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于：銀行家雜志｜作者：張明 王曉曦｜責任編輯：董治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了針對全球的“對等關稅”政策，引發各國政府強烈回應，以及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對等關稅”政策公布后三天，全球股市蒸發超過9.5萬億美元市值，全球債市、外匯和大宗商品市場的動蕩均明顯加劇。美國股債匯出現了三者齊跌的罕見現象，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創下自“9·11”事件以來的最大單周漲幅。

關稅沖擊持續震蕩全球，各方博弈不斷升級。面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高關稅和其反復無常的做派，必須堅定推出反制措施。如果讓步，對方必定是得寸進尺。唯有堅決斗爭，才能打出談判與合作的空間。2025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要“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實現“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5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了“一攬子”增量政策，有力穩定市場信心。5月12日，中美發布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美方承諾取消部分加征關稅，中方也做了對等的取消，關稅壓力暫時得到緩解。不過從中長期來看，中美經貿關系依然存在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關稅可能不是特朗普政府的最終目的，而是作為一種談判策略或博弈手段，旨在實現米蘭報告（Miran，2024）里提及的減少美國貿易赤字與維護美元霸權的雙重目標。事實上，從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美國政府就在經貿領域、科技領域對我國施加顯著壓力和極端限制。我們對未來一段時間內國際經貿環境的惡化要有清醒認識，明確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中美都將反復進行戰略博弈。

那么，在此背景下，應當如何增強我國經濟的韌性呢？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做好自己的事，“以我為主”，堅持擴大內需。同時，也要“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本文將分別從擴大內需和對外開放兩方面闡明當前形勢，提供對策建議。

堅持擴大內需，大力提振消費

擴大內需是2025年的首要任務

在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下，2025年“擴大內需”成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和“大力提振消費”。這正是由于內需不足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僅為3.3%，顯著低于2015年至2019年期間9.7%的均值。從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駕馬車”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看，2024年最終消費的季度平均貢獻僅為2.3個百分點，也明顯低于2015年至2019年期間4.2個百分點的季度均值。

按照影響居民消費的三因素（即收入變動、財富變動和預期變動）進一步拆分，可以發現，短期內，制約消費增長的主要因素是疫情以來居民收入增速顯著放緩。中國城鎮與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同比增速在2024年分別為4.6%與6.6%，顯著低于2019年的7.9%與9.6%。中長期內，制約消費增長的因素主要有兩條：一是居民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的預期與信心較為低迷，二是居民、政府、企業三部門之間與居民部門內部均存在明顯的分配失衡。居民的避險情緒增強，在金融市場上體現為預防性儲蓄上升，2022年以來，居民部門新增存款規模明顯上升，新增貸款規模持續萎縮。

在收入分配方面，企業部門創造的利潤并沒有充分轉移到居民部門，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狀況也有待改善。除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外，更重要的是，城鄉居民在財產與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要遠高于收入差距。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為了提振消費，短期內需要擴大宏觀政策刺激，中期內要加快結構性改革。按照從短期到長期，從宏觀刺激到加快改革的邏輯，相關政策建議如下。

短期內，擴大宏觀政策刺激

第一，切實落實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中國名義GDP增速的反彈。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總需求不足，存在負向產出缺口。短期內，為應對內需不足的問題，中央財政應加大舉債與支出力度，切實推動消費與投資增速反彈。除了盡快落實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政策擴張力度之外，還應提前籌劃今年下半年額外的政策擴張，尤其是加大特別國債發行。要“用好用足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筆者建議二季度加速發行本年度余下的專項債和特別國債，此外，本年額外增發2萬億至3萬億元特別國債。

第二，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短期收入。202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筆者建議，通過發行普惠式消費券的方式，促進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增加消費。為了進一步放大消費券的乘數效應，建議發行不與任何特定產品或服務掛鉤的普惠式消費券。

第三，推動資產價格觸底回升，也有助于提振消費者信心。在房地產政策方面，應盡快穩住一線城市核心地區房價，保護經營比較穩健的頭部民營開發商。通過全面放松限購限貸政策，激發剛需與改善型購房者入市。發行特別專項債券，為優質房企提供低成本、長期融資支持。政府可出資收購二三線城市部分閑置商品房，將其轉為出租型保障性住房。在資本市場方面，應努力培養“牛長熊短”的股票市場。加大地方社保資金、保險公司資管資金等長期投資者的入市力度。由中央財政發行2萬億元特別國債，用募集資金組建中國的股市平準基金，穩定股票市場。

中長期內，加快結構性改革

在人口老齡化以及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率下降的背景下，當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呈現持續下行趨勢。為扭轉這一趨勢，提振微觀主體信心與預期，必須依靠更大力度的結構性改革提振潛在經濟增速。改革包括收入再分配改革、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改革、加大統一大市場建設力度、推動民營企業發展等。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應大力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其一，應加大向民營企業開放教育、醫療、養老、電信等服務業部門的力度，扶持民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其二，應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保護民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其三，應通過加快央地財政關系改革，讓地方政府能夠大致實現收支平衡，從而切實有效地改善地方營商環境。2025年4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明確規定“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是國家長期堅持的重大方針政策。”

第二，加大國內收入再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尤其是讓具有更高邊際消費傾向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夠獲得更高收入。2024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在國民收入跨部門分配方面，應顯著提高居民部門收入所占份額。應提高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事業的財政投入。國有企業應加大稅后紅利上繳財政的比重，也可以考慮將部分國有企業股權劃撥給全國基本養老金體系，從而實現企業部門向居民部門讓利。在居民部門內部分配方面，應逐漸實施更大力度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比。例如，遺產稅和資本利得稅，不僅能促進收入再分配，調節收入差距，還能給政府帶來新的稅收來源。

第三，應加快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改革，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2024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其一，應加大養老領域改革力度，促進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商業機構養老相結合的養老體系建設。其二，應加大教育改革與住房改革力度。應增加優質教育服務的供給，大力發展優質職業教育。應顯著增加一二線城市保障性住房供給，培育長期租房文化。其三，政府應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顯著提高農村居民的社保水平，降低農村居民的醫保成本。

第四，應加大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力度，打破地區保護主義與行政分割，讓各類要素能夠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降低要素與商品的國內流通成本。2025年1月7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發布，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促進人才資源流動和有效配置。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扎實開展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有助于完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對沖國際經貿秩序動蕩的重要戰略舉措。

持續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2025年4月初，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意味著去全球化趨勢和不確定性的加劇。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貿易、直接投資與金融交易都可能受此影響。關稅戰不僅會短期內沖擊國際金融市場，還將地長遠改變全球貿易和投資流向，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筆者從貿易（產業鏈）、直接投資、金融三個維度展開分析。

統籌發展與安全，增強產業鏈韌性

全球貿易增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兩個重要時間節點之后都出現趨勢性下行。2020年以來，隨著全球新冠疫情的爆發，各國都意識到在產業鏈上過度依賴核心節點將增加脆弱性，從而更加注重產業鏈的安全可控，尋求安全與效率的平衡。各國都在追求產業鏈離本國更近、更加多元化，采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中國+1”等形式，客觀上導致全球產業鏈的碎片化程度不斷加劇。2025年4月初以來，美國政府征收“對等關稅”的政策可能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碎片化的趨勢再度加劇。

2024年，中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30.3%，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占中國進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50%。此外，中國與東盟連續五年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2024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外貿、穩外資”，包括外商投資體制改革、推進服務業開放、共建“一帶一路”等。

為了增強我國產業鏈韌性，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加強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合作，重新啟動自由貿易區與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第二，深化RCEP框架下的產業鏈整合以及中歐經貿合作，推動對東盟以及歐盟出口，重點開拓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市場。第三，建立“中國+N”供應鏈體系，降低對美出口依賴，保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可控，保留適度的冗余。推動投入品國家來源的多元化，提高中間投入品的可替代性。

多措并舉，穩住外商直接投資

近年來，隨著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調整，以及受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影響，國際投資環境不容樂觀，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整體流量明顯下降。此外，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對敏感行業對華投資實施限制，以及中國國內的勞動力要素價格上升等因素，進一步影響了流入中國的FDI。

為穩住外商直接投資，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擴大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開放試點，切實落實負面清單制度，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設立投資性公司，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第二，加快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步伐，降低各類要素與產品在國內自由流動的障礙與成本，促進外國直接投資更多轉移到中國中西部地區。第三，改善營商環境，切實落實外資企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平等國民待遇。

提供安全資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在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加征“對等關稅”之后，美國金融市場出現了股債匯“三殺”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元并未像以往那樣，在宣布加征關稅之后迅速升值，承擔起國際金融市場上“安全避風港”的角色。這標志著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一個新的國際經濟貿易金融秩序將“浴火重生”。

根據經典金融理論中的“特里芬悖論”，一國既要維持其貨幣的國際地位，又要實現貿易順差是不可能的。而作為“對等關稅”的設計者，斯蒂芬·米蘭曾撰寫了一份名為“海湖莊園協議”的經濟方案，計劃通過關稅和匯率調整等手段，迫使其他國家作出有利于美國的讓步（Miran，2024）。筆者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悍然推動“海湖莊園協議”下半篇，尋求通過對美國政府債務的強制性重組來降低外債負擔的話，那么美國國債作為全球安全資產的聲譽以及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反而將嚴重受損，最終動搖美元霸權根基。全球投資者會越來越多轉向其他具有充分流動性、較高收益、規模足夠大的安全資產。

如果美國在孤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那么國際貨幣體系就到了加速演變的時間窗口，人民幣國際化就出現了難得一遇的外部機遇。我們應把握這一機遇，審時度勢，迅速行動，加大力度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張明，2023）。筆者建議采用新“三位一體”策略（張明，2022）：第一，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計價與結算。第二，加大向外國投資者提供人民幣計價的優質安全資產的力度，例如中國國債。第三，加快建設和推動人民幣跨境清算結算基礎設施建設，包括CIPS與數字貨幣橋。

【參考文獻】

[1]張明.助力高質量發展的國際金融方略[J].金融評論,2023(3):15-18.

[2]張明.全球新變局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擴展——從新“三位一體”到新新“三位一體”[J].金融論壇,2022(11):3-9，50.

[3]Stephen Miran.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R]. Hudson Bay Capital Research Report, 2024(11).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其中張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文章刊發于《銀行家》雜志2025年第6期「經濟觀察」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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