊秀清聯手，控制了上帝會。洪秀全回來后，迫于形勢承認了他們的身份。

據《天兄圣旨》記載，11 月 19 日，洪秀全與天兄（蕭朝貴）第一次對話：

天王曰：“天兄，太平時軍師是誰乎？”

天兄曰：“馮云山、楊秀清、蕭朝貴俱是軍師也。洪秀全胞弟，日頭是爾，月亮是爾妻子。馮云山有三個星出身，楊秀清亦有三個星，蕭朝貴有兩個星。楊秀清、蕭朝貴他二人是雙鳳朝陽也。”

這段話可以看出三人的默契。洪秀全借助楊、蕭二人控制局面、穩定人心；楊、蕭二人維護洪、馮的地位。不久，洪秀全就給自己的異夢弄了一個添油加醋的新版本，說自己是上帝次子、耶穌胞弟，上帝派他下凡是做“太平王”的。在馮云山歸來到11月19日這段時間里，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等人大概就萌生了打江山的念頭。

▲太平軍領導層。圖源：影視劇照

自此以后，上帝會形成了一種結構性的政教分工：教主洪秀全行蹤不定，法力無邊，是教眾的精神支柱；楊秀清、蕭朝貴可以借天父、天兄之身份發聲，處理凡間事務，掌握實權。據清朝官方觀察，“自粵西至江寧，秀清皆與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處，必深藏不出。秀清則盛陳儀衛，巡行閭市”，可見二人的分工。

上層人物生出造反之心的同時，下層教眾無時無刻不在土客械斗中磨練自己的戰斗力。據洪仁玕回憶：“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貴縣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搶去耕牛，十余兄弟追殺至該村大勝。該村人演戲旺其菩薩，又看戲人自驚，自相踐踏，該村數千家從無人敢欺者，被十人打勝。”

1850年，官府開始注意到上帝會的異動。與此同時，洪秀全等秘密召見各地的骨干，要求教眾在金田集合。于是，一波又一波教眾燒掉房屋，賣掉土地，往金田開拔，再不回頭，最遠者竟需跋涉300余里，幾乎跨越半個廣西。這里面有博白的農民、紫荊山的燒炭工、龍山的礦工、大黃江口的水手……拋棄鄉土之舉使得太平軍起義時攜帶著大量婦孺，但正是這樣，太平軍才能有長途作戰的能力。

1851年，約2萬男女老幼在金田慶賀洪秀全38歲生日，正式誓師起義。

洪仁玕本來要參加起義，結果來遲了一步，沒有趕上太平軍。途中遭遇官府搜捕，不得不改名換姓，艱難逃亡，避禍于香港。直到1859年，他才再見到洪秀全。那時，莫說是太平軍，就連整個中國都變了天地。

席卷南方

起義之初，太平軍與清軍打得有來有回。但清廷很快增調兵力，攻占了雙髻山，太平軍陷入危急，被迫突圍。

先是，天兄下凡，斥責眾人不忠心。接著，天父兩度下凡，勸告將士齊心協力，必能“除妖”。楊秀清、蕭朝貴配合默契，總算穩定了軍心。隨后，太平軍突圍，于官村一帶大敗來追的清軍向榮部，贏得了一線生機。1851年冬天，太平軍在永安城封王建制，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云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各王皆受東王節制。

作為太平軍的兩個主心骨，楊秀清和蕭朝貴的關系十分微妙。雙方既有合作，又有爭權。金田起義前后，蕭朝貴往返于平山、金田、洪山、花洲、舊合、貴縣、羅澗、藍田、鹿西、長排等地，不辭勞苦，有時一日之內要代天兄下凡數次，由于勞累過度還患上了瘡毒。那段時間，楊秀清“口啞耳聾，耳孔出膿，眼內流水”，得了重病，上帝會的掌舵人實際是蕭朝貴。蕭朝貴應該發動了某種輿論攻勢，上帝會內有人“私議東王幾成病廢，以致有不知尊敬東王，反為褻瀆東王”。

然而，起事最后時刻，楊秀清突然病愈，王者歸來。天父頻繁現身，號召會眾向清軍開戰。后來，太平軍攻下永安，蕭朝貴率部與清軍烏蘭泰部在水竇村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取得慘勝，自己也受了重傷。楊秀清、馮云山、石達開前來看望，極為擔憂，逼得天兄兩次下凡，寬慰眾人。

一周之后，永安封王，楊秀清獨攬大權，雙方暗中的角力終于分出了高下。在此后長達五個月的時間里，蕭朝貴似乎因傷喪失了行動能力，天兄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曾下凡。

▲蕭朝貴。圖源：影視劇照

1852年，太平軍從永安突圍，攻桂林，不克，繼續北上。太平軍攻全州時，一顆炮彈意外擊中馮云山，馮云山不治身亡。陷全州后，太平軍繼續沿水路進發，至蓑衣渡時，發現河道被堵塞。此時，伏兵暴起，猛烈轟擊，打了太平軍一個措手不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太平軍只能吞下苦果，放棄輜重，繞道北上。雖然蓑衣渡之戰規模較小，無法對全局產生影響，但卻是太平軍前期最狼狽的一場敗仗。

這支伏兵是湘人江忠源率領的新寧楚勇。湘西的局面其實和廣西差不多，常年存在暴力沖突，官軍“只愿賊在，豈肯滅賊”，民風彪悍。當地的有識之士征農為兵，屯田以糧代餉，勉力維持地方部隊。太平軍過境時，官府將散落各地的楚勇加以整合，這一過程和太平軍的成軍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英雄豪杰追逐武裝化的百姓。廣西出了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等人，湖南則出了江忠源、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夸張點說，太平軍掀起的這場戰爭，更像是南部山區的“內戰”。

之后，太平軍連克永州、道州、郴州。這時，蕭朝貴終于傷愈歸來。當時，馮云山已死，韋昌輝、石達開資歷尚淺，楊秀清一家獨大。洪秀全只是名義上的天王，甚至在天父下凡時，也要長跪聽命。蕭朝貴心里必然十分著急，若不能建功立業，恐怕就要永遠屈居楊秀清之下。于是，他率領兩千多老兵，直逼長沙城。

在太平軍的沖擊下，長沙城外的防線全面崩潰。但蕭朝貴的兵力太過薄弱，只能攻南城一隅。連攻幾個晝夜，蕭朝貴在一次督戰中被清軍炮火擊中，不久之后死去。其部下封鎖主將重傷的消息，勉強維持住攻勢，可惜已無力回天。之后，洪秀全、楊秀清率主力來到長沙城下，祭奠了蕭朝貴一番，天兄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由于不擅長攻堅戰，而且敵方大量援軍已至，太平軍圍了八十多天也無法攻下長沙城，只能分軍渡湘，接著向武昌轉進。

太平軍之所以能席卷南方，很大一個原因在于水戰能力。廣西潯州府一帶，是西江航運的中轉站，匯聚了一批靠水吃飯的力工和漁民，最著名的自然是羅大綱率領的“水寇”。太平軍繞過長沙，進入岳陽、益陽，又收編了大量水上人家，皆為“沿江纖夫、船戶、碼頭挑腳、轎夫、鐵木匠”，水上戰斗力大大增強。

▲羅大綱。圖源：影視劇照

1853年1月，太平軍攻入武昌，進入天下樞紐。此前，南部山區的木材和礦產順著長江水道來到江南，而移民和暴力逆流而上輸入到山區。如今，暴力終于溢出，借著發達的水路向江南傾瀉。

太平軍從進入湖南到離開湖北順江南下，不到一年時間，人數從2萬左右暴增至50余萬。主要有以下幾個群體：挖煤、采礦的工人，比如道州、郴州一帶的煤夫組建了一支挖地道的“工程兵”部隊——“土營”；兩湖天地會以及其它幫會成員；還有就是湘北的船戶。這些“新賊”與“老賊”相似，都屬于脫離農耕秩序的社會底層，無恒產也無恒心。而站在其對立面的湘勇，則多是地方團練，家里有田有地——從這一點看，湘軍更像是一支農民軍。

在廣西盆地和兩湖地區，英雄豪杰可以輕松招募到武裝化的百姓，從而對長江下游形成威壓之勢。反過來，江南不可能集合這樣的武力。只要官軍孱弱（事實上就是不堪一擊），那么太平軍越往江南走，所受的抵抗就越小。1853年3月，太平軍輕松攻占南京，在此建都，改稱“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國。

天京事變

建都南京意味著太平軍進取之勢的停滯。這也可以理解，太平軍老兵常年流動作戰，攜老扶幼，已十分疲憊，加上北方氣候嚴寒、語言不通、官軍更多，若是一意北伐，最好的結果無非是成為第二個李自成。

太平軍自武昌東征，一路“略城堡，舍要害”，所破之地均棄而不守。如今要保住天京，必須回師西征，以安徽、江西、湖北為糧倉。依此戰略，1853年6月，太平軍溯江西征，攻下安慶、九江、武昌等地，使得天京上游有了保障。

同時，太平天國派出一路偏師北伐，一直挺進到天津城下，結果被鎮壓。北伐一事，看似進取，實則敗招。未能經營好南方，就貿然北上，使得北伐軍既無后方、也無增援，因缺糧、缺兵而陷入絕境。

當然，太平天國最大的隱患在于內部。

定都之后，洪秀全居于深宮，足不出戶，完全被楊秀清架空。清朝一度盛傳洪秀全早已死去，居住在天王府的只是一個木偶。1854年6月，英國使節麥華陀訪問天京，依然無法探知真相，事后在報告中寫道：“至于像太平王（洪秀全）這樣一個人是否真的存在，仍是很值得懷疑的一件事，因為在我們同他們的所有通信中，對方刻意向我們大談東王的意愿，他的權力，他的威嚴，他的影響，但只是順便提到他那著名的主子。”

如英國人所言，楊秀清集俗世與宗教最高權柄于一身，太平天國一切號令，均由他做主。有天父下凡這塊金字招牌，幾乎無人可以制約楊秀清，使得他做起事來肆無忌憚，李秀成曾說：“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

▲楊秀清。圖源：影視劇照

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是太平天國第三、第四號人物，雖然與楊秀清同為“上帝之子”，但兩人見了東王，要行下跪禮。1856年，楊秀清以天父的名義下令杖責韋昌輝40大板，理由竟然是天父下凡時，北王沒有出令傳齊眾官，致使人們有時不知道天父下凡。至于其他開國元勛，比如秦日綱、陳承瑢（陳玉成叔父），都曾被楊秀清杖責過。可以說，天京事變前夕，滿朝文武大都站在了“天父”的對立面。

1856年8月，楊秀清以天父名義將天王洪秀全召到東王府，進行了如下對話：

天父曰：“爾與東王均為我子，東王有咁大功勞，何止稱九千歲？”

天王曰：“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

天父曰：“東世子豈止是千歲？”

天王曰：“東王既萬歲，世子亦便是萬歲，且世代皆萬歲。”

楊秀清欺人太甚，洪秀全表面應承，背地里決不可能束手就擒。據李秀成回憶，東王逼封萬歲之后，韋昌輝、石達開不服，秘議殺東王。石達開的說法卻有所不同：韋昌輝欲殺楊，洪秀全口中不肯，實則故意封楊秀清為萬歲，激韋昌輝出手。

這兩個說法都有疑點。李秀成當時只是一員勇將，無法參與高層機密，消息來源必然是勝利者一方，因此他的說法明顯把洪秀全摘了出去。而石達開的說法也抹去了自己的存在，但如果他不曾參與，又怎么知道洪、韋之間的機密？

天京事變的真相撲朔迷離，可能永遠都是一個謎，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知曉：三王彼此心照，目標明確，只是靜待一個合適的時機罷了。

當時，太平軍第一次擊破江南大營，解了天京之圍。之后，楊秀清將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調離天京，分別派往湖北、江西和丹陽督戰。同時，他將自己駐扎在天京城北清涼山、虎賁山等地的嫡系部隊調往江西——可見其毫無防備之心。“誅楊聯盟”立馬意識到機會來了。

8月底，韋昌輝率三千親兵從江西前線乘船東返。楊秀清知其回京，全然沒有意識到危險，還發號施令，要求韋昌輝率部攻打浦六營盤。

9月2日，等到天京城內布置妥當，洪秀全密召韋昌輝入京誅楊。深夜，陳承瑢打開城門，秘密接應韋昌輝入城，大軍隨即包圍了東王府。楊秀清猝不及防，被殺死。隨后，韋昌輝下令將東王的親屬和舊部，無論男女老幼，全部處死，兩萬余人倒在血泊之中。

▲韋昌輝。圖源：影視劇照

石達開聞變后趕回天京，見到這番血腥場景，十分不忍，勸告韋昌輝不要濫殺無辜，反被指責偏袒東黨，為自保只能先行出城。韋昌輝殺紅了眼，下令屠翼王府，內訌進一步升級。石達開逃到安慶，起兵討伐韋昌輝。眼見事情完全失控，洪秀全下令討韋。11月2日，韋昌輝伏誅，全家悉數被殺。11月下旬，石達開入京，追隨韋昌輝大肆殺戮的秦日綱、陳承瑢二人伏誅。

事件本該就此平息，然而洪秀全卻操弄權術，排擠石達開。石達開被逼出走，率領部下遠征他方，與洪秀全分道揚鑣。

天京事變令人唏噓，讓很多人想到一個問題：假如馮云山、蕭朝貴不死，太平天國是不是就不會發生內訌？一來他們本身不具備足夠的實力抗衡楊秀清，二來蕭朝貴也是一個野心極大的人，假使他們活著，無非“誅楊聯盟”多添一兩人，或者內訌名單更長罷了。

上層人物的內斗未必是太平天國的轉折點，換句話說，它還有振作的機會。天京事變被屠殺者多為老弱婦孺，太平軍骨干將士被牽連者甚少，哪怕是楊秀清的心腹將領。石達開離開時，也沒有太撕破臉，只帶走了自己一直統帥的部隊（約三、四萬人），轉戰于閩、浙、贛等地，牽制了大量清軍。

事變后，太平軍進入戰略收縮階段，除了皖北形勢好點，湖北和江西控制區全面喪失。但石達開出走僅一年之后，太平天國迅速地再破江北、江南大營，開辟了蘇南、浙江兩大根據地。

天京事變的影響主要在于信仰方面。在這場內訌中，天父身首異處，上帝之子手足相殘，這對于上帝信仰來說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諷刺。無論洪秀全此后如何掩飾或為誰平反，都不可能使這條傷疤愈合。

▲石達開畫像。圖源：網絡

反抗反抗者

1859年春，洪仁玕越過重重阻礙，終于來到了天京。

對于洪秀全來說，兩兄弟的久別重逢堪稱上帝的禮物。除掉楊秀清之后，洪秀全需要一個值得信賴、又有見識的人來輔佐，而洪仁玕正好滿足這個需求。不出一個月，洪仁玕就被封為干王，總理朝政，躋身太平軍最高層。此舉引起李秀成、陳玉成等一批功臣宿將的不滿。為平息眾怒，洪秀全封陳玉成為英王，封李秀成為忠王，以安撫軍心。至此，一個新的領導班子形成。

洪仁玕在香港這幾年雖是匆匆一瞥，卻目睹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呈上《資政新篇》，主張向西方學習，強國富民。然而，《資政新篇》如同太平天國另一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一樣，在戰時根本沒有落地的可能。要想實現這一藍圖，必須打贏這場戰爭。

此時，清朝重建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再度對天京形成包圍之勢。洪仁玕提出了一個計劃，派遣一支部隊進入浙江，攻打杭州，清軍必然分兵救援，屆時再集中兵力一舉殲滅江南大營。他還說，如果計劃成功，可趁機占領富庶的蘇杭，與洋人取得聯系，租借汽船。有了這些船，便可在長江通行無阻，南中國就是掌中之物。

1860年，李秀成離開南京，神不知鬼不覺地抵達杭州，接著高調發起攻擊。清軍果然回防，到杭州城時只剩一片廢墟，不見叛軍身影。另一邊，太平軍各部完成集結，對江南大營發動猛攻，清軍潰散。之后，李秀成依計行事，攻丹陽，占常州，進無錫，克蘇州，奪嘉興，隨后建立蘇福省。1861年12月，太平軍再克省城杭州，建立浙江天省。

▲李秀成畫像。圖源：網絡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將相和睦，戰局扭轉，地盤擴張。然而，真正的轉折卻是悄無聲息的。

當太平軍從廣西貧窮閉塞的山村挺進富庶的江南，雖然開辟了大好局面，但造反者的銳氣與理想已是慢慢消退。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居于深宮，成天研讀經文、鼓搗信仰，活得越來越像一個神棍。他宣揚“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但在現實中，掀起反抗大旗的太平軍一直在被民眾反抗著。

太平軍起義前期，沒有像樣的地盤，以豁免錢糧號召百姓歸附，籌餉基本靠破城后的戰利品。定都天京后，太平軍的勢力依然局限于幾個重要城市，且由于清軍的圍剿，不得不實行軍事化管理，商貿活動基本停滯。他們占據了最為富庶的江南，但城市在古代屬于“剝削者”的角色，本身創造不了多少財富。為解決糧餉問題，他們只能頻繁“打貢”（強索錢米）、“打先鋒”（擄掠）和“派大捐”。窮盡農村之力供應城市，窮盡長江中游之力支撐都城，窮盡底層百姓之力供養金字塔尖的親貴。

最悲哀的是，太平軍無心越出城墻，經營農村。1860年后，隨著李秀成拿下蘇南、浙江兩塊地盤，太平軍終于有了穩定的控制區。李秀成頒布告示，要求各地編立門牌、舉官造冊、推舉鄉官、征糧納稅。選鄉官的標準很現實：誰能籌餉，誰就上任。于是，搖擺不定的地主、蓄意搗亂的鄉賢、在衙門做過事的胥吏、欺男霸女的無賴紛紛當選。這些人要么怕被殺頭，要么想要投機，是顧全不了當地百姓的。

要知道，部分江南百姓愿意接受太平軍統治，是因為清朝賦稅太重，希望變天之后能減租減糧。結果太平軍一來，一切照舊，有些地方還變本加厲，他們心中的不滿必然加劇。

于是乎，江南民變四起，堪比煮沸的開水。舊勢力紛紛抬頭（很多人本身就是鄉官），引導憤怒的民眾對抗太平軍。1860年，蘇福省常昭縣王市鄉官局錄用了何年年和沈大茂，二人極力盤剝鄉民，然后誘使鄉民搶掠典當庫錢財。消息傳開，周邊鄉民蜂擁而至，男女老幼共一千余人，從早上搬到晚上，幾乎將庫房搬空。

太平天國治下最慘烈的一次民變發生在浙江諸暨包村。1861年，包村農家子包立身殺太平軍鄉官，舉旗起事，號“東安義軍”。他率領的義軍驍勇善戰，與太平軍大小數十戰不落下風，殲敵無數。

與哄搶典當庫的農民一樣，包立身的部隊也沒有所謂的“大義”。他曾發布討賊檄文，滿口保衛家鄉，而非什么“正統”“天命”。有人想奉承包立身，把他比作抗擊太平軍、為國就義的清朝官吏趙景賢，包立身斥責道：“彼為清朝耳！予守包村土地，為國為民，予無滿洲守土責任也。”

有趣的是，包立身還是一個“邪教”頭子。他平時“作道士裝，色純白，左右侍者氅衣負劍”，儼然一副神仙模樣。他最初與太平軍幾場戰斗均取得了勝利，更是大大增添其神奇色彩，甚至太平軍都以為他有神靈庇佑。

1862年，太平軍抽出數萬兵力進攻包村，立下“不破包村不還”的誓言。在絕對的實力面前，包立身無法再施展神奇。開戰之初，太平軍在一次伏擊戰中獲勝，“遂知立身無術，日逼村堡”。太平軍雖然兵力占優，卻并不強攻。他們先斷了包村的水源、糧道，使得包村民心浮動、士氣驟降。村民當著包立身的面破口大罵，完全沒了斗志。最后，太平軍一面以火炮明攻包村，一面挖地道，穴地而出，破了包村。據載，包村之役“陣亡殉難官紳男女統計一萬四千七十七名”。

包立身并非清朝的忠臣，卻以數千之眾、彈丸之地抗衡太平軍十余萬兵馬長達九個月。這正是太平天國的失敗之處：它既無法籠絡地方精英，也未能滿足農民的期待。

本來，太平軍在民間的形象就非常不好。上帝信仰屬于“洋教”，又反孔非儒，為士大夫所不容。嚴禁偶像崇拜，倡導留發易服，為民眾所排斥。清政府搞輿論戰，專門編寫聳人聽聞的消息，渲染太平軍的厲鬼形象。

太平軍的軍紀算不上有多好，劫財掠人是常有之事。攻占某地時，如果遇到的抵抗太過激烈，也有屠村之舉。但總體來說，太平軍犯下的殺孽要少于清軍。團練、土匪也是劫掠百姓的好手，只不過他們做的惡事，往往賴到了太平軍頭上。

江寧人李圭曾被裹挾入太平軍，據其回憶，太平軍內有些人往往隨意殺害被擄者，奸殺婦女，“窮兇極惡，無所不至”，但“行此類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贛等籍人，先充官軍；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賊；或戰敗而降賊軍，積貲得為老兄弟者居多。其真正粵賊，則反覺慈祥愷悌，轉不若是其殘忍也”。

這表明，太平軍老兄弟軍紀較為嚴明，但隨著軍隊擴招，大量散兵游勇、流氓無賴加入，軍紀嚴重敗壞。通常的情況是，太平軍主力經過某地，很少侵犯百姓，等他們走后，一些“新賊”到來，殺人略貨，無惡不作。

1861年以后，太平軍規模膨脹，面對湘軍常是以多對少，但戰斗結果則勝少負多。兵將素質的降低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民心的喪失。

太平軍把自己孤立在城墻之中，最后只能化作人們想象中的“厲鬼”。所謂天京之圍，更像是作繭自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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