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就職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作者授權發布。標題為編者所擬。

就在我們赴歐洲的中國民間投資考察團緊張地準備相關的法律資料的最后階段，我提醒團隊年輕成員們注意：我們考察歐洲中部的幾周期間，極有可能會碰上當地正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80周年的活動。而那幾個國家，甚至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民族、教會，在戰前和戰爭期間都有過非常不一樣的經歷。我們作為來自中國的考察團（包括以香港為操作地的公司），要具備應有的、歷史的、政治的敏感意識，千萬不要隨便對歐洲媒體發聲表態。萬一你的講話無意中冒犯了當地社團或政黨，就有可能影響你們籌劃許久的投資項目。尤其因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曠日持久的武裝沖突，令整個歐洲都焦慮不安，而且有些政治組織對相關政策極為疑慮，甚至公開指摘。

于是考察團幾位年輕成員建議我對二戰結局與目前國際關系作些分析，幫助他們在與外國機構討論投資意向時，在大背景上做到心中有數。鑒于這類考察團每段時間去的地區不一樣（我下次要陪同他們去東南亞），成員們建議我回顧二戰的評論系列從中國周邊開始，也就是從亞太戰區講起，這當然合情合理。5月10日，中國內地最大高科技公司之一的海外發展部主管繼續與我討論：為什么不同區域，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有不同的說法？這些問題牽動無數人（包括其家庭的前輩有些死于大戰）的經歷、記憶和情緒，也滲透進他們當下的政治意識形態脈絡，影響他們的決策。我決定花費時間作些解讀，首先是服務于我們周邊，從亞太區域開講。本篇評論的標題在5月19日凌晨發給考察團征求反饋，立刻有一位身在新加坡的李博士回應：“'曾經有過'4個字，真是憂傷難掩?！彼堰@個標題翻譯成英文，轉發給他們的海外投資通訊網：80 years after the gunsfell silent : Fading echoes of memoryand action.

我對二戰的認知分成兩大階段：1984年8月之前與之后。從1994年起我以香港教授的身份，參與了幾個非常有意義的內地紀念二戰項目，從中學習到切實的地方戰情。同時我也盡量對多個地區的政府部門和媒體講解，1984年之前的35年里，內地的教育和宣傳包括各種文化藝術展覽節目，對二戰的描述既不全面，也不深刻，更不持平。若不把全球學術研究界幾十年來客觀的考證成果系統地翻譯過來，讓公眾自由閱讀，內地各界人士與國際上學術界和嚴肅媒體討論二戰史，很難相互理解。對內地公眾認知密切相關的事態包括：納粹德國與蘇聯在1941年6月巴巴羅薩開戰之前的勾結、合謀對歐洲秩序和安全的破壞。蘇聯在希特拉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之前，已經對周邊的中小國家進行蠶食和進犯。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制度是從蘇聯借鑒來的，1917年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后就開始建立集中營，兩國在勞改營和集中營（名字不同，實質一樣）大門口布置的口號也是一體貫通：“勞動是光榮的！”蘇聯對猶太人等少數民族也實施了種族主義虐待政策，雖然沒有達到整體滅絕的程度。蘇聯的衛國戰爭，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美國撥給的巨量軍火和制造業物資援助，然而1945年戰爭結束后，斯大林拚命鼓吹“蘇聯完全是靠著自己的力量贏得戰爭”，命令盡快消除美國援助的紀錄，甚至把戰爭年代在遠東海港專門經手接納美援的蘇聯軍民，限制居住在特定地點，防止她們（青年女性為主，有些與美國士兵相親相愛）向外訴說真相。

俄國大軍追擊法國軍隊的一路上放肆強奸當地婦女，至少有10萬以上受害者。若是懷孕了，許多母親寧可溺死嬰兒，也受不了永遠與強奸者的孩子共同生活。二戰結束70周年紀念期間，在波蘭街頭就有臨時樹立的雕像──蘇聯紅軍士兵強奸當地婦女。不要以為這是僅僅發生在歐洲的慘劇：蘇聯紅軍攻占中國東北后，四處強奸當地婦女，掠奪財富。你如果問問老一代的東北人，他們會告訴你，老毛子（當地人俗話稱呼蘇聯官兵）對東北人的野蠻行為，遠超過日本占領軍。

蘇德戰斗的最后階段，兩邊交換戰俘和人質，斯大林嚴令：凡是蘇聯人必須遣返回國，不允許他們自由選擇去向。于是許多蘇聯戰俘和人質紛紛從交換地點的大橋上跳水自盡，不愿再回到祖國。二戰一旦結束，斯大林就遇到早年拿破侖戰爭期間的危機：蘇聯大軍追蹤法國軍隊攻入歐洲后，一路上發現歐洲的現代化和文明程度遠遠超過專制農奴體系的蘇聯，于是俄軍中的真正愛國者回到祖國后，大力呼吁政治改革和社會解放，鬧起了“12月黨人”的維新運動。蘇聯紅軍攻進歐洲后，沿途也是發現歐洲的現代化和民眾的生活水平遠遠高于所謂的“勞動人民的天堂蘇聯”。斯大林非常擔心從歐洲回到蘇聯的部分紅軍干部會推動政治改革和社會開放，于是實行了新一輪清洗。

我平和地對在抗戰期間有過特別經歷的地區官員和媒體，認真講解這些早就被國際學術界考證的事實，目標明確：希望他們允許內地教育界實事求是地描述二戰史，允許內地媒體積極參與啟蒙，推動與外部文明社會建立共識。在我多次認真參與的內地紀念活動中，最難忘的一是在云南，二是在重慶。云南的三級行政部門（省、地州、縣）確實花費了許多資源，恢復和保持關于二戰的文字、圖像、實物紀錄。他們收集和復印的美軍官兵和志愿人員來中國境內或邊境地區支援抗戰的史料，雖然比較粗糙（早期的拍攝技術太差），卻極為罕見?？上芟抻谫Y金不足，印刷量太少。我曾建議他們多印制、郵寄給美國主要的公共圖書館和名牌大學圖書館珍藏，他們卻付不起那么多的制作成本和國際郵費。我帶回香港幾冊，郵寄給美國最著名的幾所大學圖書館。

▲1944年10月14日，在已被轟炸得千瘡百孔的街道上，一個美國大兵和一位中國老大哥正在以這種最為古老而又正宗的方式“借火”。你說，他們倆是誰在向誰“借火”呢？

云南省內的多家中小型二戰博物館，里面的物件和解說詞是非常真誠的，處處感謝美國的多種援華行動。云南省政府的對外交流部門，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還發起過邀請二戰美國老兵重返云南再走老戰區通道。老外們的境外費用自理，入境云南后由當地支付（香港科技大學創校一代、二戰史專家齊錫生教授和我也受到邀請），我們從保山步行到達騰沖邊界，不過美國人不可以越界到緬甸的密支那，中國人可以過去。那條路正是在二戰期間中國最危亡的關頭，把美國軍援運進中國抗戰后方基地的唯一生命線。

二十世紀尾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多次受到云南省對外交流機構的正式委托（我是該機構三屆海外理事，多數時候代表香港學界），說明他們收集信息，尋找健在的美國二戰老兵，請他們重返戰地。幸虧那個時期的香港高校里，來自美國的非華裔教員挺多。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的一位年輕美國同事Greg，就認真地幫助我尋找美國二戰老兵聯絡網，特別是曾經在中國戰區服役過的。我麻煩了Greg幾次，他好奇地問：你也不是研究二戰史的，為什么老是在尋找美國老兵？我于是向他講述了幫助云南省對外交流機構的工作來歷，特別把該機構的兩位負責人楊先生和周先生對我說的原話翻譯給這位美國同事：“丁先生，我們委托你幫助尋找美國參加過中國戰區的老兵，完全沒有藉此開展外貿的考慮。就是想讓這些健在的美國老兵知道，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20多歲的時候來到中國，與我們的前輩同生共死。中國老百姓是不忘恩的?！?/strong>

▲二戰期間，被新四軍營救的5名美國“飛虎隊”飛行員在新四軍駐地合影

我聽說，云南那邊一旦聯系上了美國方面的家庭，老兵連同家人在電話里又叫又笑，有時又止不住哭泣。他們年輕時在亞洲渡過的那段二戰歲月，是他們一生最稀有的片段。2012年之前的十多年間，我在云南參加紀念二戰的民間活動，很少能不淚流滿面，也在亡靈墓碑前跪拜。

Greg在香港工作了幾年，辭別科大返回美國，臨行前來我的辦公室告別，說：“我回到美國后，如果你需要我，我還會幫助你們尋找二戰老兵。你們中國老百姓是不忘恩的?！?/p>

這些年來，中國內地巨款扶持的大外宣機構，推出過那么多的大型節目，播出過那么多的評論和講話。僅就針對中美關系的那些內容而言，有哪一篇，比得上我十幾年前在云南聽到的那句話更有感染力：“請告訴美國老兵，我們中國老百姓是不忘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