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日報

明前茶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代九品芝麻官李善德（雷佳音飾）在同僚的欺瞞與忽悠下，變身“荔枝使”，接下從嶺南運送鮮荔枝為貴妃賀壽的任務。他很快發現這是陷阱——辦不成皇差多半惹上死罪，自家閨女可能被抵債為奴。“既然退無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

這部電視劇，并沒有屈服于同名小說的巨大影響而一比一復刻原著故事。相反，編劇是有野心的，他決定將原著這把斬釘截鐵之“劍”，改成沉穩老辣的棍法，從而“打出”更加復雜、多元、立體的“長安眾生相”，揭露玄宗時期巨廈將傾的風雨飄搖之感。

眾所周知，馬伯庸僅用11天就寫成《長安的荔枝》，小說猶如一把青冥劍，銳利、輕靈、飄忽，擅長借力打力，大量通過非線性的表達、單刀直入的比喻、機敏跳躍的留白，以及多種敘事視角的互相穿插與轉換，傳遞出主人公在絕境下尋求突圍的耐力。而7萬字小說要擴充到35集的體量，必須改成“棍法”，深化長棍之拙笨、沉重、風聲貫耳，一下下地揮出，將原著中的凌厲描述可視化，也將人物命運的傳奇性刻畫得更多面。

改劍為棍，揮出“長安眾生相”

當然，由劍法改棍法，一定會遭致“原著黨”的不滿，他們會覺得這多少破壞了原著的鋒銳破空之美。電視劇出現了鄭平安（岳云鵬飾）代表的權謀線，連圍繞李善德的“送荔枝線”，也出現了不少無關緊要的小人物——他們仿佛不是“棍法”本身，而是“棍法產生的幻影”。這些“以喜展悲，而愈見其悲”的表現手法，是不是令整個故事的體量與節奏顯得臃腫一些，不夠緊實？自然，棍法有棍法的短處，但正如李善德有一句讓人心中一揪的人生宣言：“就算失敗，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這句話恐怕也是編劇們的決心之所在。

縱觀本劇，由劍改棍的技法，至少從三個方向上做了有益的嘗試，讓一個簡潔有力的故事變成一個豐滿復雜的世界。

首先，電視劇《長安的荔枝》對一眾小人物做了忠實描繪，并竭力挖掘其行為背后的心理潛臺詞與內在邏輯，務求令每個人的選擇“看似無理卻有情”。如李善德的小舅子鄭平安，作為八面玲瓏的“陪酒侍郎”，他詼諧幽默又極其愿意自嘲，像一枚胖胖的大陀螺，憑著一股“既要保自己，又要保姐夫和外甥女”的精明勁兒周旋于官場，但最終，他依舊在左右相的權斗中被撞翻在地，為救姐夫和外甥女拼上了性命；寒門出身的趙掌書，一生也是數度起落，從最初的心懷青云之志，到一心向上爬的油滑奸詐，到最后終于看透了整個王朝的朽敗，寧可從官場爭斗的漩渦中脫身，去做個說書先生；胡商蘇諒，是李善德最終將“轉運荔枝”之事辦成的關鍵人物，他有著商人的精明與義氣，最終卻被卷入權力斗爭，寒了心，帶著手頭所有的雙層陶甕黯然離去……這些小人物的每一次竭力掙扎，都是個體面對命運滔天巨浪時的慘傷與無奈，也讓那個虛假的盛世增加了荒誕感。

其次，電視劇《長安的荔枝》通過各種長鏡頭的串聯、隱喻鏡頭的互相照應，將原著主人公內心震蕩的時刻可視化、豐富化，讓人印象深刻。以李善德費盡心力推演出荔枝轉運的可行方案，回到長安尋求各府衙署協助為例，原著只用了一句話來描繪李善德的境遇與內心苦楚：“李善德在皇城里如馬球一樣四處亂滾，疲于奔命。”至于他為什么有“身為馬球”之感，小說并未展開細述，但劇中，這一心理波瀾被放大了：李善德一路從戶部、太府寺、政事堂，滾到左藏蜀、兵部、上林署，又從太監魚承恩腳下，滾到了右相腳下，他像馬球一樣隱忍并滿臉堆笑，像馬球一樣被“按章辦事”的官員們麻利地推來搡去，他萬里奔波寫下的“荔枝運輸札記”，終成一堆廢紙。我們看到，李善德被多方敷衍后，終于忍不住爆發，再泄氣萬分地走出了府衙，鏡頭此時瞄準了路邊一只正在雜耍賣藝的猴子，猴子套著鎖鏈，為討吃食而麻木翻滾。而李善德這一人物的“亂滾奔命”的悲劇性，也在這一刻得到了悲愴的定格。

第三，電視劇《長安的荔枝》在服化道上的嚴謹，忠實還原了歷史，深化了嚴肅主題的可信度。以“分枝植甕法”來運荔枝，是對唐代史實的精當再現，胡商愛用的琉璃器、峒女銀飾等小細節也十分考究精致。除此之外，劇中人物長安十七娘（張天愛飾）出場時，大方地披了一件淺青大寶花錦披。這件“錦披”的原型，就是收藏于日本正倉院的盛唐大寶花錦，風格十分雍容華貴，是盛唐的原版時尚服飾，披袍有袖子，但一般不穿進去，而是像如今女強人的西裝一樣披在外面。服化道團隊還考慮到唐代交通不便，服飾風格的演變從長安推送到嶺南會有數年時間。因此，為左相做事的嶺南空浪坊坊主云清（安沺飾），造型上就沒有采用天寶后期長安流行的蓬松雍容發髻，而是梳起了開元末年相對收斂的發式。

總之，《長安的荔枝》作為一部改編作品，憑借對李善德心理變遷的刻畫，對他周圍小人物的描繪，以及基于史實的精細服化道還原，最終以一套完整的“棍法”完成了對大唐由盛轉衰時，悲涼荒誕底色的刻畫。這種刻畫，雖不及拔劍而舞那么凌厲，卻展示了另一種“沉痛的分量”——那是對蒼生黎民的悲憫，也是對濁流滔滔的憤懣。（作者為散文家、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