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6年夏天，我認識的一位老領導，突然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決定：他放棄了正師級的職位，選擇了“算斷”，按普通士兵的身份退伍，打算自己出去闖生活。他是四川平昌人，1945年11月生人，1964年12月當的兵。在部隊這些年，他干過副團長、團長、炮兵旅長、副師長，后來當到集團軍副參謀長。他這么一下子把自己從那么高的位置“擼”到底，變成個普通退伍兵的做法，實在沒人能想通！
他是1975年國家開始安排軍隊干部轉業之后，主動復員的人里面，原來職務最高的一個老兵了。就算放到現在，軍隊干部轉業有很多政策可以選擇，他當時作為作戰部隊的正師職軍官，選擇一次性“算斷”走人，估計全國也是頭一份。當時，他把復員申請交上去的時候，整個組織上都震住了。這位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立過功的老兵，這位能把成千上萬組作戰數據記得清清楚楚的“快反師”副師長，這位正當年的正師級干部，竟然選了“買斷”復員。消息一傳開，部隊里說什么的都有。有人說他傻，放著好好的師級干部不當；有人說他太狂，五十多歲的人了還敢從頭開始；但更多的人，心里頭暗暗豎大拇指：這才是真正的硬氣！

他這個決定，不是一拍腦袋就定的。那個年代，轉業干部怎么安排工作，越來越是個難題。記得有一天，他拿著份報紙，手都有點抖——報上登了，又一位轉業干部因為工作安排得不順心，尋了短見。“軍人連死都不怕，還怕活著？”他重重地把報紙拍在桌上，震得茶杯里的水都濺出來，弄濕了桌上的作戰地圖。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常常想起三十多年前那個冬天。十八歲的農家少年，光著腳丫子，背著裝滿草木灰的背簍在地里干活。是部隊改變了他的命，是組織培養他一步步成長起來。現在，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報答這份恩情。
家里人的反應也不一樣。三個孩子倒是都支持他，都說：“爸，我們聽你的！”可老伴兒急得直跺腳：“你瘋了嗎？這圖啥呀！”但他這個人，認準了的事，就像當年他帶著尖刀營往前沖一樣，九頭牛都拉不回來。
1996年8月16號那天，他正式脫下了軍裝，開始了新的人生路。復員的手續辦得挺快。拿到手的復員費是20萬塊錢。他盤算得很仔細：先辦完退伍手續，把身份從軍人變成老百姓，然后把自己的戶口遷回了當初當兵的地方——四川平昌。接著，他給自己買了一份社保。又在成都郊外的一個鎮子上，花了13萬塊錢買了套房子。剩下的錢，他就帶著，準備開始新的奮斗。

云貴川那些大山里頭，就多了一個背著行囊的身影。他住鄉鎮的小招待所，在路邊的小飯館吃飯，和彝族老鄉一起圍著火塘烤土豆、聊天。后來在漾濞縣考察的時候，他發現那里水特別多，可當地人卻用不上電。他當場就拍板，要在這里修個小水電站。錢不夠，他就到處跑著去想辦法；技術上有不懂的，他就虛心去請教別人。等到江平坡水電站終于建好，能發電并入電網的那天，當地的彝族鄉親們高興地圍著這位“老師長”跳起舞來。這個水電站，發電能力是兩萬千瓦，一年能有一千七百多萬塊錢的收入（按當時的物價算）。到現在，它已經并網發電十多年了，給當地增加了不少稅收，也解決了一些人的工作。
后來的日子里，他當過企業的顧問，也幫人協調過項目，但心里頭一直惦記著農村的事。有一回在孝感，我們幾個他以前的老部下去看他。大太陽底下，他正蹲在田埂上，跟農民算著今年的收成能有多少，汗把襯衫都濕透了。晚上在小旅館里，他從包里掏出幾個用得皺巴巴的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他在各地調研記下的數字。“這些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太難了，”他說著，眼睛有點發紅，“能幫他們一點，就幫一點吧。”
二十多年下來，他自己掏錢，幫助了三十多個家里困難的學生上學，前前后后捐出去的錢，加起來超過了20萬塊。有人問他，你圖個啥呢？他總是說：“當年要不是部隊接兵的干部看中我這個農村娃，把我帶出來，哪能有我的今天？”
現在，他在成都養老，每天還保持著當兵時候的習慣：早上鍛煉身體，看看書，寫寫過去的回憶，有時候老朋友開的公司請他，他也去當當顧問。2023年8月22號，一次戰友聚會上，我和老首長聊天才知道，他現在每個月從社保那里領4250塊錢（平昌縣那邊還另外給他發800塊錢的參戰補助）。和他同一批、按正師級退休的老戰友，退休工資比他這個數要高出五倍還多。這么大的待遇差別，難免讓人琢磨：要是他當年沒這么“另類”，和大家一樣按部就班轉業或者退休，那現在不是可以輕輕松松享福，待遇也好得多嗎？那他當初辭官為民的選擇，是不是有點太著急了？

老首長聽了，擺擺手說：“賬不能這么算！人的命啊，沒有一定之規。那一扇門關上了，另一扇門自然就打開了，關鍵是你自己得去播種，去收獲。”他指著墻上掛著的一張照片——那是他和彝族鄉親們的合影，哈哈大笑：“你看這些，花多少錢能買得來？”
現在，他和老伴身體都挺硬朗。他老伴是從稅務局退休的，退休工資比較高，老兩口在成都過日子，錢足夠花了。三個孩子都成了家，各自的事業也都干得不錯，對老兩口特別孝順，從來不讓他們操心生氣。他說，這才是晚年最實在的幸福。